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颐武

    有关电影“分级制”的问题，已经困扰了社会相当长的时间。这一问题凸显了当下社会和管理部门在这一问题上的两难的境遇。“进”而实施，肯定会引发巨大的争议，令管理部门望而生畏，但“退”而迟迟不实施这一管理方式，则现实的问题却仍然存在，一直构成难以克服的压力。这使得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显得举步维艰，难以做出合适的决断。这里涉及的问题其实是一个难解的怪圈，在这方面的任何举措都可能会受到舆论的抨击和公众的分歧意见的困扰。这里的讨论和分歧受困于道德化的情绪而难以有客观和理性的公共讨论的空间。以至这一问题难以有合适的解决方案，电影分级制也就难以实施，政策的运作也就难以面向实际问题，采用客观理性地方式进行社会的管理。因此对于这一问题的公共讨论的空间的确立，不同的意见之间的充分地交流和讨论就变得至关重要。当然，分级所涉及的绝不仅仅是“性”的问题，还涉及暴力和习俗等许多方面的因素，但在中国引发争议和分歧的主要是与“性”相关的议题。

     分级遇到的争议 ，有两个焦点。 首先是道德 。 有不少人认为成年人和青少年并无差异，成年人可以看的，青少年也可以看。对青少年有不良影响的作品也会对成年人有不良的影响。从很高的道德化的角度来要求， 青少年不可以看对于成长不利的作品， 难道成年人就可以看不良作品吗?这样的问题对于具有很强的道德化倾向的中国社会和舆论环境来说，往往显得难以进行更客观的讨论而变得 让 有不同看法的人难以招架。 往往认为支持诸如分级这样的解决方案就是鼓吹道德堕落或者放任。 于是，我们会发现在这样的道德要求之下，分级就有对社会道德的巨大的、难以承受的意涵。分级制难以跨越这样的道德要求而 无法 实施。但实际上，这样的极高的道德要 求在一定程度上和 社会的现实状况脱节，技术上也难以操作。一方面是高调的对于人性的严格要求，另一方面却难免忽视了人类欲望的复杂和人性本身的丰富。 我们当然可以假设所有的人都需要从最高的道德标准上加以要求，但客观的状况和现实的问题却并不能由这样的简单的表述加以解决，而艺术和文化的标准也是素有争议的问题。同时，政府的管理，其实是对于问题的最低标准的确立，并不是最高的标准的要求。

    其次是时机。不少人承认从现实来看分级制有其需要，但目前由于现实条件和舆论的分歧而难于操作，会引发更多争议和问题，因此我们可以等待舆论形成共识，再从容实施。但其实舆论会在等待中更加分歧，而有关道德的不同的思考也难于得到共识。等待是绝对必要的，但仅仅等待却会让现实问题变得更加困扰。

    目前，公众对于这一问题没有共识的状况仍在延续，但社会的实际状况和全球的环境都在要求新的管理机制的出台。但如果我们在没有社会的相对共识的时候推出新的管理机制的话，也会面对激烈的争议和道德的困境。现实的要求很强烈，舆论的分歧也很强烈 ， 处理问题的难度 的确是相当大的 。

    这里最为困难的在于其矛盾复杂和纠结其实牵涉了我们的人性的复杂性。世界各国和各个社会都曾经面对过这样的难题。一方面，有关“性”方面的问题，其实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的要素，艺术不可能对此完全回避。而对其进行表现在一定程度上是艺术和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这一问题又是人类生活中最为复杂和敏感的问题，涉及青少年的保护，道德界限的确立和人类价值的提升等方面。政府对之进行管理和限制当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从目前来看，“分级”其实是一个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实施，并业已证明较为有效的管理方法，它可以较好地协调这个矛盾对立的关系。但由于我们过去往往过度强调这一问题的道德方面，而很少从公共管理和技术方面体察人性的复杂和多面，往往在“泛道德化”的争议中难以推出具体的和现实的解决方案。[NextPage]

    同时，公众对于“性”问题的具有“两面性”的态度，也 妨碍了对于“分级”问题的实事求是的看法。我们的媒体、舆论和公众在公开场合对于这一问题的道德的要求往往极高，对于涉及这一方面的任何讨论往往显示出相当严厉的标准。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公众在“性”问题上私下往往又相当随意和缺少节制，如黄段子在酒桌上的流行和与情色有关的短信的流行等等。这些往往在西方社会中都会被限制或被视为不当的行为在我们的一般社会中往往并不受到抵制。在公共生活中公众对于这一方面的道德要求往往显得非常高，而在非正式的场合和私下里，往往呈现出另外的形态。一方面公众对于道德的要求非常严格，但另一方面，许多需要紧迫监管的事情由于缺少分级制这样的具体政策法规而难以管理，出现了盲区。一方面我们的陈义极高，另一方面，却往往在出现问题时没有具体的对策而时时遇到尴尬。这种问题的“两面性”也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它也妨碍了问题的现实的解决。

    目前看来，静待舆论达成新的共识其实有相当的困难，也无法使得一项在许多地方证明已经行之有效的对于问题的解决方案得以实施。但如果不顾意见分歧实施一项政策，也会遇到严重的问题。目前要做的是两个方面的工作：首先，需要对于有关分级制的全面的情况和在世界各国和地区实施的状况的客观的介绍和实事求是的分析，也需要对于中国现实情况的具体细致的调查和严谨认真的分析。需要公众了解相关的全面的信息，从而形成新的共识。其次，扩大有关这一问题的公共讨论的空间，将不同的看法和意见进行客观理性地分析和比较。既要具有理想性，也要考虑现实的操作和实际的方法。既要有道德的关怀，也要有社会管理和技术方面的现实的考量。既需要一般公众的七嘴八舌的意见，也需要专家的学术性的讨论。同时，媒体和公众应避免无休止地进行“泛道德化”的争议，而是客观理性地探讨和衡量得失。这样，有关“分级制”的新的共识才可能达成。

   (编辑：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