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曹风波的个中曲直，外人难做定论。但可以想象的是，当一门艺术被“分账”的难题束缚住手脚，是很危险的。无论是“师父”口中的“清理门户”，还是“徒弟”发表的脉络清晰的“恩怨史”长文，看不到两个人有什么艺术上的分歧，皆是日积月累的利益争端。

　　充满戾气的骂战让艺术蒙羞

　　讲一个相声界的人物事迹。北京卫视的节目《传承者》其中一期请来了常氏相声的传承人，英达作为推荐人讲了关于第二代常宝堃（艺名小蘑菇）的事迹。小蘑菇生于1922年，从他记事起，战争不断，他在战乱的年岁拜师学相声，后自成流派，蜚声艺坛。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主动请缨到前线慰问，演出时遭敌机轰炸，牺牲在三八线上。当时留存的影像资料显示，小蘑菇的送葬仪式有几十万群众参加，从天津的劝业场出发，绵延数十公里，浩浩荡荡——这是人民艺术家的葬礼。

　　英达介绍，常氏家族的家训就是简简单单四个字：“感恩，报国。”反观今日，郭德纲和徒弟曹云金的恩怨纠葛闹得沸沸扬扬满城皆知，郭在微博上公然晒出的所谓“家谱”，赫然用上了“欺师灭祖”、“结党营私”如此严重的措辞，我真心为相声界感到蒙羞。

　　说到底，不就是为了一个“利”字？无论是“师父”口中的“清理门户”，还是“徒弟”发表的脉络清晰的“恩怨史”长文，看不到两个人有什么艺术上的分歧，皆是“每个人要交3000块拜师费”、“你拍《窦天宝传奇》在天津拍摄三个月、一分钱都没给我”之类的利益争端。

　　剑指“师徒制”以偏概全

　　个中曲直，外人难做定论。但可以想象的是，当一门艺术被“分账”的难题束缚住手脚，是很危险的。有人将矛头直指“师徒制”，说师徒制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时代是由人引领的，若说需求，普通相声爱好者无非希望多出好作品，平日里看着解解闷儿逗逗乐儿；而从业者除了希望传承这门艺术，最大的诉求无非是经济效益。这个时代已经冲着市场化一往无前地去了，若要追求最快的效益，师父带徒弟显然不是良策。就应该批量生产，广收门徒高收学费企业化管理，也成立个相声界的“新东方”——也不是不可能，据说郭德纲不同辈分和门派的“徒弟”已经多达一百多人。

　　但这门技艺传承到今天，行内人都明白，师父带徒弟是掌握相声门道的关键。也许这种以师徒关系为核心的“帮派”有一些陈规滥矩，但很难二元对立地去完全否定这样的形式。退一万步说，师徒翻脸这种事情，自古以来皆有。在新中国成立前，被送去唱戏、学武术等技艺用以谋生的，多是穷人家孩子，也有一些混饭吃的地痞流氓。徒弟素质不高，和师父也没有培养真正感情的，为钱翻脸是分分钟的事儿。即便没有翻脸，徒弟想另谋出路拜别师门也是很正常的。电影《百鸟朝凤》里，唢呐这门技艺在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威胁时，焦三爷的徒弟们就纷纷出走。

　　企业化管理不能治本

　　对于徒弟出走，郭德纲自己曾说：“有人接私活、荒废德云社工作，自己想用情义感化不能奏效，于是用企业化管理制度来解决。”而所谓“企业化管理”，就是签合同。也许他和徒弟们都没想过，许多职业是需要有一种“超越性”的，不是一纸契约能够掂量清楚。例如消防员、医生、教师、军人等等，为什么这些职业不能完全被市场化？正是我们需要这些职业的“超越性”而不是完全为了靠其谋生。那些最终成角儿、成大家的艺术家，没有对所从事的技艺超出了名利追求的钻研——比如战争年代作为对敌斗争工具、新中国成立初期响应国家文化建设政策——大概也是不能成事儿的吧。

　　另讲个题外话。郭德纲代言“藏秘排油茶”被媒体曝光违规生产及虚假广告，他说是央视和政府监管部门监管不力在先——这难道不是杀人放火后怪刑警没来得及把自己绑起来的强盗逻辑吗？该产品被央视3·15晚会曝光后，又指责央视“公报私仇”——之前是谁说人监管不力来着？举这例子绝非“站队”，毕竟此事无关师徒纠纷。想说的一个道理就是，做错了事推卸责任容易，找替罪羊容易，把板子打在公权力身上更容易，难的是对自己乃至整个行业生态的反思。

　　（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