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婷

　　看《1428》之前是准备了心情的，毕竟是一部关于川震的纪录片，那场灾难的任何细节都足以令人沉重。然从影院出来的那一刻，预备的心情悬在那里，不知该如何收拾。和我之前看到的关于5．12地震的纪录片、新闻影像不同，这部影片更像是摄影机自己完成的作品，不凸显，不干涉，不评判，只是呈现。

　　影片用了全景式的表现手法，没有曲折跌宕的情节故事，没有丰满立体的人物形象，没有刻骨铭心的痛，没有欲罢不能的悲。砸钢筋卖钱的村民，将废墟作为背景拍照的志愿者，抱怨补助款没有到位的老人，去宿舍寻找孩子遗物的父母，指责老板震后没有尽力救援的工人，创作者忠实地记录着自己看到的，这些零散、细碎的生活各个面向。影片中地震这件事本身犹如照片中的废墟一样成了背景，创作者呈现的是琐碎日常的生活，地震后依然在继续的生活，虽然人们的聊天中多了对救灾款是否被官员挪用的猜疑，村民们表达着把救灾资源集中给重建示范村猫耳什的不满，年轻人说地震后人的观念变了不再想着攒钱，但生活还是生活，那些柴米油盐酱醋茶，东家长西家短，交易时的讨价还价，没有领到电热毯后的抱怨。

　　威尼斯电影节的评委将最佳纪录片奖颁给《1428》时说，面对国家级的灾难，这部影片以冷静不煽情的方式做了客观记录。是的，在数万生命逝去，无数家庭瞬间崩塌的巨大灾难面前，导演杜海滨用超乎寻常的隐忍和克制来表现平淡和日常。他没有深入到悲伤中，而是用有节制的叙述方式和镜头语言，点到即止。即便是面对那个失去孩子的家庭，镜头也没有过多地展现悲痛欲绝，从学生宿舍的走廊移到发现儿子遗物后痛哭的父母和无法言语的哥哥，旋即又移回至尘土飞扬的走廊。

　　影片是在震后10天和210天分两次拍摄的，震后即到灾区的杜海滨不可能没有面对灾难时的人之常情，但他将自我充分后置，在影片中几乎看不到“我”的存在。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在《瓦尔登湖》中说：“一个人若生活得诚恳，他一定是生活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是距离让观察和感受有了厚度和质感。创作者和拍摄对象之间保持的距离使创作者能够冷眼旁观自己看到的，甚至也包括自身，如同第三只眼，一个尽可能中性的目光。《1428》中反复出现一个蓬头垢面的流浪汉，他叫杨斌斌，少年时一次挨打的经历让他变成了疯子，他时常注视着镜头，只是看，没有言语，没有表情，如同他看震后的家乡一样，不快乐，不悲伤。影片的视角某种程度上就像是杨斌斌的视角，这种有距离的观察让影片不再停留在展示痛苦本身，灾难便也经得起端详。

　　照片、电视、电影，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影像构成的环境中，媒介轻易地将现场带到我们面前，他们的生活是那么真实，和我们一样，他们有父母、妻儿，他们吃饭、睡觉，不同的是灾难夺去了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于是在影像的帮助下对于灾难中的人们我们更容易产生悲悯之情，但伴随悲悯的往往还有痛苦、难过、感伤等情绪。这里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们明明知道这样的影像会引致负面情绪，但为什么我们还要去看？某种程度上是我们需要这样的影像，我们需要以此来证明自己生活的完整，证明我们并未麻木，我们有感知痛苦的能力，有施与同情的能力。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旁观他人的痛苦》中指出：“只要我们感到自己有同情心，我们就会感到自己不是痛苦施加者的共谋。我们的同情宣布我们的清白，同时也宣布我们的无能。”虽然出于善意，然而同情这种不稳定的感情却有可能是不恰当的。我们用同情来逃避思考我们的责任，我们在灾难中该承担的。《1428》用平实冷静的叙述，不再唤起受众悲伤、同情、感动的情绪，而是将日常呈现出来供大家思考。于是，在废墟旁兜售地震光盘、图片，消费自身苦难的村，说着“我们国家领导人就是好，他们才真的该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司机，对着镜头问“剪不剪？不剪我就说，剪就不说了”的老人，将温家宝到灾区慰问比作乾隆微服私访的大婶，创作者将这些灾后生活的各个面向一同展示在影片中，不去评价对与错，是与非。就是这样了，这就是地震后的村落，这就是地震后的人，正如导演杜海滨在一次研讨会上所说，这场灾难“每个人都有责任，只是有些人要负主要责任。”

　　（实习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