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方

　　上周有两则有关演出市场的信息：一是在两会上，文化部市场司副司长张新建指出，目前，演出市场票价过高，有的甚至超过海外。另一则消息是迈克尔·杰克逊告别舞台演唱会在伦敦引起轰动，19万张门票全部售出，而门票预售价格只有50至70英镑，也就是500至700元人民币。

　　如果看一看北京与上海，我们发现北京的门票价位总是比上海高，比如，莎拉·布莱曼演唱会，北京的场地比上海大一倍多，但票价却是上海比北京低一档以上。就是和日本比，日本莎拉·布莱曼的门票在800至1000元人民币左右，而北京的莎拉·布莱曼，第三档就是880元，之后，还有1000元、1280元、2000元。再看纵贯线的演唱会，北京的工体场比上海的虹口体育场大一倍多，但最高票价北京是1680元，上海是1580元，场地票北京最低800元，而上海是480元。如果再看一下香港，纵贯线在香港红磡体育馆的门票更低，最高580港币，最低180港币，而红磡是一个只能容纳万人的体育馆，只是工体场能容纳观众的1/4，而票价还要比工体场低三个价位，580元只是工体场看台票的最高价位。香港纵贯线演唱会最前排的门票比北京工体内场最后一排的门票还要便宜。据了解，纵贯线台北演唱会的门票最贵也只有600元人民币。

　　为什么，北京的人均收入只是欧美日大都市的1/5至1/6，但北京人所承受的门票却一点不低于，甚至超过那些大城市的票价；为什么，北京的人均收入低于上海，而上海的门票总水平反而低于北京；为什么，北京的消费者在承受着全国，甚至是全球最高票价，多年来一直充当着冤大头的角色。

　　在表面繁荣的演出市场表象之下，北京演出市场又有哪些问题呢？

　　落伍的演出公司

　　在北京的众多演出公司中，大致都在依赖十几年乃至二十年不变的旧有经验在经营演出。他们大致的工作模式就是从别人手中接手演出项目，在支付出场费之后，再去销售演出门票，最终赚取差价。

　　在这一工作流程中，演出公司在三个方面比较无能：第一是出场费价格上，在谈判上大多处于弱势，很难拿到合理的低价。如果，中间人一多，层层加价，再有就是大家一起抢一个项目，经常导致最后出场费比国际惯例还要高。最大的例子就是“三高”演唱会，我们支付的出场费比韩国高出几倍。这样，演出门票自然要贵很多。第二是，演出公司在寻找赞助商方面缺乏能力，如果有不错的赞助商，至少能冲抵掉一些费用，门票也能降一些。第三是演出公司始终无法扩大演出规模。在国际通行惯例中，如果演出场次多，单场出场费会下降许多，比如，迈克尔·杰克逊之所以在伦敦的票价只有50至70英镑，是因为他能在相当首体容量的演出场地连演26场。在香港红磡体育馆，港台明星演唱会最高门票也就580港币，谁要是比谁更红，那就比谁能在红磡演更多场，而不是谁的最高门票有多高。

　　高价的场地

　　北京的剧场、体育场馆的场租过高也是门票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北京的剧场特别是大型体育场馆，收费之高、之苛刻令不少演出商非常有意见。比如，首体，不但要收取场租，还要扣去主席台附近最好的一场坐席的门票。于是，当你拿着上千元的门票却坐在很远、很偏的地方就不足为奇了。而红磡体育馆，这是香港唯一的万人体育馆，按理说它更有垄断优势，但红磡的入场场租很低，之后按各项服务再收取费用，此外，红磡还会作为投资方与演出方合作经营演出，总之，他们的经营理念是服务和做大市场，只有市场大了，自己的收益才更多。而在北京，演出市场上各环节都尽力逐利，没有长线的、做大的理念，能多要就多要，绝不手软。不少场馆就抱着“此山是我开，必须留下买路财”的思路面对演出商。

　　过高的管理成本

　　在北京演出市场上，一直存在着演出管理成本过高的问题，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工作票赠票太多。

　　在管理方面，追求严格是没错的，但应该更阳光，公开，更有效率，更与时俱进，同时也应该更有服务意识。

　　在许多大型演出中，报批时间过长，常常只有不到两个月卖票，而在国外，大型演出半年前就开始售票。在管理上，索要的工作票过多，而现场又没有那么多警力，不少成了家属福利，甚至流入黄牛党手中。再有，一些演出被指定雇用某家保安公司，而且要按指定价格、指定人数雇用，这多少让演出公司付出超过实际需要的成本。在两会上，张新建强调，要抑制演出收费、工作票、赠票过多现象。[NextPage]

　　效率不高的票务系统

　　在演出市场上，票务销售也是重要一环。在北京，票务销售的提成是10%至15%，而在上海大约8%，国外，只有5%，在日本最大的音乐剧集团四季剧团，票提不到3%。显然，北京的票务提成太高了，之所以太高，就是效率不高，达不到薄利多销的地步。

　　不少专业人士计算过，如果在演出市场各环节都能有所改善的话，北京演出市场的门票至少能下降1/3，甚至1/2。

　　北京演出市场还缺什么？

　　北京演出市场最大的问题除了票价过高严重影响市场的拓展之外，另一重要的问题是，北京演出市场上，大多数演出商只是接手别人的演出，再通过最后的销售获取差价，而自主经营剧场，自主经营制作演出，靠版权、品牌做演出的非常之少。

　　比如说，赵本山在沈阳的刘老根大舞台，每年能有几千万的收益，这种常年演出的模式北京很少。而在上海，由上海几家机构与中演合作的大型杂技“跨越时空”已演了几年，现在有每年3000万的收益，而更早丽江的纳西古乐演出也很有知名度，经济效益也非常好，而在北京，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空白。

　　如果，中国真的要出现一些重量级的演出公司，不走自我制作、自己拥有演出版权之路是绝对做不到的。为什么北京的演出公司永远做不大、做不强，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们只是赚取差价性质的演出商，当把大部分收益支付给版权方之后，只是赚取一些散碎银子而已。

　　剧场经营也是如此，在北京，无论是体育场馆，还是剧场，大多仍是出租获利型的。在剧场经营上缺乏效率。如果我们借鉴一下香港红磡体育场的经营理念，以低门槛政策和细致服务收费，甚至是合资经营演出，我们的剧场就可以实现最大化地利用。早些年，北京音乐厅就以经营性的、服务性的思路经营剧院，不但年演出场次大大增加，而且，自己也参与制作演出，曾经活跃一时。但这一模式因为大部分剧场管理者缺乏这方面的能力，反而停滞甚至退步了。

　　另一类可以扩大演出市场的大型音乐节近几年在北京也发展的不顺利。目前除北京国际音乐节这样古典的音乐节之外，对于一些年轻人喜爱国际模式的音乐节，始终没有发现其价值，对其的扶持更是不够。比如说，北京爵士音乐节在北京已经消失很多年了；北京的迷笛音乐节已成为全国各地举办音乐节的样板，但这一能成为北京名片的音乐节现在在北京已无立足之处，去年没能举办，今年只能移师外地；而曾经办得很国际化的朝阳公园音乐节也停摆两年了。如果一个城市，没有足够多年轻人参与的音乐节，这个城市的活力、时尚、国际性又从何体现呢。

　　像伦敦有诺丁山狂欢节，柏林有电子音乐节，里约热内卢有桑巴狂欢节，这些都成为城市的名片，而且，也成为能吸引数十万、上百万游客参加的热门活动。而北京在这方面，也就是大型户外音乐节，狂欢节上也是有巨大差距的。

　　一直以来，北京演出市场一直处于一种表面的繁荣：只注重大牌纷纷来京，不注意门票居高不下；只注重每年的演出场次，至于这些场次有多少门票是卖的，多少是送的，却没人关心。尤其是对于演出成本越来越高，人们看演出的消费力越来越弱则没有引起足够关注。

　　北京演出市场正处于一种改变的关键时刻，北京的演出市场要从单纯追求高票价向追求多场次演出转变；有关部门要从单一的管理思路向全方位的服务转变；演出商要从单一买卖演出项目向经营、制作演出的制作人改变。

　　总之，北京的旧有演出模式需要更多的突破，向更开放、更自由、更灵活、更平民化转变。尤其在金融危机产生的“口红效应”影响下，以高门票为主导的北京演出市场已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

  (编辑：许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