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纪录片”的选题如何确定？

　　资金从何而来？

　　涉及敏感内容时又如何客观地反映历史？

　　2010年4月，畅销书《苦难辉煌》紧随马恩毛邓类选集之后，入选第二批中宣部理论局、中组部干部教育局向党员干部推荐的学习书目。

　　当年8月，纪录片编导徐海鹰拿到了这本书的改编权。此后的两年多时间，资金、改编、修改等方面遇到的难题，令这位资深的“红色纪录片”编导始料未及，以至于错过了“十八大”献礼档期。

　　昨晚，讲述中共早期党史的12集历史文献纪录片《苦难辉煌》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最后一集。

　　结尾处，片子引用唐代诗人李白《行路难》中的名句“长风破浪会有时”展望中华民族的未来。紧接着，出现整部纪录片的最后一句解说词：“中华儿女共同期盼的中国梦一定能实现。”

　　加入“中国梦”是今年年初才敲定的，这也是《苦难辉煌》两年多创作过程中的最后几处修改之一。在此之前，纪录片经历了反反复复的讨论与修改。

　　拍摄之初，总编导徐海鹰的想法是，回归人性，把党史题材纪录片的叙事方式向前推进一步。而现在，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片子终于播出了”。

　　“这样的文献纪录片也要自己找钱拍？”

　　作为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的编导，徐海鹰过去参与拍摄过一系列观众耳熟能详的重大题材纪录片，如《让历史告诉未来》、《望长城》、《邓小平》、《新中国》等。“以前拍片，从来没有因为钱愁过，都是央视直接拨款。”他说。

　　“第一，《苦难辉煌》这样的大型文献纪录片，竟要摄制单位自己四处去找钱；第二，电视台竟然要求插入30多个广告点；第三，拖到晚上10点多才播，播完已经午夜。这没有道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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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海鹰坐在研讨会上，听着对面的嘉宾拍打着桌子说自己对这三件事情想不明白。几分钟前，他刚刚在研讨会上发言，简单介绍了这部纪录片创作过程经历的“苦难”。但“三件不明白的事儿”，特别是为了拍片四处筹钱，的确是他曾经面临的大难题。

　　作为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的编导，徐海鹰过去参与拍摄过一系列观众们耳熟能详的重大题材纪录片，如《让历史告诉未来》、《望长城》、《邓小平》、《新中国》等。“以前拍片，从来没有因为钱愁过，都是央视直接拨款。”他说。

　　专门预算、特别审批、特别时段播出、不计成本、不考虑回收——这是很多人对大型文献纪录片的固有印象。可如今，除了部分命题片，已经很少有纪录片享受如此待遇。

　　《苦难辉煌》是徐海鹰自己找的选题。2010年8月，他觉得“这个题值得去搞”，但没有领导自上而下提出来拍，他就向单位领导提出建议。

　　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和央视军事节目中心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单位领导拿到选题第一是看它的价值，现在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看它有没有资金来源。”徐海鹰感到，2000年以后，中心在一些大型纪录片上的投入相对少了，有时甚至捉襟见肘。

　　如果通过中心申请经费，至少要到第二年才能拿到钱。因为急着筹拍，他只能通过朋友四处“拉钱”。

　　谈的第一家公司把总预算压了几百万，快签合同时，对方突然收手。徐海鹰分析，大概是怕这类题材的纪录片赚不到钱，社会上的影视公司更喜欢影视剧和娱乐节目。

　　事实上，《苦难辉煌》的筹拍情况此时已通过官方渠道，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批示。“等于得到了尚方宝剑，但这个尚方宝剑绝不是拿着去拉钱的，它只能给我一个正能量的支持。”

　　后来，一家民营背景的影视制作公司决定投资，公司老板有很重的革命历史情结，他的父亲是一名解放军少将。这家公司提出了一个诉求：公司的一位老总擅长二胡，提出能不能在主题曲中使用二胡并请其演奏，可主题曲创作并无二胡的部分，于是作罢。

　　很快，筹资峰回路转，不同渠道的资金相继注入。比如，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的加入，最后云南省委书记和省长的名字分别出现在《苦难辉煌》的出品人和总监制名单中。

　　“有人质疑说你们拿着军费做这个，我说你搞错了，这部片子完全是我们自己集资拍的。”徐海鹰说。“这么简单地看历史是让人很难接受的”

　　“过去我们写的历史很孤立，容易脸谱化，这么简单地看历史是让人很难接受的。”拍了20多年的纪录片，徐海鹰越来越觉得历史是复杂的。

　　纪录片《苦难辉煌》有三家联合出品单位：国防大学，这是原著作者的单位；中央党史研究室，它之前有意拍此片，所以与编导一拍即合；央视军事节目中心，负责片子的具体制作。

　　2011年元旦当天，摄制组成立。在位于北太平庄的总政治部招待所里，撰稿人着手对原著进行改编。

　　图书《苦难辉煌》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金一南的作品，是一本把中共早期历史放在国际大背景下解读的书。

　　改编者面临着一个尴尬的事实：这本红极一时的畅销书，受到了部分党史研究者的质疑。知名学者杨奎松著文指出《苦难辉煌》一书存在史实方面的硬伤，并质疑该书在引用资料时不严谨。

　　“杨奎松对原书的质疑，一直放我桌边。”徐海鹰的书桌四周码放着厚厚的资料，大多是拍摄过程中对史实重新考据留下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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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红色纪录片”创作史上，1993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拍摄《毛泽东》时，第一次将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研究成果融入创作，大量引用史料，尊重史实，因而冠名“文献纪录片”。纪录片界随后纷纷效仿，类似的片子被通称文献纪录片。

　　不过，改编者也看到了金一南著作明显的优点：把中共早期历史放在国际环境下观察，展现苏联、共产国际、日本等力量的影响，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历史。

　　“过去我们写的历史很孤立，容易脸谱化，这么简单地看历史是让人很难接受的。”拍了20多年的纪录片，徐海鹰越来越觉得历史是复杂的。

　　国防大学提出一条创作思路：“看似在写历史，实际处处在为当下。”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这也是很多重大历史题材作品受到社会关注的原因。

　　纪录片容量有限，原著52万字，改编哪些呢？

　　一些关键节点是必须展现的，比如共产党是怎么成立的、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成因、遵义会议等。但原著中最吸引主创人员的，却是专门写忠诚与背叛的一章“烈火真金”。

　　摄制组准备专门用一集讲中共早期的叛徒：攻占红色首都瑞金的两个国民党指挥官李默庵、宋希濂都是前共产党党员；叛变的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苏区领导人中一连串的叛变名单……

　　几乎所有参加改编的人都喜欢这个主题，认为这个主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徐海鹰也想突出这一集，所以改得很带劲儿。

　　主创团队中有年轻人心里开始打鼓：“这一集能不能成立啊？能不能写得柔和点？能不能别写那么多叛徒？”徐海鹰知道，这群年轻人长期做这类片子，有顾虑很正常。

　　不能用蒋介石开头

　　按正常流程，凡是重大题材的文献纪录片，拍摄前必须到国家广电总局重大理论文献影视片创作领导小组（下称领导小组）立项，立项一个月内上交台本。接着，就是送片、修改、再送片、再修改的往复过程。献礼片高产的2011年，领导小组审看过40多部重大题材纪录片。

　　按最初方案，也就是原著的写法，《苦难辉煌》第一集以蒋介石所著的《西安半月记》开头，写的是蒋介石对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回忆，接着渐渐过渡到纪录片主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角度，但专家们不同意。”徐海鹰说。

　　按正常流程，凡是重大题材的文献纪录片，拍摄前必须到国家广电总局重大理论文献影视片创作领导小组（下称领导小组）立项，立项一个月内上交台本。接着，就是送片、修改、再送片、再修改的往复过程。献礼片高产的2011年，领导小组审看过40多部重大题材纪录片。

　　2011年12月台本交上去。

　　一个月后，广电总局派专家组到央视军事节目中心开台本判读会。“总体上肯定改编方案，但也提了很多尖锐的意见，比如第一集用蒋介石做开头，这个必须要拿掉。”

　　修改后的版本，第一集的开头变成了“新中国的中心是北京。北京的中心是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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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著中最后一章叫《狂飙歌》，专门写人的结局，其中包括蒋介石、张学良、宋美龄、陈独秀、博古、张国焘、王明等人。摄制组很欣赏原著者金一南对人物命运的处理，于是纪录片的最后一集也按此思路改编。

　　“在判读会上，有专家认为没必要把这些人的命运交待得特别多，最好不要这么大篇幅。”徐海鹰说，“核心意思是，前面11集讲的都是苦难，最后一集扬得不够。”

　　此外，还有专家建议拿掉描写日本对中国政局影响的第五集。

　　改编过程中怕通不过的第八集“忠诚与背叛”，反倒是修改最少的。“我觉得，专家的心理产生了一种共鸣。这一集恰恰是这个时代，当下共产党人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判读会后，摄制组删掉了专家要求“必改”的开头部分，又修改了一些专家指出的硬伤。

　　错过十八大献礼档

　　翻出这份台本，A4纸上写着密密麻麻的修改意见，占满了纸页的空白处。“修改意见几乎把纪录片涉及到的史实，照着党史第一卷抄写一遍。”徐海鹰说。

　　大约7个月后，2012年8月《苦难辉煌》完成外景拍摄，在准备后期合成前，摄制组将判读会后重新修改的第二版台本交给领导小组。

　　对于最后一集蒋介石等人物命运的处理，摄制组坚持了最初的想法，未对原稿做过多改动。关于日本的一集，摄制组也认为有必要保留。

　　如果一切顺利，应该可以在十八大前拿出这部纪录片。徐海鹰没想到，对于第二版台本，领导小组几乎重新修改了一遍，第一集和最后一集的改动最大。

　　翻出这份台本，A4纸上写着密密麻麻的修改意见，占满了纸页的空白处。“修改意见几乎把纪录片涉及到的史实，照着党史第一卷抄写一遍。”徐海鹰说。

　　过去十几年的工作中，徐海鹰和领导小组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关系：大家私下是哥们儿，但工作时又是一对天然的矛盾，经常针锋相对。创作者追求艺术性，领导小组强调准确性。

　　这轮讨论的焦点之一依然是最后一集。徐海鹰试图说服领导小组：“我在讲英雄的时候，也一定要讲犯错误的人。讲到犯错误的人，不能完全否定他。他虽然犯了错误，但他有没有人格精神呢？ 给观众交待不同历史人物的命运，让更多的观众从英雄的身上，或者犯错误的人身上，获得更多力量，吸取东西。越靠近人性的东西，就越能打动人。”

　　最后，领导小组和徐海鹰说：你自己改，先把握，到时候审片时再看。

　　经过反复的细节修改，去年12月8日，片子终审。领导小组的10名专家分别来自中宣部、广电总局、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电视台等机构。12集，一天看完。

　　“中心作陪的领导和我说，专家们的反映太好了，上厕所、在过道里抽烟时都说这是一部大片，就应该这样拍党史。”徐海鹰回忆起当时的场景。

　　令摄制组欣慰的是，次日上午，专家们只提出了一些时间、地点方面的硬伤。第十二集的人物命运和涉及日本的第五集最后都保住了。

　　这轮修改耗时4个月，片子因此错过了十八大献礼档期。进入2013年，开始于2011年的红色纪录片热播潮也渐渐退去。

　　今年春节前，《苦难辉煌》终于拿到了准播证。

　　“有些史实想跃过去、跳过去已经不可能了”

　　“我过去的作品中从来没有这种激荡式的反应，出现很多反面的意见，这和我们以前看到的只有一边倒的声音不一样，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最初台本有一处将蒋介石形容为“枭雄”，出品方认为这种描述过于主观，这一段落被删掉。原片有几处引述史料写到蒋介石称其为“委员长”，修改后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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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现“忠诚与背叛”这一主题，片子引述了原著中的一句话“有多少至死不渝的忠诚，就有多少寡廉鲜耻的叛卖”。有人提出，这会让观众误解共产党员中英烈和叛徒是一半对一半，这不恰当。播出时，片中将两处“多少”删掉。

　　为了让叙述更生动，摄制组费心思请来了好几位“红二代”、“红三代”谈他们父辈的革命理想：李立三之女李英男、陈毅之子陈小鲁、朱德之孙朱和平、粟裕之子粟戎生……徐海鹰回忆，采访他们的时间大约是2011年底，当时也有人顾虑要不要采访这个群体。不过，对于这种拍法，领导小组很支持。

　　开播前两个月，片子的最后一集加进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对长征历史意义的评价，加入了阅兵的镜头，令结尾平缓的基调变得昂扬。

　　这些天，《苦难辉煌》正在央视播出。有一位曾经的纪录片同行在微博上问：“有人看《苦难辉煌》了吗？拍得怎么样？”回复者中，以不屑和反对者居多，其中不少人并没看过此片。

　　记者问徐海鹰，对此有没有觉得不高兴？他以强调的语气回答：“丝毫没有。我过去的作品中从来没有这种激荡式的反应，出现很多反面的意见，这和我们以前看到的只有一边倒的声音不一样，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徐海鹰也承认，出于各种原因，创作时难以彻底地消解“标签化”。对于历史题材纪录片，他直言：“当社会越来越多元化的时候，人们获得对历史知识的途径和手段越来越多，对历史看得越来越清楚，对你的作品就越来越苛刻。有些东西你说不到位，有些史实你想跃过去、跳过去，这已经不可能了，甚至会欲盖弥彰。”

　　对话

　　很多人都以为《毛泽东》、《邓小平》是命题片，其实不是

　　对话人：刘效礼

　　中国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常务理事委员会会长。曾担任中央电视台军事部主任，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主任，少将军衔，《毛泽东》、《邓小平》、《孙中山》等大型文献纪录片的总编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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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艺：您曾担任多部重大历史题材纪录片的总编导，这些片子是谁决定要拍的？

　　刘效礼：很多人都以为《毛泽东》、《邓小平》是命题片，其实不是，这都是我们（央视）自己想出来的，报给台里，台里再向上报。央视出钱拍。

　　1993年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前一年我们报这个选题，上面不同意我们拍，因为中央还没出统一的宣传要求。到1993年年初，选题批下来了，可以拍。

　　《邓小平》也不是中央布置下来的任务。我们计划1994年推出来，但中间审片时间太长，到1997年1月才播出。

　　有的文献纪录片是命题片，比如前年的《旗帜》。一般建党、建国逢五逢十命题片就比较多。

　　袁艺：涉及到这类重大历史题材，是不是一定要和中央文献研究室或者中央党史研究室合作？

　　刘效礼：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但当时拍《毛泽东》，肯定要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他们有专门的研究室负责研究毛泽东，他们写解说词，我们用电视的手法做影像志。

　　袁艺：《毛泽东》《邓小平》这些片子是怎么审的？

　　刘效礼：上世纪80年代，像纪录片《让历史告诉未来》都是我签字播的。

　　拍《毛泽东》就不一样了，当时的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开拍前说，这个片子我看了就可以播了。但是真正弄出来后，他不说这话了。那个时候已经有重大题材领导小组，他们看完片子，都说这个片子不错，但没有一个人拍板说可以播。这部片子的总顾问是薄一波，我电话打到中南海，薄老说他只看“文化大革命”那集，他想看看“文革”到底怎么回事。薄老自己到的央视，看完“文革”那集后，说再看一集。他看完后说：不错，我看可以播了。就这么一句话，就播了。

　　拍完《邓小平》，重大题材领导小组审看完，我们把片子送给政治局委员审看，一人一套。反复改了几次，1996年12月18日，杨伟光（时任央视台长）打电话告诉我：告你一个好消息：元旦播邓片。后来我才知道，是中央领导拍板定的。

　　袁艺：拍摄时遇到敏感内容怎么办？

　　刘效礼：像《毛泽东》里“文革”那集，那得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基调，不能超过这个。

　　袁艺：文献纪录片怎么才能做到更客观地反映历史？

　　刘效礼：纪录片首先是真实，不能说假话，特别是文献纪录片，要是说一句假话，整个片子别人就不相信了。我怎么把握“红线”呢？说缺点、错误的时候，你要把握一点：不要让观众丧失信心。

 　　（编辑：李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