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朝廷官府，老板蒯鹤年和他的营造厂归根结底没得选择。而一个腐朽软弱的政府造下罪孽，终归要由包括茂兴营造行厂在内的中国百姓承担，也属定律。

　　对于历史，从来就会有不同的观察和阐释，比如刘进元编剧、杨立新导演的话剧《牌坊》中涉及的历史。说到的克林德牌坊，正史叫克林德碑，百度词条的记载有上千字：先是1900年5月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7月清政府与八国列强战败议和，下令修建纪念克林德“为国捐躯，令名美誉”的克林德碑；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1918年11月，兴奋的中国人拆毁象征耻辱的克林德碑，改为“公理战胜”碑，迁移至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最后便是1953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为表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的贡献，决定将“公理战胜”碑改为“保卫和平”碑。

　　克林德碑的变迁，可以说浓缩了中国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世事更迭。若是以这样的历史角度为线索，想来也是艺术创作不错的选择。不过刘进元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对于老北京的历史变迁及其风土人情自然是情有独钟，他写《牌坊》，切入角度的别出心裁就顺理成章。《牌坊》截取的，是清政府下令修建克林德碑，京城八大柜四小柜之首的茂兴营造厂是欣然“奉旨”，还是拒不修建，端给观众的，就是一个关乎营造厂生死存亡的尖锐矛盾。《牌坊》以此切入历史，组织戏剧冲突，层层推进的剧情所展现的，便是大世道下普通民众的曲折人心。由此看来，从艺术的角度将历史转换为人生，始终着眼于人，致力于对人的性格、情感及命运的刻画，一部好的戏剧就先自有了几分胜算。

　　让茂兴营造厂拒绝接受修建任务，是不切实际的奢想。且不说它多年承接清廷的营造差事，即使是“官工修建，三成到工”，那区区三成也已成就了它的百年辉煌；也不说拒绝就意味着“抗旨”，结果不仅营造厂当即关张，而且要人头落地，满门抄斩。即以克林德碑承载的历史重负与民族大义论，让当时的营造厂的工匠有我们今天的认识高度，也属苛求。就算是认识到了，深明大义，又能如何？面对朝廷官府，老板蒯鹤年和他的营造厂归根结底没得选。而一个腐朽软弱的政府造下罪孽，终归要由包括茂兴营造行厂在内的中国百姓承担，也属定律。《牌坊》大幕甫一拉开，工部郎中仲琪被两个德国兵“押解”，进入蒯鹤年的宅子，弥漫而来的，就必是这种无奈夹杂着抗争的氛围：觉得无奈却不由得想抗争，越抗争便越觉得无奈，这些成为戏剧矛盾一步步推进的情节动力。

　　在《牌坊》中，仲琪官府中人的八面玲珑却蛮横霸道，耿明礼一辈子浸淫营造的执拗与骨子里的褊狭，蒯老太太久经历练终归难脱妇人见识，三格格单纯不吝的满人千金气派，王淑贞家仇夹以国恨不得排遣的偏执……一应人等均依照性格的逻辑，在剧情演进中渐次展开。连着墨不多的大夫，三两句台词，也都入木三分。刻画与表现人物性格，从来是北京人艺的强项，以少少许胜多多许，而少少许的细微处随着剧情，最终酝酿发酵成丰厚。

　　当然，全剧最为用力的，是中心人物蒯鹤年。事实上，作为说了算的“一把手”，蒯鹤年置身于事件核心，是矛盾冲突的焦点人物。他当然首先是个生意人，牌坊修与不修的利害，于他而言应是洞然于胸；但他又是一个见多识广的老江湖，一个满清的子民，民族大义对他既意味着家族企业的口碑，也关乎朝廷的颜面。如果说，仲琪关于风水的那番话不过只是一种游说，那么，皇上御笔亲书“正气浩荡”四个大字，则成为他心目中的牌坊最紧要的一道风景——当然，他也时不时把它作为重要理由，说服另一个不断怀疑动摇的自己。于是剧情的发展暗埋下了两个阶段：开始，所有知道牌坊底细的，不管态度如何，都瞒着蒯鹤年一个人；很快，陷在内外交困中的他，不动声色地瞒起了所有人，点水不漏实施了他的计划，从而上演了石破天惊般的一幕——他以自己的命，做了最后一搏，不仅解开了牌坊这个几乎无解的结，而且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人的性格底色。蒯鹤年饮下毒酒后的大段独白，不由得让人想起鲁迅先生的话：“我们自古以来 ，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于是，《牌坊》全剧所沉浸的无奈中抗争的氛围，就这样最终成就了英雄主义般的家国情怀。因为这一情怀，围绕克林德碑展开的那段历史，也就呈现出别一种面目——充满屈辱，但也不乏慷慨激烈。不夸张地说，倘若放宽历史的视野，正是有这样的情怀，才使得中国历史数千年历尽千波万劫，终归要不屈不挠走向今天。而这，才是中国历史不变的真面目。

　　（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