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姑娘，斗志昂，下定决心学石匠。不怕烈日暴雨狂，不怕风雪刺骨凉，不怕脚破手崩裂，不怕阴风吹身旁。千难万难脚下踩，誓做时代女闯将！”这是年轻时的刘桂青在自己的日记本中写下的一首《歌唱咱们石姑娘》，纸页的右上角标注着时间：1975年3月15日。那时的她，是太行山南麓的河南辉县里一支石姑娘队（当地对在治山治水中由女青年组成的施工队的统称）的队长。如今，刘桂青已年逾60，做了企业的老板，身份变了，但与摄影师王树洲谈起上世纪70年代的往事时，她还会掉眼泪。

    时间的脚步已经远离了那个令刘桂青和王树洲怀念的年代，但照片却忠实记录下他们的青春记忆。眼下，《王树洲：20世纪70年代中国农村影像》正在798映艺术中心展出。38幅黑白照片将似乎有些遥远的年代拉进当下的视野中，“讲述”发生在太行山南麓的河南辉县的几大历史事件，以及处于事件中心的人民群众的生活。

    “充满危机和动荡”，这是摄影评论家陈晓琦对上世纪70年代的印象，在他看来，完全可以把辉县看作那个年代中国农村的缩影。“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辉县就向贫穷开战，开始了战天斗地的水利、交通建设，上世纪70年代达到空前规模和持续高潮。”

    王树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接受了领导指派的拍摄任务，在那个不能“自主思考、自主拍摄”的年代，他背着单位发的海鸥牌120相机，开始奔波在各个水利、交通建设工地以及县和公社的各种重要政治活动中。

    在这些照片中，人们很容易被他拍摄的石姑娘队吸引。

    “那时人们对女人‘美’的标准不是现在这种艳丽、俊俏、柔情，而是红脸蛋、粗壮臂膀、饱满而具力量的。”王树洲镜头中的石姑娘形象符合了这一标准。就是这些姑娘，和男同志一样，手握锤和錾，开料破石、抡锤打钎。“我经常看到她们胳膊震肿了，手磨烂了，汗水湿透了衣衫，但从没人叫苦叫累。”王树洲心里除了对她们敬佩外，还有种说不清的酸楚。

    与当时其他宣传报道摄影一样，王树洲的这一组照片多数是摆拍。

    他记得这样的场景：在石门水库大坝建设即将竣工的时候，七八家新闻单位去现场拍照。大家都在同一个角度，由领导统一指挥拍摄。工地指挥长居高临下手执红旗，用高音喇叭喊口令：“干！”下面几千名民工一齐动作起来，“停”的口令一出，几千人悄然无声。反番拍摄多次，直到大家满意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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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拍政治题材图片，为了制造气氛，王树洲会带着写好的标语，贴在工地某个位置，组织人员站在标语前拍摄。对当时的“批判会”、“学习会”、“研究会”之类的题材，都进行摆拍。“因为那时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美’的画面标准。不仅场面，甚至表情都要根据我们的需要摆出来。”

    正因如此，王树洲称这些照片“又真实，又不真实”，“照片里的事件、环境、人物等都是真实的，所以这些照片能够反映那个年代的面貌，但是那些摆布出来的情节和瞬间是不真实的”。

    2009年，一组上世纪70年代先进工人肖像曾与1980年代《大众电影》封面明星喷绘作品并置展出，摄影师是任曙林。当王树洲在山上“摆拍”农民时，任曙林却在北京的工厂里开始了那个年代少有的“个人化”记录。

    1977年，即便是领导，也要多人共用一间办公室的北京机床铸造厂，却为爱好摄影的维修钳工任曙林腾出来一间屋子。他自己焊了个架子，把礼堂拆下来的大窗帘挂上作为背景布。灯光有两只，一只是室外照明用的750瓦碘钨灯，一只是借来的250瓦泛光灯，模仿照相馆的主辅光模式，另外一件道具是一把椅子。这是一间临时照相馆。

    当年，依照惯例，厂里进行了1976年度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评选，给这些先进个人拍照的任务意外地落在任曙林的头上。“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摄影手段已进入政治宣传领域，厂领导决定自己组织力量给“先进们”拍摄照片并展示。”在任曙林和工友的心中，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

    照相馆布置好后，各车间工人接到通知，大家在门外排队依次等候。有的工友戴着雷锋帽，有的衣服上打着补丁，有的口袋里插着钢笔，还有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秀郎镜”。

    任曙林和每个人都认识，待他们坐定后，任曙林都会熟络地聊几句，“给我拍好看点儿”，“看我，别拘着啊”。

    如今，我们可以看到，照片中，背景布的褶皱清晰可见，灯架穿帮，站在背景布后探头等待的工友不时入画，似乎任曙林并未达到照相馆里先进个人照片的“美感”。其实，任曙林有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照相馆照得太‘美’了，有点假。我拍的这群人是我所熟悉的，平常在一起工作、抽烟、玩笑。”因此，任曙林希望能拍得自然些，“像”这个人。不局限于拍头像，为每个人调光，努力让大家表现自然，任曙林使出浑身解数去实现“像”。

    尽管任曙林看似只完成了一场模仿照相馆的年度先进个人的拍照，但在他看来：“这些工人是北京城的基本居民。下班后，他们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组成着这座城市的世俗景色。他们的文化水平，思想觉悟，生活情趣，人际关系构成北京城的人文景观。他们体现着一座城市的某种真实，某种具体，某种生动和某种传承。”任曙林认为自己记录下他们的神态和面孔，记录下他们的姿势和着装的同时，也记录下那个时代的种种存在。

    在时任北京机床铸造厂团支部书记的冯海权看来，1976年，是有着特殊意义的一年：“3位伟人相继逝世，唐山发生大地震，以‘四人帮’倒台为标志结束了长达10年的‘文革’，在这一年里，全国人民一直处在大喜大悲之中。由于在那个年代评比先进是有比例的，所以照片中记录的先进人物和事迹仅是那个如火如荼年代的一个缩影。”

    “1976年，一场持续的噩梦，终于画上句号。任曙林记录下的这些工人阶级面孔，是噩梦時代最后一批工人阶级的面孔。他们定格在这些照片上，是无声的证言，证明了他们在个人道德品格与工作态度上的‘先进’，也证明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時代的‘倒退’。” 摄影评论家这样解读任曙林的作品。

    任曙林认为，自己当时就是一名工人，了解工厂的“脉搏”，很容易“进入”，所以，他只是有机会记录了当时的片段。“这些片段能告诉我们什么？那就是见仁见智了。”他说。

    在那个拍照是个隆重仪式的年代，两个摄影师的记录，还原了当时的生产与生活。尽管生活背景不同，但说起那个年代，他们仍充满怀念，怀念那些影像中的人，也怀念那个时代的某种精神。

    无论那个年代是否曾给人们带来过痛苦，对其念念不忘的不止王树洲和任曙林。不久前，刘桂青和曾经是石姑娘队的队员又重聚，她们回到照片中的老地方，却发现物是人非。连王树洲也感叹：“再也找不回那种感觉了，那时的她们多么英姿飒爽！”

    至少她们的青春尚可被见证。刘桂青还保留着当时作业时的铁锤、钢钎等工具，铁锤木柄上刻着的“刘桂青”3个字依旧清晰可见。

    （编辑：李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