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又可　

    2007年最搅动社会参与的文化事件，当属电影《色，戒》的获奖和上映。连我的7岁多的女儿和她的同学都嚷嚷着要看《色，戒》呢。节本和完整版的扰攘，床戏和性话题的热火，电影和小说原著的对照，小说与当时事件的考据，作家与小说主人公的关联性研究，以及意识形态学者声调高亢的审判式指控，即，《色，戒》的“爱国性”质疑，张爱玲、李安的以小说、电影为“汉奸”张目和贴金，甚而至于对导演李安的“汉奸”后裔的追根究底的政治性“调查”等等——占有了网络最多的条目和报刊的连篇累牍的版面。

    2007年12月1日，博客中国专门举办“《色，戒》的色与戒研讨会”，挑动“荣”“耻”之辩。黄纪苏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指斥李安“依然跪着”，学者崔卫平批评它“人性，太人性了”。作家龙应台叩问：“在那样的时代里，你对‘忠奸’难道不该留一点人性的空隙吗？”批评家朱大可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称《色，戒》“解读的艰难”。从一系列专家学人庄重有词的文化检讨和学理沉思看，“色戒”现象的蔓延评论还不像有立马嘎然而止的趋向哩。
   
    实际上，在意识形态学者人格和政治质询的“上纲上线”之外，还有另一种“上纲上线”可能被忽略了，那就是在小说中被张爱玲勾勒出来，而在电影中被李安消解掉了的另一条纲和线：宏大叙事掩盖下的人性原欲或人心魅影。
   
    导演李安去年12月25日在北京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王寅的专访时谈到《色，戒》“反父权主义的颠覆性”话题，当影片中王佳芝说“走，走吧”的时候，“五千年的父权制度一刹那就崩溃了”。（见《南方周末》2007年12月27日）
   
    李安说：“当女人不合作的时候，就像一个音符一掉，整个结构瓦解了，真有摧枯拉朽之势。这是女人性心理学里面最幽微的地方。同时崩颓掉的是最强大的集体意识，是社会的集体历史记忆，这就是张爱玲的力量。张爱玲也没有被人家当作文豪，像傅雷、鲁迅对她的评价：这种小女人写的东西，不是承载那么大的东西。但她用女性性心理学去碰对日抗战这么大的题材，她真有胆识。当然她也很害怕，在小说里面可以感觉到很重的恐惧感，传染到我身上。我真不想拍这部电影，只是抗击不了。《色，戒》是撕破脸了。”这点说得是很对的。
   
    在张爱玲的小说《色，戒》里，“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因为一切都有个目的。”有了什么“目的”？暗杀的合目的性的目的。有了目的和方向性，与老易的性爱就有借口，就不会被同学所嘲笑，目的变成了借口。到上海被利用做美人计，具有调侃意味，爱国压倒了性。王佳芝充当美人计的炮灰可能一开始出于男同学的忌妒、促狭和别有用心。虽然是革命和抗战的大语境，但人心的叵测与下作，宏大叙事下掩盖的心灵的原罪、原欲和恶，被凝练、含蕴地表达出来。
   
    爱国、抗战，都是集体主义的话语，在这个宏大的话语系统下，似乎一切都有了“合目的性”，就像小说主人公王佳芝所找到的那个“目的”，出卖肉体或者“性享受”也有了“宏大”目的，正义的借口。这是王佳芝的人性之“恶”，欲乃是一种“盲目性”，但盲目性是不合法的，要给予这个人性的盲目一个“目的”，是自我宽慰和使灵魂暂时平安不受纠缠。
   
    王佳芝的同学，也都受抗战的宏大语境支配；但他们暗地里的心理，却是摆脱不了人性恶的黑暗，他们的心灵，被另一种暗中的力量所支配，那是一股潜流，一直与宏大的表面的“进步”的时代大潮相胶结纠缠，使人在正义与邪恶、伟大与渺小之间摇摆，发出痛苦与无奈的呻吟——只不过，人们更敏感地掩饰它，使之晦暗不显，但它实在是存在的，穿越、盘曲于心灵中。男人的渴望占有欲，占有不到而生发的“酸葡萄”的毁坏欲，才生出“馊主意”美人计，肉体炸弹，以身饲奸——让它成为抗战的祭品算了。这和旧约时代犹太人对犯奸淫的妇女当场用石头砸死的法律是同样促狭的，也和鲁迅笔下阿Q的心理“和尚动得，我动不得”如出一辙。或者你把它看作小恶，因为不算大恶，但却使人心灵阴暗而不得超脱。
   
    这就是一万年不变的人性原罪对革命宏大叙事的小小嘲弄。这是两不妨碍的。宏大叙事无法取消人性恶的细小旋律，人性恶也自然不能取消时代进步的主旋律。只不过张爱玲将隐而不显的潜旋律、暗节奏给彰明和放大、扩音而已。
   
    但我的这个文本解读感受，不知是来自张爱玲的小说，抑或是来自导演李安的电影。至少我知道小说的心理线索是明显可感的，可抓可摸的。但电影却近乎模糊得月白风清，难觅踪迹，被其他的粗线条所喧宾夺主了。所以，我也怀疑李安的所谓“崩颓掉的最强大的集体意识，社会的集体历史记忆”云云，究竟是不是也同我一样，仅仅是对小说原著的“读后感”？
   
    那么，“撕破脸了”的，究竟是小说《色，戒》，还是电影《色，戒》？或仅仅是电影中的“床戏”？因为拿艾未未的话说，《色，戒》乃是“灵魂低成本无法救赎的色情制作”。

    （实习编辑：庞云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