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宏宇

　　郭小橹的《中国姑娘》在瑞士洛迦诺电影节获金豹奖，这是第三部获得金豹奖的中国电影，前两部分别是1998年吕乐的《赵先生》和2000年王朔的《我是你爸爸》。

　　作家与纪录片导演郭小橹的第一部剧情片《中国姑娘》，在8月15日闭幕的瑞士洛迦诺电影节获得了金豹奖。这是第三部获得金豹奖的中国电影，前两部分别是吕乐的《赵先生》（1998）和王朔的《我是你爸爸》（2000）。除了很显然的女性视角，《中国姑娘》与它的金豹奖前辈在电影形态上也完全不同，影片没有起承转合的传统故事结构，而是用简约的甚至不求连贯的顺序章节，描述了中国姑娘李梅从重庆农村到泰晤士河畔的一段遥远漂流。

　　李梅在一个小镇子上看台球摊。电影的章节字幕说，她从没到过5英里之外的地方。她的生活像她的表情一样木然和空洞。镇上的小混混“强哥”和一个经常路过的卡车司机都对她有意思，她有一搭没一搭地都交往着。父母给她介绍了开照相馆的小高，她根本不想考虑，却也不介意去见他，让他给自己拍照片。有一天李梅拒绝了强哥的求欢，另一天她却被卡车司机强奸了。她和台球摊的另一个女孩离开了小镇。

　　她们进了重庆的一家成衣厂，心不在焉的李梅很快被开除了。她去城里的小发廊找了份工作，认识了住在旁边的打手“大钉”。“大钉”的工作就是接电话出门，然后身上带着伤回来，他向李梅搭讪的方式很特殊：递给她一副双截棍，“来，打我。用力。”李梅好像爱上了他。大钉有一天还是带着伤回来，这次伤太重，他栽到床上再也没起来。李梅发现大钉的床垫下铺着一片钱。她报了去英国的旅行团，因为大钉房间里的挂历上，有一页是大笨钟。

　　这些看上去很严重的遭遇，在李梅的脸上几乎看不到任何反应，这恐怕会让成年男性观众感到困惑。《每日银幕》的影评人Dan Fainaru形容李梅是“谜一般的中国姑娘”。“她黯淡的表情既无法让人同情，也不能引起理解她的愿望。”《综艺》杂志的戴瑞克·艾德礼有着几乎完全一样的观点。

　　但同情和理解，并不是郭小橹想要的。“这个电影非常自我，而且很多是非常女性的经验。”她说，“李梅的整个旅程是盲目、青春、躁动的，碰到一个算一个，只知道往前走。”她刻意离开那种前因后果、从一到百、一一道来的“19世纪的叙事方式”，用类似她的英文小说《恋人版中英词典》的片段式章节描写李梅的漂流。

　　拍摄时她也不怎么说戏，“我们只是一块儿聊天，关于生活，关于男人……”女主角黄璐说。

　　李梅逃离旅行团，在伦敦滞留下来，做各种古怪的工作——在学校里做解剖学模特，让教师在赤裸的上身画出心脏血管做真人示例；扮成大熊猫人偶在中国餐馆门前招徕客人。在一间按摩诊所工作时，她认识了退休教师亨特，然后嫁给了他。婚姻似乎只是生存的权宜之计，老先生有心娶妻，却无力圆房，这时候李梅认识了附近开餐馆送外卖的印度穆斯林，拉希德。

　　“这是英国的风景，英国最多的移民就是印度和孟加拉人，而且英国对印度文化的崇拜很狂热。”在伦敦生活工作多年的郭小橹说，“如果这个角色在英国生活，肯定是要跟印度穆斯林或孟加拉穆斯林搞在一起的。其实他们俩可能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

　　这一段的章节字幕是：“印度究竟是东方还是西方呢？”影院里的欧洲观众都会心地笑。“印度从地理上说是东方，但李梅跟拉希德之间的鸿沟，比跟英国老头亨特之间还要狠，他们之间更没有可能。”

　　李梅怀孕了，但拉希德不会跟她结婚，一次与几个同胞内容不详的会谈之后，他说他要回国去。挺着肚子的李梅一个人走在泰晤士河边，她的脸上还是没有什么情绪提示，她的未来也仍然是个谜。
郭小橹的创作兴趣在于离开和找寻。李梅离开现有的乏味生活，至于找寻什么，她自己也并不清楚。“寻找未知吧，随欲漂流——对生命的欲望。”

　　也许离开家乡漂泊在外的年轻人对《中国姑娘》更容易产生共鸣，他们像李梅一样，“离开小镇，不管中国还是西方，外边对她来说都是外国。”离乡在外会很自然地需要归宿感、身份感，但郭小橹想强调的是“身份感是虚无的”。在整部电影里，李梅从来没有考虑过身份感的问题。民族和文化的鸿沟既然无法逾越，她似乎干脆选择了不予理睬，只凭自己的本能在整个世界里，在最基本的身体意义上生存着，也承受着一切遭遇。

　　“我自己对‘根’的概念感觉有点过时。在全球化的年代里年轻人找寻的不是根，不是集体归属，而是个体的声音。”郭小橹不时会用海德格尔和存在主义来解释自己的观点，“家园是不存在的。中国年轻人在离开，西方年轻人在去东方。世界越来越小，文化、信息和生活方式越来越混杂。我觉得人与社会的关系更多是个体怎样与这个混杂、混乱的世界相处。你越是向外看，向前看，你就会越坚强。中国电影大多还是在中国文化本身之中找寻身份感——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人。这个电影我想说，这个角色可以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西班牙人也可以、美国人也可以，是不需要国籍界定的身份。”
　
　　（实习编辑：魏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