作者：欧阳宏生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是中国电视批评的发展时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整个电视事业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得到了很有成效的发展。全国各省、地（市）级电视台纷纷建立，部分县（市）也建立了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到1986年时已开办了3套电视节目，丰富的电视实践急切需要电视理论、批评给予指导。电视实践的需要使电视批评得到了较好发展。其标志主要为：
1、批评队伍扩大，学术交流活动增强
电视研究机构的建立，为电视批评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为了适应电视事业的发展，1986年，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成立，电视批评有了机构与组织的保障。各级电视媒体、电视教育部门都成立学会分支机构，因而由此派生出电视运行中各环节的分支机构，全国性电视评奖和学术研讨活动进入常规化状态。除在电视台系统有专门研究机构以外，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复旦大学、四川大学等科研机构及院校也建立了相应的电视研究机构。各类电视研究机构的建立，团结了一大批有志于从事电视批评的理论工作者，使电视批评队伍迅速扩大。
电视批评队伍不仅有科研部门和各类高校中的研究人员，还有来自社会学、文化学、艺术学、心理学、教育学、语言学、文学等众多专家学者；不仅有电视宣传的管理者，而且还有电视实践的从业人员。椐有关方面统计，这一时期经常以报刊为载体，开展电视批评的专兼职批评家近百人，其他还有大量不固定对电视节目进行分析研究的人员。他们以各自的视角关注、审视、读解电视，取得一批电视批评的可喜成果。
电视批评者不仅包括职业批评家，还包括兼职批评家；不仅包括一般的观众，而且还包括一些特殊观众——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关心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重视电视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李铁映观看了中央电视台1992年奥运会转播的节目后，评价说：“转播很成功，很精彩，前方后方都搞得不错。我从电视转播中了解了很多情况并及时与前方取得联系，如提醒获金牌的运动员在升国旗、奏国歌中注意表情等。《奥运沙龙》换了一些新面孔，很好，开始一段不太熟练，后来也就好。奥运报道中的好经验可以运用到其他节目中去，如文艺、文化、体育、经济节目。”《光明日报》还刊登陈俊生关于电视剧《一村之长》的评论文章，文章说：“《一村之长》从3个方面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1、敢于反映现实，触及矛盾，解决矛盾；2、以充分事实说明，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3、艺术的趣味性和深刻的思想性紧密结合。希望电视台多放一些像《一村之长》这样的好电视剧，以推动农村工作。”1992年中央电视台开办了《经济信息联播》，邓小平几乎是一天不漏地观看节目。他说：“《经济信息联播》的时间虽不长，只有30分钟，但每期内容丰富，节奏明快，信息量大，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将会起到积极作用。”邓小平还说：“播音员的播音速度太快，能否适当慢一点，以利于收看。”
研究机构的建立、研究队伍的扩大，电视批评的学术交流活动大大增加，电视批评的视野同原来比较更加开阔，更加深入，围绕电视新闻、社教、文艺、信息服务四类节目，召开了大量多种形式、不同范围的研讨会。每年由中央电视台有关部门牵头，召开全国地方台行业电视理论研讨会，如新闻类、社教类等。1987年3月在太原召开了“全国电视剧美学研讨会”。会议结合我国电视剧创作探讨了电视剧的美学特征、电视剧美学研究方法以及未来电视剧美学的走向，从而拓宽了我国电视剧理论的发展道路，促进了电视创作者走向理论的自觉意识。1988年11月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筹备组织召开了“革命历史题材和当代人物传记电视剧研讨会”，会议评价和审视了近年来此类题材的创作情况，阮若琳针对创作中存在的问题指出：“从观众反映来看，这方面的创作不够理想，抓得好的剧目比较少，艺术质量偏低的居多。”1991年中央电视台《神州风采》100期研讨会，《地方台30分钟》研讨会、电视艺术片研讨会、首届中国电视节目展播评选、《望长城》研讨会、全国经济宣传工作座谈会等一系列研讨会，批评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及时总结电视传播中的经验，并将其又升华为科学理论来指导电视的传播。这些重要的学术交流活动，将电视批评大大往前推进了一步。
此间，全国围绕电视新闻的真实性、新闻纪录片创作、专题片创作等举行了大量的研讨活动。中国的专题片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创作已经过迅速发展并迈向成熟期。80年代中后期，是电视专题的发展期。这一时期我国电视专题节目创作人员在与电视文艺、电视新闻和电视教育节目的竞争中努力寻求电视专题片的特点和规律，题材选择广泛，风格形式多样化。这一现象引起了电视批评家们的关注。他们举行各种批评活动寻求突破，并认为，系列专题片的崛起，侧重于对题材的文化内涵的开掘和透视，注重对时代重大课题的分析研究，充分利用电视的各种技术与艺术手段以提高专题片的信息量与表现力，获得了较大成就。通过实践——理论——实践这样一个不断批评，不断选择的过程，使电视专题迈向成熟阶段。
2、批评的领域拓展，取得了一定批评学术成果
批评领域是随着电视实践、电视节目的丰富而变化的。电视工作者努力探寻各种表现形式，使电视节目的品种类型大大增加，加之各种先进的制作技术的运用，给电视批评提供了更多的批评对象。
批评路子的拓宽，首先得益于电视形式的多样化。在新闻、社教、文艺、服务四大类节目形态中，几乎每一种形态都包括若干种形式，就以新闻类形态的节目而言，它就包括了消息类电视新闻、影像新闻、口播新闻、图片新闻、字幕新闻、现场报道、连续报道、系列报道、专题类电视新闻、杂志型电视新闻节目、新闻直播、专题新闻、专题报道、电视专访、电视新闻记录片、电视新闻评论、评论员评论、论坛型评论、答问型言论、座谈型言论等等。这对电视新闻的批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教、文艺、服务类节目也同新闻类节目一样，一种节目形态包含了若干种形式。
文艺类节目发展很快，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新的表现形式，包括有：电视小说、电视散文、电视诗、电视报告文学、电视风光艺术片、电视舞蹈艺术片、电视风情艺术片、电视音乐艺术片、电视专题艺术片、电视文献艺术片、电视民俗艺术片；电视小品、电视短剧、电视单本剧、电视连续剧、电视系列剧；电视综艺晚会、电视戏曲节目、音乐电视等等。电视文艺形式的多样化为电视批评提供了发挥才能的舞台。
电视批评路子拓宽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批评的理性思维有了加强。这一时期的电视批评开始从电视艺术的审美特征出发，研究和分析电视艺术表现出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及创作风格。通过对这类作品的鉴赏、评价，使人们在接受电视文化的消费时，在思想认识上，在艺术感受上有一个较高层次的起点。批评家把强烈的思维特征、浓重的文化意识和深刻的审美意识作为评判电视艺术作品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这种现象表明电视批评朝深度方向发展，批评家在思考批评对象时头脑要变得复杂得多，不仅是简单地指出作品的优劣，而且还从哲学的、艺术审美的、历史文化的高度去解释某一现象，去评论某一主题。长篇室内电视连续剧《渴望》的出现，引起了批评家的关注，在这一电视剧播出的前后一段时间，全国各报刊杂志就编发了大量评价文章，据对当时公开出版的11家刊物统计，在同一期号上就发表了18篇文章，就《渴望》产生的意义、创作风格、艺术表现力等进行分析研究。这种现象表明电视批评已走向立体化的批评方法，走向了更高层次。
拓宽批评路子，还表现为给一些在电视创作上取得成就的著名记者、编辑、艺术家召开个人创作研讨会。如1990年4月《当代电视》杂志社等单位联合举办的“胡连翠戏曲电视剧导演研讨会”，1991年6月中央电视台研究室主持召开的“黄一鹤电视艺术研讨会”，同年11月召开的“邓在军电视艺术研讨会”等。研究艺术家个人创作风格和艺术特色，是电视文艺批评走向成熟的标志，它推动了整个电视理论的建设。丰富的电视实践，促进了电视批评活动的开展。一批优秀的电视批评成果在电视界内外引起较大反响，不断地更新着电视文化观念，推动了电视的改革。
电视新闻在整个电视节目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较长一段时期里，新闻节目存在着官话套话多、不及时、冗长全面、浅而不深、题材表现程式化的弊病。此时，各电视新闻类刊物发表了《关于深度报道与动态新闻》（夏之平）、《80年代我国电视新闻报道方式的改革》（吴杰）、《〈新闻联播〉析论》（张翔升）、《论电视评论》（冯建增、周江）、《着力表现电视新闻的思想深度》（马超曾）、《电视深度报道的节目形态》（叶子）、《现场新闻同期声刍议》（肖竹乔）等一系列文章。这些批评围绕电视新闻实践中出现的诸多“热点”，强调电视新闻的重要地位，杜绝假大空报道，以保证电视新闻的真实性和党性原则；强调电视新闻的时效性，提倡多档滚动性播出；强调电视新闻的短平快特点，加强其针对性与深刻性，强调新闻报道内容与形式的变革，扩大报道内容，增加连续报道、系列报道和现场采访报道等。
电视社教专题在这一时期取得突破性的成就，在思想内涵的表达与艺术形式的创新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度，对于电视社教专题的批评此时也十分活跃。如《试论电视纪录片纪实风格的新发展》（张俊德）、《电视纪录片及其社会作用初探》（徐炳才）、《电视专题界说》（陶皆良）、《电视专题节目刍议》（张建堂）、《从专题节目的发展看专题节目的界定》（秦素芬）、《电视专题片探微》（刘文俊）、《电视专题片刍议》（张家滨）、《专题节目的综合性》（张哲西）、《专题节目也是一种节目类型》（林杰谦）、《电视纪录片界定和创作》（任远）、《电视纪录片与电视专题片界说》（高鑫）、《电视纪录片特征辨析》（钟大年）、《从昨天到今天——谈纪录片的观念及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与走向》（路海波）等一大批有影响的电视批评，对于推动中国电视社教专题节目起了相当作用。[NextPage] 电视文艺是为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电视节目样式。关于电视文艺的批评此时代表性的文字有《寻找与观众深层的心理对应》（彭加瑾）、《关于电视文艺的几点思考》（宋春霖）、《光、色与电视美学》（王若芳）、《论电视文艺的编排艺术》（欧泽纯）、《春节晚会与春节文化》（孟繁树）、《电视艺术中的几个美学问题》（曹利华）、《试论邓在军电视导演艺术风格》（范建国）、《音乐电视节目的选择》（陈志昂）等。
电视文艺批评中，电视剧批评是十分突出的。这首先表现在对电视剧的批评开始深入到电视剧艺术构成的各个领域，诸如儿童电视剧、改革题材电视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戏曲电视剧、室内电视剧、行业电视剧等。《儿童电视剧漫谈》（徐家察）、《童心、美育、宏观目标——谈儿童电视剧创作中的三个问题》（蔡骧）、《儿童意识与审美创造》（徐宏）、《论表现儿童心态的三个语言特征》（邹嘉仁）、《如何提高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水平和艺术质量》（阮若琳）、《怎样把辉煌的革命历史变为辉煌的艺术》（王愿坚）、《论戏曲电视剧》（孟繁树）、《在屏幕上再现戏曲艺术》（安葵）、《对“地域”特色的几点看法》（钟艺兵）、《地域特色电视剧与地域文化》（高鑫）、《〈渴望〉的轰动效益及其思考》（周金华）、《幽默对大家都宽容》（童道明）、《谈行业电视剧的进步意义》（陈慧娟）、《双重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大众文艺》（陶东风）等等。
这一时期电视批评成果集中体现在电视文化理论得到了迅速发展，出现了一批电视批评专著。比如中央电视台在此期间出版的著作有《屏前点评录》、《电视的采编与创作》、《话说电视节目主持人》、《电视剧论集》、《电视专题论集》、《电视声画论集》、《电视制作论集》、《电视经济宣传文选》、《屏前点评录》（第二集）、《黄一鹤的艺术道路》等。电视剧批评文集有：《电视剧的探索》（徐宏著）、《王云缦荧屏艺术文集》（王云缦、果青编）、《“飞天”与“金鸡”的魅力》（仲呈祥著）、《荧屏内外》（朱汉生著）等。其他电视艺术理论著作有：《电视文化学》（田本相）、《电视剧艺术论》（宋家玲著）、《电视剧通论》（壮春雨著）、《电视剧美学》（路海波著）、《电视剧导演创作与理论》（高洋、汤恒著）等。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每年还出版电视节目评奖中获奖作品评析的著作。
80年代中后期，电视片《河殇》的出现，在电视批评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并诱发了关于《河殇》的争鸣。提出了怎样评价中国的传统文明，在电视片创作中，我们应该坚持什么样的政治观、历史观等问题。出版了《重评〈河殇〉》、《〈河殇〉的批判》等批评著作及文集。《河殇》的讨论，不仅涉及到创作手法，还涉及到创作理念、指导思想等一系列有关电视创作思想性、艺术性方面的问题，其讨论十分必要。通过争鸣，大家更明确了电视创作，特别是纪录片创作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创作态度，以弘扬中华优秀民族文化为己任的方针。有批评家认为，《河殇》的讨论是批评界思想的一次解放，通过这次讨论，批评家的批评意识的自觉性进一步得到加强。总览这个时期电视批评成果，有着鲜明特征。首先是电视批评理论文章和专著大量增加。这说明电视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正越来越多地引起理论界的重视。其次，涌现了大量的电视批评新观念。随着日益丰富的电视实践，能动促进电视批评的发展，许多新的观念涌现出来。再者，批评领域日益扩展。此期间电视批评领域，不仅日益深入，而且其批评的范围和领域逐渐扩展，涉及电视文化的方方面面。这一时期电视批评的发展也正是中国电视理论全面建设阶段，电视批评的开展推动了整个电视理论的发展。
（实习编辑：季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