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卡尔曼素描　高莽绘

　　莫斯科新圣母公墓第九区有一座形状不规整的石头打造的墓碑，与其石头墓碑不同，这块石头没有埋在土里，而是摆在高出地面的一块长方形大理石底座上。石头上镶嵌着凸起的铜字“罗·卡尔曼”和“1906—1978”。在姓名的左方刻有浅浅的影片画格，一眼便可知道这儿安葬的是一位电影人。到今天，他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整整30年了。

　　卡尔曼是苏联纪录片摄影大师，同时又是电影导演、教授和记者。1931年他毕业于苏联国立电影学院摄影系，立志永远和人民在一起，和普通战士站在第一线上，拍摄他们争取解放与自由的斗争。从那时起，近半个世纪里，他的手没有放下摄影机，实现了自己的志愿。他对世界电影、对历史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38年，他到过延安，拍摄过毛泽东，而且还得到过毛泽东为他书写的诗词真迹。

　　上世纪30年代是世界动荡的时期。1936年西班牙战争爆发，卡尔曼带着他的“艾姆”手提摄影机奔赴西班牙，在枪林弹雨中工作了两年，拍成《西班牙事件》新闻片20辑，使世界人民看到西班牙人民反对法西斯的真实情况。那时，他对那场战争的理解，远远超过一般政界人士。

　　回国不久，他即转赴抗日烽火燃烧的中国。他不熟悉这个国家，不通晓中国语言，全凭满腔国际主义热情奋不顾身地工作。那时他除了拍摄新闻纪录片之外，还担任苏联《消息报》的特派记者。从1938年9月到1939年9月整整一年，他从兰州驾驶汽车，跑遍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又辗转到四川与陕北。他拍摄了日寇疯狂轰炸，中国士兵英勇抗击，记录了武汉大撤退，长沙大火，新安孩子旅行团的演出，中国妇女的不平凡事迹，广东抗日游击队的活动。他在重庆和美国摄影记者们一起拍摄了蒋介石。1939年5月他到达延安，几次见到毛泽东，听过他讲演，采访并拍摄过他的活动，还得到毛泽东用毛笔为他书写的《七律·长征》。他记述这段历史时说：“我紧紧地握住毛泽东的手，这是人民领袖亲手书写的一首关于最伟大历史功勋的诗词，我感受到这将是我从中国带回国的最珍贵的礼物。”

　　卡尔曼在中国跑了11个省份，总行程约 2.5万公里。卡尔曼谈及自己在中国的经历时写道：“这是我最近几年采访拍摄中最艰巨最复杂的一次。战火烧遍我不熟悉的国家的广袤土地，拍摄同时我得研究这个国家，它的风俗习惯，它的斗争方法，并估计事件的发展变化，学习艰难拗口的语言。”艰苦的条件没有难倒卡尔曼。他精力旺盛，观察敏锐，日夜不停地拍摄与写作，回国后出版了一本“电影记者笔记”——《在中国的一年》。扉页上注明：“作者仅以此书献给英勇的中国人民”。全书渗透着他对中国的热爱，对中国人民的赞美和对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心。那是一部图文并茂的专著，很有史料价值。他在中国共拍摄了1万多米的影片资料。回国后，剪辑成《战斗中的中国》一片。可惜这部影片只放映了一次便收入库中，因为5天后法西斯德国入侵，苏联人民开始了伟大的卫国战争。一切转入战争状态。卡尔曼立即奔赴保卫祖国的前线。

　　卡尔曼很珍视他在中国拍摄的纪录片，他希望“有朝一日，胜利了的中国人民会在复兴的国家的档案中找出这些影片来……”是啊，我们的确应当找到卡尔曼拍摄的这部影片，它会重现历史，教育新人珍惜先人用生命争取来的自由生活。

　　整个卫国战争期间卡尔曼都活跃在前线。根据他拍摄的资料制成《在莫斯科城下击溃德寇》（1942）、《列宁格勒在战斗》（1942）、《柏林》（1945）、纪录纽伦堡审判过程的《人民法庭》（1947）等。到了60年代，卡尔曼又编辑成20集的电影史诗《伟大的卫国战争》（1965—1978）。

　　卡尔曼是苏联第一部全景宽银幕片《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1959）的导演。他还拍摄了许多国家的自然风光，记录了对名人与领导人的采访，越南和胡志明、古巴和卡斯特罗、美国和海明威、拉丁美洲……

　　新中国成立后，年近半百的卡尔曼与荷兰纪录片摄影大师伊文思又来到中国，他呼吸到了自由的中国空气，看到了获得解放的中国人民，他一定会想起他32岁时在抗日战场上尽自己国际主义义务时的峥嵘岁月。

　　默默无声的卡尔曼墓碑啊，你像我心中的一口洪钟，使我震动。中国人民深深怀念这位摄影大师，这位对中国满怀深情厚谊的友人。

　（实习编辑：许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