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5月，整个柏林谈论最多的一个与文化有关的话题就是柏林戏剧节，人们见面时总免不了会相互询问：“去柏林戏剧节了吗？”“看了几场戏？”“觉得怎么样？”那情形如同30多年前中国人见面都问“吃了吗”一样。 用咱们相声里常用的话调侃就是，这时候，你要不了解一下戏剧节的内容、不看几场戏，你都不好意思见人。

　　400部剧中遴选10部剧目上演 看重丰富多样的艺术表达

　　柏林戏剧节始于1964年，是柏林艺术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每年邀请10部德语国家上个演出季中“最值得关注”的剧目来柏林演出，有德国戏剧的“奥林匹克”之称。由于柏林戏剧节诞生时德国正处于分裂状态，因此，这个戏剧节最初只是西德以及奥地利和瑞士展示其戏剧发展的平台。1990年两德统一前，才将整个德国的剧院纳入戏剧节的邀请范围，从而首先形成了德国戏剧的统一。

　　应邀参加柏林戏剧节的10部戏通常是由7位戏剧评论家从奥地利、瑞士剧院的大约400部新戏中选出，每年2月初正式对外公布，戏剧节则是当年5月在柏林举办。除了10部戏的展演之外，戏剧节还有评委、受邀导演和观众共同参与的对话会，剧本朗读，专门面向年轻导演和尚未成名编剧的“新作市场节”等。国际戏剧论坛资助世界各地的青年戏剧工作者来柏林观摩演出并进行专业交流，戏剧节的博客为有志成为剧评人的年轻记者提供写作和报道的机会，同时还要颁发三个重要的戏剧奖，它们分别是年度剧院或导演奖、最佳戏剧创新奖和最佳青年表演奖。

　　“最值得关注”是个什么概念？柏林《每日镜报》的资深文化记者、戏剧评论家冯贝克教授给出这样的解释：戏剧节其实并没有一个硬性的标准，评委选出的作品也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戏，但一定是在某一个方面非常特别，而且有独到性的戏，对戏剧的探索和发展有借鉴意义。除了表演出色、表现形式多样的戏之外，当某一出戏正好契合了当时的一个政治、社会和文化事件，也有可能得到评委的青睐。戏剧并非只有一种形式，其艺术表达随着时代和科技的进步也有了更多的可能，柏林戏剧节就是要让大家了解并促进戏剧的丰富性。

　　冯贝克教授曾经为柏林戏剧节担任过10年评委，对评选的过程了如指掌。据他介绍，7个评委事先有一个大致分工，每个人主要负责某一个地区，看完一部戏后，即向戏剧节和其他评委表明自己的意见，对于认为值得关注的作品，其他评委也会去观摩。所有评委一年通常聚在一起4次，讨论相关剧目的意见，同时也会阅读评论，从网上了解情况。最后形成一个20个剧目的清单，然后再投票决定。也就是说，能够参加柏林戏剧节的作品，至少获得了4个评委的赞誉。

　　“做戏剧节的评委其实是个力气活！”冯贝克教授这样描述他所做过的工作。他当评委的时候，每年差不多要看80多部戏，这就意味着3至4天就要看一部，而且还需要旅行，几乎不可能再做其他的事情。现在的评委可能要看更多的戏。

　　回归文献剧直面真实历史 由小说改编剧本近年流行

　　今年柏林戏剧节邀请的10部戏是从71个城市中的395部戏中选出的，分别来自慕尼黑室内剧院和皇家剧院、柏林人民剧院、斯图加特话剧院、苏黎世话剧院以及维也纳城堡剧院。其中共有4部戏来自慕尼黑，两部来自苏黎世，而有话剧之都的柏林仅凭赫伯特·弗利驰的歌剧《无题一号》为首都挽回了点面子。

　　评委芭芭拉·布克哈特称此次柏林戏剧节为“南方的呐喊”颇有道理，虽然也有不少人抱怨评委今年只在“富裕的南部地区”选择了作品。

　　慕尼黑无可争议地成为今年戏剧节上最耀眼的城市，除了两座剧院贡献了4出戏之外，慕尼黑室内剧院的院长约翰·西蒙斯、年轻女导演苏珊娜·肯尼迪以及皇家剧院的年轻女演员瓦勒莉·切普拉诺娃还瓜分了三大戏剧奖。柏林市长沃韦赖特在给西蒙斯颁奖时不无幽默地表示，他还不习惯听到还有哪个城市的戏剧能够比柏林更好。

　　在37岁的戏剧节艺术总监博登霍尔茨女士眼里，今年戏剧节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文献剧的回归。其中维也纳城堡剧院的多伦·拉比诺维奇和前院长马提亚斯·哈特曼联合制作的作品《最后的证人》是由纳粹屠杀中的幸存者亲自在台上讲述他们的经历，这些老人最小的也有80多岁，最大的已经超过100岁。里米尼记录创作剧场的作品《战情室》则是与战争和武器工业有关。“对于有些题材来说，用文献材料要比用文学剧本讲述的效果更好。” 博登霍尔茨面对媒体曾这样解释她的观点。

　　冯贝克教授认为，从开幕大戏——德国大师级导演迪米特·格切夫执导海纳·米勒的《混凝土》可以感觉到一种戏剧要回归到人物、表演、戏剧冲突的迹象。这是格切夫的最后一部戏剧作品，他因病于2013年10月去世。慕尼黑皇家剧院的演员们出色演绎了德国戏剧家米勒上世纪70年代的作品，给所有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笔者看来，戏剧节还有一个承前启后的特点，既尊重大师又不忽视年轻人。除格切夫外，柏林另一位著名导演卡斯道夫也凭借在慕尼黑皇家剧院执导的《向夜的尽头旅行》在戏剧节亮相。而这样高水平的艺术节对年轻人来说并非可望而不可即，评委们同样关注戏剧界的后备力量。34岁的导演罗伯特·伯格曼执导斯图加特话剧院演出的契诃夫名剧《万尼亚舅舅》和另一位37岁女导演苏珊娜·肯尼迪执导慕尼黑室内剧院演出的德国剧作家玛丽路易泽·福莱瑟的《英格施塔特的炼狱》在戏剧节上也令人耳目一新，而肯尼迪则已经是第二次受邀参加柏林戏剧节了。德国卫星三台将这两部戏和格切夫的《混凝土》并列为戏剧节上最强的三个作品，并在电视台播放实况录像。这当然也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评委的眼光和勇气。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由小说改编成剧本，是最近几年比较流行的做法，今年卡斯多夫的作品是根据法国小说家路易·费迪南·塞利纳改编的。去年汉堡塔利亚剧院参演剧作《孤独地为自己而死》和莱比锡剧院的《战争与和平》均来自小说。这种做法丰富了剧本的来源。而孟京辉将余华小说《活着》改编成话剧并在国内外获得成功，说明这条路也适合中国戏剧人。[NextPage]

　　政府支持助剧院高产 经典重释仍可出佳作

　　冯贝克认为，德语国家的戏剧创作在整个欧洲是最活跃的，实际上每年制作的新戏远不止400部，而是在1000部左右，只是戏剧节的7位评委每年大概只能看这么多。德语国家戏剧的创作如此丰富也与其传统相关。早在启蒙运动时期，剧院就被当作公共机构，莱辛、席勒以及之后的戏剧家都主张戏剧在精神上应具有教化功能，是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德语国家的剧院均是非营利机构，主要由各级政府出资，因此，所有剧院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创作。此外，德语国家独特的“戏剧构作”制度保证了各剧院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不断对戏剧进行创新。“戏剧构作”是连接院长和导演的桥梁，可以协助院长选择剧目，为导演提供建议，并按导演的想法重新解构原有作品，结合现实生活，使之更具当代性。

　　很多德国戏剧界人士不理解在中国为什么一个导演排一部戏，其他导演或剧院就永远不会排同样的戏。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尊重经典就是将一出戏演上几十年，而不是对经典重新表达、阐释。而中国的戏剧工作者则抱怨当前好的本子太少，于是只好排外国经典剧目。笔者并非反对中国剧院排外国戏，而是想说明，其实德国和欧洲现在也鲜有好的剧本，各个剧院几乎都是选择经典剧作以及从小说改编剧本，这样做仍然可以出好作品。假如我们一直都是按照400年前的方式演出莎士比亚的戏剧，没有任何变革尝试，很难讲莎翁的戏还能否流传至今。

　　近年来，中国与德国的戏剧交流在逐渐增多，林兆华、孟京辉曾应邀参加汉堡塔利亚剧院的“莱辛戏剧节”，无论是《说客》、《刺客》，还是《活着》均受到德国观众的欢迎。“北京青年戏剧节”2012年派出了4个剧参加了中国在德国举办的文化年活动。德国戏剧也成为“林兆华戏剧邀请展”和“北京青年戏剧节”的常客。柏林绍宾纳剧院刚刚从中国回来，他们在北京和天津演出了米歇尔导演的《朱莉小姐》，塔利亚剧院在戏剧节上演出了经典剧目《耶德曼》。去年9月，柏林德意志剧院访华演出了《俄狄浦斯城》。德国著名导演派西法尔分别在2010年和2011年携《哈姆莱特》和《大门之外》参加“林兆华戏剧邀请展”。慕尼黑室内剧院院长西蒙斯导演的《毒》也曾参加上述戏剧节。

　　从戏剧交流的角度和多年的经验来看，欧洲还是更希望看到真正的中国戏，并非中国人演的欧洲剧目，而我们自己真正值得关注的中国戏剧作品却不是很多，这是令人非常无奈的事情。文化交流说到底，还是要靠作品说话，作品是交流的基础。没有创作的繁荣，何谈文化的繁荣。而戏剧作品的创作又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这需要不断的积累过程。只靠一两个导演和剧院也不行，应该有一批这样的人和机构。在德学成回国的李亦男在中央戏剧学院开设了“戏剧构作”的课程也是促进创作的一个很好的尝试。

　　柏林戏剧节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它已经存在了51年，并仍然有美好的前景，其秘诀就是在于德语国家每年巨大数量的戏剧创作，在这一点上，别说中国，就连其他欧洲国家，包括英国和法国都无法与之相比。戏剧对于德语国家是需要维护的精神家园，也是各级政府的责任。毛主席曾经说过，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而这点精神应该贯穿我们整个社会。

　　戏剧常常会被称作社会和生活的镜子。在我看来，柏林戏剧节就是这面镜子的镜子，我们有时候也需用这面镜子来照照自己。

　　（编辑：刘颖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