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北京西北角的这家商务会馆并不好找，但蔡尚君还是来了，带着他导演的影片《红色康拜因》的DVD光盘。

    这是几名年轻人组织的免费放映活动。每周日下午，都会有一位导演被邀请带着自己的影片来放映，并和观众交流。这些片子大多有一个共同特点：虽获准公映，却没上过院线或在影院里仅放映过几天；它们常常习惯性地被贴上一个标签：文艺片。

    “这么远，会有人来吗？”在预定放映时间前20分钟赶到的蔡尚君，探头看了看会议室里一排排空空的座位，一脸疑问。

    尽管到场的人数尚不足十人，《红色康拜因》的放映，依旧如期进行。当放映结束后走到台前时，蔡尚君眼前多了几排鼓掌的人。大多数空位，在银幕光影的变换中，被匆匆赶来的人陆续填上。

    一

    这样的场景和掌声，他很熟悉。2007年，《红色康拜因》曾先后在釜山国际电影节和希腊塞萨洛尼基电影节上摘得大奖。在领奖台上，他听到了远比这要热烈的掌声。去年12月7日，这部影片在北京新影联院线的影院上映。

    但5天之后，为了上映大片《投名状》，影院纷纷撤下了《红色康拜因》。四天的放映时间里，这部影片的票房差不多只有10万元。作为编剧，蔡尚君无疑是成功的，他的作品《爱情麻辣烫》、《洗澡》、《向日葵》都获得了好评；但作为导演，蔡尚君的这部处女作至少在票房上不算成功。

    不过，他还是坦然接受了这一切，因为这种遭遇，在这个圈儿里挺普遍。

    在他之后，《左右》和《立春》也在市场上转了一圈，票房有些惨淡。而最近几年里，从《世界》、《青红》、《孔雀》到《三峡好人》等一些口碑不错的文艺片，接连在影院市场上“失了手”。

    “要解决文艺片在中国电影市场上的问题，还是得靠商业片。”在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鸿看来，造成文艺片屡遭窘境的原因，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而在不少人眼里，文艺片的路似乎越走越难。

    “之所以难，主要还是导演体制的问题。”在生产、发行、放映这条电影产业的产业链上，《红色康拜因》的投资人、北京万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旭东，开门见山地把原因归结于链条的开端。公司成立7年来，他先后参与投资了《茉莉花开》、《冬至》等7部文艺片。

    李旭东其实对文艺片并不感冒，电影在他眼里根本不是艺术，而是集体合作的一个产品；进入电影圈的最终目的是投资商业片。根据以往做生意的经验，他得出结论：要解决票房问题，让观众进影院，还是得靠商业片。

    不过，他慢慢发现，中国的导演们更喜欢在作品里贴上个人的鲜明标签，这让李旭东找到一个自己觉得不错的商业片导演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第六代导演的路一开始已经走歪了。”正在玉石店里看石头的李旭东开始评点。因为中国电影投资市场的资本有限，第六代导演大多喜欢拍文艺片，而他们不少人只能从国外找钱，这样就得按照外国人的一些想法来做片子。纯粹拍给外国人看，几乎不考虑中国观众，“在市场上失败是必然的”。

    正是观念上的分歧，让他和以前的6位导演一拍两散。但这个生意人依旧还在投资文艺片，“文艺片可以检验一个导演，看他的表达手法和观念接下来适不适合拍商业片”，主要是即便拍砸了，“也赔不了几个钱”。

    “第五代导演已经不行了，让他们再弄出花儿来也不可能。”认为当前大多数导演手法太老套的李旭东，“只好再发现新的人才”。此前的6位导演，他均只投资了一次。第七位导演，他看中了蔡尚君。

    目前，他正准备投资蔡尚君的下一部影片。虽然《红色康拜因》在票房上失利了，却让李旭东“看出蔡尚君有拍商业片的意识”。

    二

    尽管自己拍的影片《洗澡》，被李旭东称为最近8年里一个“不可逾越的里程碑”，但导演张扬认为，目前文艺片票房的不景气，跟创作本身关系不大。

    “文艺片就是要有导演独特的个性，一开始就决定了要失去一些观众”。他更愿意将文艺片遭遇的困境，归结为“发行渠道的匮乏”，链条中端的薄弱，导致文艺片难以进入影院。当年的《洗澡》，能以200多万元人民币投资，赚得500多万美元票房，在他看来，除了题材贴近普通人生活，不过是“赶上了好时候”。

    那时候，影院有限，但影片也有限。在《洗澡》发行上映的2000年，中国电影的年产量不到100部，发行方式也正在调整。投资电影的公司，开始可以自主发行影片。于是，《洗澡》制片人热情很高，“玩命地跑影院”，才跑出这么个里程碑来。

    8年来，中国的电影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影院和影片的数量都成倍增加。越来越多的影片进入院线放映，但只要上个大片，“基本上就把同期所有的中小制作影片冲得七零八散”。这个“畸形”的影院市场，蔡尚君已经琢磨了很长时间，发现短时间内很难改变。

    “文艺片必须是长线放映，在50年内都可以收钱。”生意人李旭东算得更明白。

    但中国的影院，来不及给文艺片这么宽松的时间和空间。文艺片一般会被影院排在早上9点或者中午12点。

    “我的影厅不能因为没人就关着啊，这样会更没人。”南城一家影院经理说，在人流较少时，就用文艺片来维持放映时间，喜欢看这种影片的人，自然不会在意时间；不喜欢的人，拉进来免费看，“他还会觉得浪费时间”。

    “年复一年，文艺片一进院线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有人感叹。

    经理自有他的道理，“我不能手里拿着张艺谋的大片不放，有钱不赚，这影院天天在烧钱，我能扛得住吗？”

    2005年，张扬的《向日葵》在日本发行时，仅东京就有两家影院持续放了三个月。而在北京只上映了三四天，影院见上座率不高，就撤下影片。

    导演们并不想抱怨哪家影院，毕竟，开影院就是做生意，而电影在进影院前是作品，进影院后就是商品。“做生意就得挑赚钱的卖”，这些多年拍电影的人，脑子里想得很清楚。不过，他们还是忍不住会羡慕法国的同行，因为法国不仅拥有一条艺术院线，而且拥有一个健全的艺术市场。

    “我们还没有细分的艺术市场，总是用推广运作商业片的方式来发行文艺片。两者应该有区别。”在张扬看来，发行文艺片的路似乎走歪了。拍了这么多年文艺片，张扬也发现，与电影有关的东西这些年变化很大，但文艺片的观众没怎么变化，喜欢看的人就那么多，相对固定。只是目前“没有影院观看的渠道”，逼得观众只能在家里看碟。

    “文艺片这东西吧，跟有没有精神追求关系不大，跟钱有关。”蔡尚君认为，在国外买碟比电影票贵得多，国内恰好相反，并且很容易买到盗版，再加上影院给文艺片排的时间也让人觉得很不方便，更何况文艺片这种电影类型，本身注定了是小众的。“用一个小众的商品，到市场上跟商业大片拼票房，根本不可能”。

    “不是大家不支持不关注文艺片，而是关注的方式和商业片不同。”尹鸿也说。

    尽管已经习惯看到一部又一部的文艺片遭遇票房惨败，但蔡尚君坚信，“这不说明文艺片不受人待见”，只不过文艺片的观众，通过看碟等其他方式私下分散了。

    “这不，跑这么远来放片，还是有这么些人来看。”他指了指眼前的观众说。[NextPage]

    三

    同样是在这个下午，城中的这家五星级影院，与放映《红色康拜因》的场地远远地隔着一条环路，每个售票的柜台前都排起了长队，人们在等着花60元看进口大片《钢铁侠》。

    “怎么都跑来凑热闹，前几天上文艺片时也没见来捧个场。”自我感觉“越来越文艺”的外企女职员“爆米小花”，望着眼前的一颗颗人头，跟同伴嘟囔道，于是她们决定去逛街。周末无聊时，她习惯到影院“换换大脑”。不过，一些“很文艺”的朋友推荐的影片，她大多来不及在影院观赏，已被撤下，这让她“很受伤”。

    “现在大家难道都不看文艺片了吗？”她眨巴着眼睛问道，然后说起自己前不久看一部口碑不错的文艺片时的寂寥，并开始叹息人心太浮躁。

    “应该要问问，我们每年为什么要拍这么多的文艺片？”在尹鸿看来，目前的电影消费市场，尚不足以支撑如此多的文艺片。“文艺片的惨淡，根源在于优秀商业片的匮乏。”

    “培养观众的观影习惯，肯定得靠商业片。”蔡尚君和尹鸿一样，也明白这个道理。

    近些年，欧美的文艺片也越来越难卖，但状况仍旧比我们好很多。因为欧洲的商业影片，已经培育了大批影院观众和良好的电影消费环境。不少观众的影院观影习惯已经形成，而这些观众，总会有一部分进入艺术影院。

    “连猪肉都没吃好的情况下，让观众去吃野菜，显然不现实。”尹鸿认为，国内商业大片的观众数量尚不足，要他们再掏钱去支持文艺片不大现实，不少人还没富裕到看电影不计算成本的程度，尤其当前大多数人还没达到凡看电影必去影院的高消费阶段。而大多数文艺片，在家看碟的效果跟在影院的效果没什么太大区别，促使观众去影院的动力不足。

    “顺着老百姓，才可能成功。”李旭东说，闲着的时候，他会拉住一些朋友聊电影，问这些平时跟电影不沾边儿的人，都喜欢看什么内容。

    这个做了多年房地产和药品生意的人坚信，老百姓是不会走歪的，文艺片拍好了，老百姓照样爱看。所以，他每年都会投几千万，在电影市场上“找感觉”。[NextPage]

    四

    李旭东之所以敢如此从容地找感觉，在于他对这个行业的了解。

    收获了不到10万票房的《红色康拜因》，总投资也就300万元。而这部影片，卖给电影频道回收70多万元，在希腊获得奖金三万七千欧元，而蔡尚君有一天接到的一个意外电话，又让他回收了50万元。

    “电影局有天打电话要我去领钱，有50万。”在今天说起这件事情，蔡尚君多少还显得有些意外的惊喜，因为他的这部影片，被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认定为“农村片”，可以获得50万元扶持资金。

    再加上音像版权卖得的一些钱，这个片子“基本赔不了多少”。

    即便是李旭东当年参与投资的《茉莉花开》，投资近2000万人民币，但仅海外版权就回收了100多万美元。

    而看看中国每年生产的电影，很容易发现，商业大片大多由香港投资或者香港导演拍摄，内地除了张艺谋等为数不多的导演外，其他人或拍主旋律影片或拍文艺片。“一方面是没有拍商业片的能力，另一方面是拍文艺片面临的市场风险实际上更小。”尹鸿解释道。

    的确，文艺片导演一般在拍片时，都有自己的盘算。“这个社会里，想通过电影来思考的人毕竟少数。”在蔡尚君看来，拍文艺片，就别想市场，想了也没用；文艺片追求票房，多少是把路走歪了。

    目前，文艺片的投资一般在300万到1500万元以内。“市场就这么大，再多了也不敢投。”张扬说。

    而文艺片的市场，大多是从全世界的市场里抠出来的，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卖版权，十年八年后还有可能一点点地回收，由于投资相对小，从利益得失上看，还不至于“很受伤”。“投文艺片，一般不会赔个底儿朝天。”李旭东如此解释他为何敢拿文艺片来做实验。

    但对站在整个产业角度关注电影的尹鸿来说，现状多少有些令人忧虑。“对不少导演来说，拍文艺片是一种更为稳妥的选择，而这无疑会给中国电影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弊端。”

    “不是说不需要这些有深度的影片。而是大家必须在生活优裕之后，才会去吃野菜，作为一种调剂。”他认为，现在需要拍一些高质量的商业片，提高大家去影院的观影动力，利用整个电影产业的发展来带动文艺片的发展。这样文艺片才会走上一条良性发展的道路。

    李旭东现在每年收到的剧本近20个，但很难有满意之作。“导演编剧老顾着自己high，老百姓可不管这个。”这个生意人很执著地相信，最终解决文艺片问题的，还是商业片，只有搞活了市场，文艺片导演和观众才有更多选择的机会和空间，才能将文艺片在票房市场上救活。

    “不要觉得自己拍文艺片，就得被人宠着。”蔡尚君说，想把片子送上市场，就得由观众去选择，他不想以文艺片的名义在世人面前“撒娇”。

（编辑：萧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