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静

　　摘要：《赵氏孤儿》和《忠臣藏》均为复仇题材的经典剧目，同样脱胎于历史真实，有着近似的东方文化特征，但在深层次又有很大的差异性，在历史与艺术形式、人物结局的悲剧和道德美学反映出中日两国传统文化在相似的表象下迥然不同的美学观。　

　　关键词：中国　日本　戏剧创作　美学观比较　《赵氏孤儿》　《忠臣藏》　　　　

　　戏剧是历史的产物。它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各个历史时代都有代表性的戏剧。不同的戏剧家由于他们所处具体历史条件的差异，他们的戏剧观和艺术方法也互有差别。这些都是在基本忠于史实的前提下所做的艺术创造，从而达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体现了戏剧的美学特征。　

　　一、《赵氏孤儿》和《忠臣藏》取材的历史背景　

　　《赵氏孤儿》取材于一段腥风血雨的历史事件。晋灵公宠臣屠岸贾，助桀为虐，权倾位重，为所欲为，敢不请而擅诛赵族，且不受责罚。程婴见义勇为冒死从深宫救出孤儿，将自己的亲儿献出，十五年来背负为晋国人不耻的“忘恩负义、出卖朋友，残害忠良，贪图富贵”的名声。等到孤儿长大后，报了旷世深仇，让赵氏冤情大白于天下，程婴忠义、公孙杵臼忠烈大白于天下。该剧的剧情虽然离我们遥远，但隐含了政治的血腥、残忍和历史的沧桑，折射出封建社会的黑暗、残酷和专制，视人命如草芥，成为中国文学艺术的著名悲剧经典。有人曾将此剧喻为中国的《哈姆雷特》，在海外引起过巨大反响。它承载、折射出中华历史传统的政治、道德、君臣、宗法、人文和艺术等内涵。　

　　《忠臣藏》取材于日本元禄十四年（１７０１年）的赤穗义士事件。江户幕府时期，日本的各地大名要定期到江户觐见幕府将军。幕府任命两位大名主持觐见仪式，赤穗藩浅野侯是其中之一。两位司仪官都是地方大名，不懂仪式礼节，不得不向在幕府中任职、身份很高的大名吉良侯请教。因浅野侯不谙世事，未向吉良侯赠送重礼，而另一位送了，吉良侯因此故意让浅野侯在仪式上出了丑。浅野侯发现自己受到了侮辱，当即在大厅拔刀刺伤了吉良侯。按当时的法律，在将军殿上动武是犯死罪的，浅野侯为此剖腹自杀。浅野侯的４７名家臣，誓为主君报仇。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将吉良侯的首级祭奠于浅野侯的墓前。４７名义士终于为主君报了仇，但这一行为又违反了当时未事先呈报就进行复仇的幕府法律。４７名义士一同剖腹自杀殉法，自判身死，成为一出历史大悲剧。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说它是“日本真正的民族叙述诗”，它强烈地拨动日本人心弦。以该剧本为中心的演出、表演、音乐和舞蹈，都达到很高的水平，成为歌舞伎十八番中最优秀的剧目之一。　

　　二、《赵氏孤儿》和《忠臣藏》的美学比较　

　　１．历史与艺术形式相统一的美学比较　

　　人们的审美心理，与艺术样式是有关联的，艺术样式的不同，审美心理也有所不同。在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的戏剧创作中，事件真实性要服从于艺术化的历史本质意蕴真实性，这种艺术真实性的获得，离不开艺术家人文观、历史观和美学观的融会贯通。　

　　中国传统美学重视文艺的情感感染作用，这使得作家本人的爱憎在作品中表现得鲜明突出。据史书记载，程婴本是赵家的门客，救孤完全是为了报恩。对此，作者进行了艺术的处理，把程婴的身份改为“草泽医生”，和赵家并没有主奴关系。经过这种艺术加工，就更突出表现了他救孤并非出于个人恩怨，而是出于正义感，出于对忠良的同情和对权奸的愤恨。从而写出了一个有血有肉、仗义勇为而又顽强不屈的英雄性格，主题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赵氏孤儿》剧本创作中，还将赵朔自杀改为赐死，将程婴与孤儿同匿山中十五年改为让孤儿在屠岸贾身边长大成人，还将替死的他人婴儿改为程婴之子等等。对史实进行集中、提炼，以构成戏剧冲突，让人物性格在一系列事件的进程中丰满起来。程婴、公孙杵臼运用“自觉意志”企图实现的目标，以及他们与屠岸贾之间作为正义与邪恶的两种势力的冲突，在这场戏中足以达到了“危机的顶点”，所以才那样惊心动魂，使人物的性格那样鲜明突出。表面看来，这样处理似乎与史料颇有出入，然而我们并不觉其假，反而感其真。原因就在于这不是凭空捏造，而是在史料的基础上的创造，体现了戏剧要高度浓缩、凝炼地反映生活，集中了矛盾冲突的艺术特征，符合历史剧塑造典型人物的艺术规律。　

　　日本古典戏剧富有十分明显的民族特征。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忠臣藏》本来的历史真实与歌舞伎剧本内容相比较，改动较少，只是增添了吉良事前调戏浅野之妻等情节，另外更加渲染了四十七义士不顾妻子、甚至杀父卖妻的内容，结尾处集体切腹场面也是戏剧十分重要的场面。这是因为日本文学创作学强调文艺对现实的模仿，主要依靠作品富有真实感的人物形象去教育人。《忠臣藏》自始至终充满了现实的刀光剑影。受辱、报复、报主君之仇和服从幕府法律等一系列环节都是通过“刀”来完成的。德川幕府时期，尽管采取了文治方式，但统治者是佩刀的武士官僚，武士道成为其文化的基本精神。此外，《忠臣藏》剧本中还描写了他们为了筹集复仇的资金，他们为了复仇事业牺牲了一切一“包括名声、父亲、妻子、妹妹、正义”。不惜把妻子卖作妓女、杀掉岳父、砍死得知复仇计划的妹妹。渲染武士们为复仇不惜一切代价，把“忠”和“勇”发挥到极至。这些都是在基本忠于史实的前提下所做的艺术创造，从而达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体现了历史剧创作的美学特征。　[NextPage]

　　２．主要人物结局的悲剧美学比较　

　　中国和日本的古代历史剧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对正面的主要人物的结局大都作了悲剧性的处理。在基本忠于史的基础上，从历史剧的美学特征看，也需要这样的艺术处理。因为戏剧不是为过去而是为现实和未来创作的。它们描写主人公的痛苦、不幸、死亡等悲剧性的结局，从将历史人物身上发掘悲剧性的美，让悲剧人物的美好追求在现实生活中遭到阻碍或毁灭，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抗争和追求后，终于在现实世界或虚幻世界得到实现和肯定。　

　　《忠臣藏》的结局体现了日本民族的审美情趣。《忠臣藏》的结尾，四十七名武士在雪中剖腹的场景给人以传统的“物哀”美学感受。日本以中心人物的死亡和美的毁灭结局为美，就象日本人酷爱的樱花，在花开和花落短暂的生命过程中，人们体会到的是从主体的瞬间美中获得永恒的静寂，这是一种从死亡中体会到的物哀意识。此外，从世人的角度来看，武士们集体剖腹的场面震人心魄，血腥的场面凄绝悲壮，人们是以一种欣赏和敬佩的眼光来看待，自身的情感也获得了渲泄与净化。这正映衬了黑格尔认为悲剧美感的实质并不在于要给人以悲伤、痛苦、怜悯和恐惧，而是一种打动读者或观众崇高心灵的“惊羡感”。因此，四十七浪士已经成为了日本人所追求的人格楷模。武士们所表现出来的忠勇、责任感和牺牲精神感染着日本观众。从中可以汲取一种力量，使失意、沮丧的日本人重新获得生活的勇气，以致于战后《忠臣藏》一度被美占领军禁演，可见其影响之大。　

　　《赵氏孤儿》的结局比《忠臣藏》的结局稍好，从历史的审美角度来看，由于中国和日本各自不同的民族性格与审美情趣使然。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中所形成的文化传统和审美习惯、审美趣味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欣赏和创作行为。我国的儒家文化强调生命的延续。儒家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也，更不用说生命了。除非在处于民族大义和保持人格尊严和民族气节时候，才会有不得而为的毁灭生命行为。这一儒家文化精神渗入悲剧，便易于形成一种大团圆的结局模式。《赵氏孤儿》中即使在赵氏家族被诛杀３００多人，但作为赵氏家族唯一生命延续的赵武最终手刃屠岸贾，沉冤昭雪。在艺术效果上，即使是悲剧，也因为这种结局模式的出现，体现了情理结合的中和之美。再从悲剧情感来看，中国悲剧达到警世和劝善惩恶的目的，这种悲剧情感的特定内容决定着中国古典悲剧人物的结局不同于日本悲剧人物的结局特点。　

　　３．体现的道德美学比较　

　　《赵氏孤儿》这部著名的历史悲剧的美学意义，首先表现在程婴等义士身上体现的为了正义而舍生忘死的义烈精神。这不仅是传统道德中舍生取义最高伦理原则的体现，而且更是中华民族舍己救人民族精神的体现。《赵氏孤儿》一剧就是这样紧紧围绕“搜孤”与“救孤”这一中心事件安排情节，组织冲突，并在激烈的冲突中刻画了程婴、韩厥、公孙杵臼等义士的英雄群象。作品中的主人公程婴等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道德伦理观念和戏剧中充满正义和邪恶、忠良和奸佞殊死搏斗的悲壮动人场面，彰显着善恶分明的道德意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正直品格，讲仁义、轻死生的道德观念是复仇行动得以进行的内在动力，是这部作品悲剧力量和美学价值之所在。　

　　在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中，“家族”的观念也是比较强烈的，“家族”似乎是道德的源泉。林语堂先生曾说：“日本的社会就像一块花岗岩，中国的传统社会则像一盘散沙似的家族组成的。”他认为中国是“首先以家为重”，非常重视“骨肉之情”。除此之外，还讲“义气”，友谊主要源自感情，义气则包含了理智的判断。即使和一人感情并不深厚，但为了“应当这样做才合道理”，往往会作出重大牺牲，那是所谓“义气”，友情是使人间社会向“横”扩展的关系。《赵氏孤儿》剧中，那么多义士为了赵氏家族的存续进行了各种义举，正是体现了这种“家族”意识和“忠义”的伦理美德。当两者不能兼顾，必须舍其一的情况下，强调更多的是“义”这一美德。　

　　日本社会是“纵向社会”，即以“上下级”关系为轴心而构成的社会。“武士道”的中心是“忠”的思想，是对有恩于己的主君尽忠，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在日本，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忠君”是社会道德的根本，即使那主君是暴君，也不问情理地追随，总而言之是尽忠报答主君，强调“尊卑有别”。日本东京大学研究中国文化的专家沟口雄三教授指出“比较日本和中国的‘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是血统主义的，相对于此，日本则是家督主义”。中国在传统家族制度方面强调血缘。日本强调的是家名，家名具有超血缘关系的社会关系性质。　

　　因此，当主君名誉或者是家名受到诋毁时，复仇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行为。特别日本到了镰仓、室町时代，发展出“仇讨”和“助大刀”的风气，对复仇行为也相当肯定。江户时代，“仇讨”还被制度化。群臣之间也如此。为了“名誉”而牺牲其财产、家人及性命的武士被奉为道德楷模。因此，《忠臣藏》中武士们为替主人雪耻弑父卖妻弃子的行为特别容易引起其国民心灵共鸣。复仇这一忠君义举深植于人的情念之中，符合了日本人的传统道德审美观念。因此《忠臣藏》这一历史事件被写成书、编成剧本。广泛地传播，深受庶民的欢迎。[NextPage]　

　　三、结语　

　　艺术真实作为首要的追求目标，虽然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不相同，但与历史感的真实却有密切的关联。当历史事实与剧作创作理念不能相谐时，作者就以虚构之笔对史实进行改造，以期符合艺术真实的逻辑。体现了作者的审美理想，深刻地反映了历史本质的真实。而这种改造正是由本民族性格与审美情趣所决定的。　

　　（编辑：罗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