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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将军蔲流兰》是一部“反民主”的悲剧?

2008-05-04 12:17:55来源:北京文艺网    作者:

   

作者:李静   

    2007年12月,莎士比亚争议最多、在西方演出最少的剧作《大将军蔲流兰》(朱生豪译本作《科利奥兰纳斯》)由林兆华执导上演,此番演出是第二轮。有敏锐者曾经指出,该剧有嘲骂人民群众、抨击民主政治的“政治不正确”嫌疑,听听悲剧英雄蔲流兰的台词:“这种反复无常、腥臊恶臭的群众,我不愿恭维他们,让他们认清楚自己的面目吧……”“身份、名位和智慧不能决定可否,却必须取决于无知大众的一句是非,这样的结果必致于忽略了实际的需要,让轻率的狂妄操纵着一切……赶快拔去群众的舌头吧;让他们不要去舔那将要毒害他们的蜜糖。”

  实际上,这是一部对立双方毁灭于各自之可憎弱点(这种弱点既难以容忍又其来有自)的悲剧,如果用政治学眼光来看,亦可说是表现“自由与民主之矛盾”的悲剧:战功赫赫的大将军蔲流兰坚执贵族价值观,厌恶“民主程序”的卑屈(为了讨好选民,需要在竞选时到市场上去展览征战的伤疤以表效忠),认为让平民参与政治既反智又效率低下,结果他冒犯公众,亡命天涯,为了报复驱逐他的祖国和人民,他叛国投敌,率军进攻罗马;“人民”一方呢,因生活窘困而要求公平,因公平诉求迫切而被言论上政治正确、实际上自私弄权的护民官所煽动,赶走了顽固的精英蔲流兰。但人民有能力让贵族低头,却无能力昂首卫国,在蔲流兰的强大攻势面前,终得借助于蔲流兰之母到儿子面前请求容恕,放过罗马。最后,蔲流兰答应了母亲的请求,却被一直嫉妒他的敌首所杀。

  此剧上演后,评价趋于两极,争论焦点皆集中于全剧主旨与当下现实之关系上——赞美者或认为对中国而言,这是一部提前了五十年的民主政治预言,或基于“文革”时期“人民群众专政知识精英”的历史经验,指出这是对“群众崇拜”意识形态的有力反思;反感者则认为,在强势集团崛起、大众处于弱势的当下中国,上演这样一部嘲骂大众、讽刺民主、为寡头政治辩护的戏,在艺术伦理上是说不过去的。

  但两极都对演出形式少有异议。导演抛出两大舞台手段,取得了出乎意料的震撼效果:一是起用百位民工登台扮演罗马平民;二是使用摇滚乐队作台词伴奏和幕间演唱。其实此二手段皆非首次使用。2006年导演《白鹿原》时,林兆华第一次起用数十位民工扮演陕北农民,并动用戏曲“老腔”塑造全剧粗朴浑然的色彩——原生态元素赋予舞台以磅礴的生命力,极大缝合了剧作的不足。《蔲流兰》中的民工则全部身着褐色麻衣,无表演,只需肩扛棍棒从舞台上下各方蜂拥出场,以自然身姿静立台上。在摇滚音乐伴奏下,这种数量造成的威压与不安之感是十分强烈的。但是,与剧中所需的“暴民”气质不同,群众演员自然散发出来的质朴驯良,使他们承受蔲流兰凌厉的台词时显得无辜。这大概是反感者的感性依据。

  摇滚乐队第一次出现于林兆华的舞台上是在1994年上演的《浮士德》,彼时它只起到序曲和将经典“当下化”的作用,未构成全剧的有机成分。《蔲流兰》中的摇滚除了“活化”经典、赋予全剧以追问和不安的气质之外,其运用方式还借鉴了戏曲伴奏,从而装饰戏剧冲突,增强台词效果。若将摇滚更加内化到叙事之中,真不知此剧会产生何等爆炸性的力量。

  为什么《大将军蔲流兰》在艺术上获得了普遍肯定,其思想意义的评价却截然相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双方都基于自身的现实历史经验而作出各自的判断?这恰恰是中国现实多面性的反应。短短三四十年的时间,中国人经历了从“文革”的“群众神话”时代(其实质是“护民官神话”)到后新时期的“权钱神话”时代的巨大变迁,“蔲流兰”、“护民官”和“人民”们还未理解自身的境遇,地位与角色就被颠倒再颠倒——“群众崇拜”的意识形态中毁坏文明的逻辑还未充分遭到清算,新时代巨大的社会不公就使被剥夺者缅怀起它的庇护与温情;与此同时,“群众神话”时代迫害知识精英的历史记忆直至今日仍未得到彻底的祭奠与安放,因此那个时代的副产品——“群众崇拜”的意识形态便成为历史亲历者、同情者和精英价值论者反对的目标。这是一个旧账未销、又欠新账的时代,对《蔲流兰》的两极评价,正是历史与现实创伤在艺术评论中的双重反应。

  但是,如果仅只纠缠《蔲流兰》的政治寓意,这部作品就不应上演——毕竟“民主”乃是今日普世价值,对现代观众而言,蔲流兰式的精英政治观已成陈迹,失去了价值观念上的挑衅性。在当下世界,此剧的生命力在其深刻的文化隐喻:自启蒙时代至今,“文化蔲流兰”与“文化护民官”之战从未止息,愈演愈烈——如果说政治平民主义带来了一个政治上相对公正的世界,那么文化平民主义对人类文明的侵蚀却正在成为一种灾难。在平民政治取得胜利之后,怀抱“护民官情结”的人们转移了战场:他们将政治平等逻辑推进到文化、文学和艺术领域之中,认为一切文化艺术都是阶级、性别、种族、国家利益的产品,必须在颠覆不平等的社会秩序同时,先颠覆它的罪魁祸首——那极少数天才构筑的人类文明的塔尖。文化护民官们以正义和公平的名义,以社会苦难的名义,以文化必须服务全人类的名义,给伟大的“文化蔲流兰”们判罪,因为他们对改进社会状况无益,丧失了“人民性”。从这点来看,莎士比亚的《蔲流兰》正是对他自己数百年后的命运预言,也是对精英文化(这是一个多么“政治不正确的词”啊)在人类历史中的命运预言——丰富、伟大、不是人人都能理解的莎士比亚们,必须为他们的创作无法消除人类的苦难而悔恨,也必须为自己不能娱乐大众而羞耻。这就是文化护民官及其“平民”们的逻辑。现在,这种逻辑正泛滥在从西方到中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而成为创造力的真正敌人。在如此背景下看这场《大将军蔲流兰》,我既无法认为它与我的现实无关,也无法感到它不合乎道德。在文明的前景普遍遭遇威胁的今日,我们必须重新界说道德的定义。


   (编辑: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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