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德才
中国话剧虽然是从西方引进的，但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已不断本土化、中国化，已经成为与中国传统戏曲“二元并存”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现代戏剧样式。百年中国话剧史，发展道路迂回曲折，历经坎坷与磨难。但中国话剧终于随着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艰难步履而日益发展壮大。中国话剧从“舶来品”到成为我们民族戏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间既有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值得书写，也有许多经验教训和有意义的话题需要总结和探讨，这对于我们今天认识中国话剧的现状、探索话剧的发展道路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在纪念中国话剧百年华诞，戏剧界亦正展开“戏剧与市场”的讨论之际，马俊山先生潜心中国话剧研究多年的成果《演剧职业化运动研究》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由13篇有着内在联系的论文组成，是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的主要内容。该书虽然只是选取话剧本土化过程中一个重要时段（1934-1947）所发生的一个重要现象（演剧职业化）作为研究对象，但中国话剧发展史上的这一重要现象既涉及到话剧从文学到舞台的方方面面，又关系到中国话剧的本体属性和发展方向，且数十年来长期处于被忽视和遮蔽的状态，因而研究起来具有相当的难度。这一课题对研究者的学术胆识、理论视野、知识结构和学术功底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中国现代话剧研究，相比现代小说、诗歌、散文的研究相对要薄弱一些，而在话剧研究中，学界过去关注的也主要是重要的话剧作家作品和戏剧思潮与理论，对现代演剧运动及舞台艺术较少涉及，系统、深入的演剧历史探寻与理论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其中的原因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研究者知识结构的缺陷和研究视野的局限。戏剧与小说、诗歌、散文不同，是一种具有综合性的文学艺术样式，具有文学性和舞台性的双重特点，优秀的戏剧应该既具有文学生命力，也具有舞台生命力。因此，剧作家创作文学剧本只是戏剧的一度创造，作为文学的剧本应该为导表演的舞台呈现即戏剧的二度创造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依据，然后经过在剧场的演出、观众的参与才最后完成一出完整的戏剧。因此，戏剧的创作与研究相对于其他文学门类而言也是最难的。它对戏剧研究者知识结构的综合性完整性显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我们过去的话剧研究在很多情况下只能说是话剧文学研究，研究者大多只是将话剧当作与小说、诗歌、散文并列的一种现代文学样式对待，或者虽然意识到话剧作为舞台艺术的综合性特点，但限于自身的知识结构与研究视野而无能为力、无法拓展。二是演剧运动与舞台艺术史料的匮乏与搜集的困难。相对于文学作品通过发表和出版得以流传而为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而言，戏剧却是“活的艺术”，也是“遗憾的艺术”。因为，戏剧在本质上是由演员扮演人物在舞台上面对观众表演故事，戏剧的生命是活在舞台呈现过程之中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戏剧是不可复制的一次性的艺术。因此对演剧过程和舞台艺术的研究是十分困难的，何况中国现代战乱频仍、环境艰苦、条件落后，剧团和广大舞台艺术工作者大多是颠沛流离，大量演剧资料未能妥善保存流传，有幸留下的资料也需要广搜博览、钩沉甄别、沙里淘金，这就使现代演剧运动与舞台艺术研究更为困难。三是长期的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文艺体制对人们学术思想的限制。如本书所研究的演剧职业化运动曾经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存在十余年之久，甚至一度铸就了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但如此重大的历史现象却一直被学术界所忽略。原因何在？正如作者指出的：“因为当代中国的文艺体制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骨子里至今未变，人们的思想不免会受其限制而形成一定的学术盲点。而演剧职业化却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它的许多做法，都跟现行文艺体制格格不入，甚至是有威胁的，所以有关问题才会被长期遮蔽起来，难得一见天日。”[①]正是处于蜕变中的时代，使作者意识到演剧职业化的意义，并不惜历尽艰难、长期研究不辍。因此，在中国话剧研究界，像马俊山先生这样别开生面，选取一个高难度的课题潜心准备20年，终于完成一份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填补了中国话剧研究的一个空白，这是没有先例的。[NextPage]
《演剧职业化运动研究》是作者多年潜心思考、研究中国话剧发展问题的具有突破性的新成果。作者认为，演剧职业化问题对于中国话剧发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包含着百年中国话剧起伏跌宕的全部奥秘。”作者对这一课题的兴趣产生于20多年前攻读硕士学位期间。1993年出版的学术专著《曹禺：历史的突进与回旋》就是最初思考的结晶。如果说二十多年前作者选取曹禺作为一个点，“试图通过剖析一个代表性作家跟演剧体制、舞台艺术及美学传统的有机联系，探索中国话剧发展成熟的内在逻辑。”那还只是一个微观研究成果，而《演剧职业化运动研究》则由微观到中观以至宏观，由对一个有代表性的现代戏剧家的研究延展到对话剧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时段发生的重要戏剧现象的研究，并且正面切入到中国话剧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演剧职业化。进而对中国现代演剧职业化运动的前因后果及相关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深入的阐释，得出了一些非常具有启发性的结论。如演剧职业化是中国话剧正规化的必由之路。演剧职业化运动在中国现代战乱的环境里艰苦奋斗挣扎了14年，铸就了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剧团蜂起、流派纷呈；名家辈出、名剧众多；剧院林立、观众云涌。演剧职业化运动能在最艰苦的环境里创造如此辉煌的业绩，原因何在？作者认为，最关键的是中国话剧在演剧职业化运动中完成了生存机制和主体品性的现代化。那么，我们今天总结60多年前的这段历史，一方面是要发掘、呈现中国话剧黄金岁月的事实真相，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借此总结中国话剧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在“戏剧危机”、“戏剧衰亡”、“戏剧终结”的呼声此起彼伏的今天，在人们讨论“当代戏剧之命运”、“戏剧与市场”的时候，回望那段历史，应该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话剧要复兴、要发展，从根本上有一个对话剧自身的文化品性的认识问题，也就是话剧的文化身份或文化认同问题。这既是源头的问题也是目标问题，明确了这个最根本性的问题也就是明确了中国话剧发展的方向，这是解决话剧发展中各方面的枝节问题的前提和基础。“改变道路最快的方式是改变目的地”。[②]那么，话剧的文化品性到底是什么呢？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话剧界一直未能正视的问题，是一个长期被忽略而暧昧不明的问题。马俊山先生通过中国现代演剧职业化运动的研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作出了明确的回答：话剧是市民的戏剧。中国现代市民戏剧正是在演剧职业化运动中走向成熟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现代市民戏剧的成熟，正是演剧职业化运动的必然结果。演剧职业化运动也就成为了中国话剧走向现代的一块里程碑。
“中国化”是马俊山先生在论著中使用频率很高的关键词之一，作者放弃使用“民族化”的惯用提法，是因为自现代以来，“民族化”在很多时候成为了一些人用来对抗世界性、现代化的借口，它往往指向狭隘、保守的传统、民间和地方。作者用“中国化”取代“民族化”，目的是为了突出中国话剧的现代性和本土性。话剧是“舶来品”，要在中国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③]，新诗在五四时代已出现后世难以企及的创作高峰，散文的天空在1920年代已是群星灿烂，其成功，被认为“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④]而话剧的成熟则要等到1930年代中期及以后。如果说，曹禺在1930年代发表《雷雨》、《日出》标志着中国话剧文学创作走向成熟的话，那么话剧舞台艺术中国化的过程则更为漫长，中国话剧舞台艺术的成熟正是在演剧职业化运动中的1940年代前期完成的。马俊山先生论著中的13篇论文有5篇是专门论述话剧舞台艺术的，准确地说，是专门论述话剧舞台艺术是如何实现中国化的。这是以往的研究很少论及的话题。作者以丰富的演剧史料、翔实的舞台艺术实践个案以及对整体舞台艺术理论与实践的熟谙，使论述既高屋建瓴，又有血有肉，既有对中国话剧在演剧职业化运动中整体实现中国化的过程的追寻，也有对导演艺术、表演艺术和舞台美术等舞台艺术的各重要领域如何实现中国化的条分缕析的探讨，还有对风格化的海派导演、大后方导演以及石挥等中国化的表演艺术家等个案的深入分析。这是该著作有别于一般话剧文学研究论著的一个重要方面。
史料翔实、史论结合、论从史出，是该论著又一显著特色。要完成中国话剧演剧职业化运动研究这样一个艰难的课题，需要有两个方面的积累和突破，一是资料的积累和突破，二是理论的思考及突破。没有前者，课题的研究难以深入；缺乏后者，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将大打折扣。《演剧职业化运动研究》正是在这两个方面实现了根本性的突破。作者视野开阔，注重史论结合，既以他对中国话剧现代化的理论思考来观照演剧职业化运动的研究，因而能够从繁杂的材料和纷乱的现象中理出中国话剧走向现代的发展规律，认清中国话剧在演剧职业化运动过程中走向正常化、正规化、市民化、现代化的历史道路。同时，作者又坚持论从史出，充分尊重历史，发掘历史，还原历史，以事实为依据，以充分的史料，阐明中国话剧的文化品格和社会基础。为了充分掌握史料，作者不仅通过各种渠道在全国范围内收集积累了大量文字、图像资料，而且还采访了众多当年参加演剧职业化运动的戏剧老人，写下了大量的采访笔记。从论著的注释可以看到，作者对所论述的每一个专题，都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其中绝大多数来自三、四十年代的报刊，部分来自作者对戏剧老人的采访笔记。作者还以大量的史料对国民党的话剧政策进行了全面的考察，进而指出其对中国话剧现代化进程的危害及其给我们的启示。这样的历史研究，就不仅填补了中国话剧历史研究中的学术空白，而且解决了中国话剧研究中多年被悬置的话剧身份问题，而这一话剧的出发点也是归宿问题的根本解决将直接关系到当代中国话剧的发展方向和历史命运，显然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和当代价值。
总而言之，马俊山先生在论著中讨论的是中国话剧史上的演剧职业化运动，但指向的是中国话剧现代化问题。因此，我认为，该论著最具价值也是最能给人启发的地方也正是体现在这里。在演剧职业化和中国话剧现代化之间，从历史到当代，从理论到实践，都还有空间值得关注中国话剧发展的人们去进一步探讨和摸索。
(编辑：陈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