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文洋

    上周一，本报文娱报道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关注北京的票价为什么那么高的问题。大量事实表明，国外明星到北京开演唱会，在北京的票价比国内的上海、香港高，也比国外的伦敦、纽约、东京高。

　　据说，要把麦当娜请到北京，单场出场费用就高达500万美元。莎拉·布莱曼的门票，日本是800至1000元人民币左右，北京的演出定价分2000元、1280元、1000元、880元、580元和380元六档，平均票价接近千元。纵贯线的演唱会，北京的工体比上海的虹口体育场大一倍多，但北京最高票价1680元，场地票最低800元，而上海最高票价是1580元，场地票最低是480元。香港红磡则最高580元港币，最低180元港币。纵贯线在台北的最高门票也只有600元人民币。本报记者戴方问：为什么北京的人均收入只是欧美日大都市的1/5至1/6，也低于上海，北京的消费者却在承受着全国甚至是全球最高票价，多年来一直充当着冤大头的角色。

　　这个问题提得好，我也深有同感。戴方对此问题有进一步的调查、分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一读。我想，在关注北京市场的高票价问题时，也要关注另一面，我们的演出团体到国外的演出票价如何？
近些年来，我们经常看到国内某某演出团体赴欧美演出载誉归来，似乎从无报道其收入几何，票价高低。问一下了解内情的人，说是除个别商演外，大多数是赠票，组织海外华人捧场。据说，上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也是一种自娱自乐，极少卖票。更有甚者，据说是免费请人观看还不能保证满场。我们的演出团体，很像中国那些“走出去”的企业，在国内的企业大谈每年利润如何，几乎闭口不谈出国以后赚了赔了。初始我以为他们在国外赚了大把的钱，不好意思谈是怕伤害了外国朋友的感情。后来，我渐渐搞明白了：他们大多就没有赚到钱，整个赔本赚吆喝，闭口不谈在国外的盈利情况，主要还是怕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可巧，这些日子抽空看了电影《梅兰芳》，又读了一遍唐德刚先生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著作《梅兰芳传稿》。1930年，梅兰芳到美国纽约百老汇第49街大戏院演出，盛况空前。最初梅剧团的最高票价是美金6元，后来涨至每张12元，黑市票卖到二十多块美金。作者特别感叹：这是1930年的美钞！在纽约演出5个礼拜之后，声名大振，以后所到之处，无不万人空巷，没有警车前导就不能举步。访美之行结束时，梅兰芳获美国西部两大学——波摩那学院和南加州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1935年，斯大林特地电邀梅博士和胡蝶女士演出，莫斯科大戏院前排队的观众，不下于纽约的49街。今天，我们在感慨“我们家也曾经阔过时”真应当反思一下我们国内的演出团体和艺人为什么不能像当年梅郎那般风靡世界？

　　中国已经是文化进口大国，花费真金白银从国际文化市场高价进口。而文化出口则大多以免费形式推出，有点类似“送戏下乡”。这与国内文化市场未能很好地培育和发展有极大的关系，值得像振兴十大产业一样，早日出台中长期改革与发展规则。

  (编辑：许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