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话剧这朵从西方舶来的奇葩，散发着迷人的芬芳，在中国的土地上落地生根，悄然绽放。

    100年来，它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与中国近代的历史血脉相连，又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水乳交融。走过风雨飘摇的动荡岁月，一大批优秀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经典剧目应运而生。

    《雷雨》、《茶馆》、《蔡文姬》、《屈原》……在这些人们至今耳熟能详的经典背后，曾经璀璨一时的话剧艺术，却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还有多少人常走进剧场去感受话剧那与众不同的艺术魅力？

    又有多少新生剧目还能重温旧日经典的辉煌，成为时代的艺术记录？

    历史的大幕不断开启闭合。中国话剧百年华诞，31台新创剧目在京亮相登台，32出经典剧目全国巡演。这不仅是一次形式上的庆典盛宴，也是一次对话剧的集中检阅和重新激活，更是为了在纪念的基础上，冷静地思考话剧的未来。

    百年话剧沉浮录

    1907年春，留日学生团体春柳社在东京演出了法国小仲马的名剧《茶花女》第三幕和根据美国作家斯托夫人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话剧《黑奴吁天录》。同年夏天，王钟声（春柳社早期成员）主持创办的春阳社的成员在上海演出《黑奴吁天录》，这被认为是春柳派首次将西方戏剧从日本移植到中国国内。这一年，成为中国话剧史的开端之年。

    一百年后的今天，回望中国话剧，那些人物，那些瞬间，虽已陈旧，却从未褪色。

    话剧定名

    作为舶来品的话剧一开始并不叫“话剧”，而是被称为“新戏”、“新剧”、“文明戏”。1913年，郑正秋和他组织的新民社在上海推出十本连台戏《恶家庭》，创下了当时文明戏的最高票房纪录。在商业利益驱动下，一时间，新剧团体和剧目层出不穷。不少从业者只顾赚钱，执意媚俗，甚至出现了色情胡闹的内容，“文明戏”昙花一现，甚至成了贬义词。

    就在文明戏误入歧途时，一支学校演剧队伍异军突起。天津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鼓励学生演出“新剧”，并成立了南开新剧团。他们坚持按照剧本排练，演出风格力求真实，自然，为当时的剧坛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剧团编演的《一元钱》、《一念差》、《新村正》等受到观众的好评。

    进入20年代，田汉、洪深开始登上剧坛，田汉以自己的戏剧创作确立了中国现代戏剧文学的历史价值，洪深则建立了现代导演制。欧阳予倩当时主办了广东戏剧研究所，出版《戏剧》刊物，并组织演出了《怒吼吧，中国》等几十个剧目。田汉、洪深、欧阳予倩被公认为中国话剧的奠基人。1928年4月，在纪念易卜生诞辰百年座谈会上，洪深提议将英文“drama”译为“话剧”，并认为“话剧的生命就是对话”。从此，这个由西方传入中国的剧种，有了被大家认可的正式中文名称。

    走向成熟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929年上海艺术剧社成立，并提出“无产阶级戏剧”的概念。1931年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初步突破了话剧只能在都市剧院演出的狭小圈子，开始走向工厂农村。1932年，戏剧教育家、剧作家熊佛西与同伴来到河北定县，与农民兄弟们厮守了五年，创作、演出了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农民戏剧，这就是百年话剧史上独一无二的“定县农民戏剧实验”。

    在此，值得一提的还有1933年的红色话剧《庐山之雪》。这是历史上第一部有据可查的红色戏剧，而它强大的演职人员阵容更是令人难以置信：领衔主演聂荣臻，男二号林彪，男三号罗荣桓，监制兼导演同时客串演员的是罗瑞卿。《庐山之雪》讲述了在反“围剿”作战中，红军将士精诚团结，积极防御作战，气得蒋介石在庐山大骂“娘希皮”的故事。没有专业演员，罗瑞卿便提出“兵演兵，将演将”的演出方法。于是，老总们都被安排来演自己，蒋介石的角色则找了一个红军干部来演。可想而知，演出引起了极大轰动。

    真正经久不衰的还是青年剧作家曹禺的名作《雷雨》。这是中国话剧史上演出场次最多、演出团体最多的一出剧目。1936年5月，中国旅行剧团在上海公演《雷雨》，全场轰动，连演三月，场场客满，至1936年底，全国上演数达到五六百场。艺术性与商业性是话剧职业化的必备条件，《雷雨》的出现才使这两个条件得到真正满足。中国话剧从此走出创始和实验阶段，进入了成熟阶段。此后，曹禺又陆续写出了《日出》、《原野》等名作，他也当之无愧地成了中国现代话剧艺术成就的最高代表。

    抗战时期的中国话剧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仅一个月，上海戏剧同人集体创作的三幕剧《保卫卢沟桥》即在上海公演。同年，曹禺的剧本《原野》和夏衍的剧本《上海屋檐下》分别发表。三幕话剧《上海屋檐下》是全面抗战前的大上海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成为我国抗战戏剧的先声和第一流作品，抗日战争期间曾在上海、武汉、重庆、成都等地广泛上演，解放后又多次演出。这部戏也奠定了夏衍在中国话剧史上的重要地位。

    抗战中，戏剧人还创造了许多短小通俗的形式，如街头剧、茶馆剧、游行剧、活报剧、灯剧和傀儡剧等，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好一计鞭子”，即《三江好》、《最后一计》与《放下你的鞭子》，几乎演遍了大江南北。

    八年抗战使中华民族面临生死考验，也激发了全民族的昂扬斗志。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历史题材的话剧，艺术家们从历史中发掘道德力量和抗争精神，指引现实。其中的集大成者为郭沫若。上世纪40年代，在重庆天官府四号郭沫若的寓郎书房，诞生了《屈原》、《棠棣之花》、《蔡文姬》等著名历史剧。《屈原》热情讴歌了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忧国忧民、不畏强暴的崇高品质，尤其是屈原在暴风雨中悲愤呼喊的长篇台词“雷电颂”，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激情。“皖南事变”后，《屈原》在国泰大戏院上演，当“雷电颂”的台词响起时，所有观众都不约而同地齐声颂和：“爆炸吧，爆炸吧，你从云头上滚下来吧！”场面动人心魄。

    一段起伏跌宕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将所有的话剧团体一律改编为由政府统筹，并按照中央、省、地区三级设置话剧院团。1950年4月，中央戏剧学院在京成立，欧阳予倩任院长；1950年8月，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成立，夏衍任院长；1952年6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曹禺任院长。在“向苏联学习”的口号下，当时的戏剧界也聘请苏联专家授课，举办培训班。《钦差大臣》、《万尼亚舅舅》、《保尔.柯察金》、《大雷雨》等苏俄名剧在全国大量上演。

    利用“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的巧妙构思，由老舍编剧，焦菊隐、夏淳导演的三幕话剧《茶馆》把三个时代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纳入同一舞台，从内容到形式都散发出浓郁的中国气息，被认为是话剧艺术中国化的最高成就。该剧于1958年3月首演，曹禺在看完戏后极为兴奋地对老舍先生说：“剧中的第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

    始于1966年的“文革”，是中国话剧的大劫难，话剧在近10年时间里几乎销声匿迹。

    直至1978年5月，31岁的上海热处理厂工人宗福先伏案20多天，一气呵成怀念周总理的话剧《于无声处》。9月23日，《于无声处》在上海工人文化宫的小剧场上演。第一场演完后，人们久久不肯离去，掌声经久不息。

    新时代 新探索

    《于无声处》标志着中国话剧走出“文革”阴霾。四年后由林兆华导演的《绝对信号》则为中国戏剧界发出了小剧场运动的信号。在这样的实验中，出现了如《狗儿爷涅磐》、《桑树坪纪事》、《车站》、《一个生者对死者的访问》的探索剧热潮。

    使中国话剧界出现第一批“追星族”的是1999年孟京辉的《恋爱的犀牛》。该剧首演47场，净赚20万元，中国小剧场话剧第一次尝到了票房赢利的甜头。然而，2005年9月，北京惟一一家民营小剧场——只有不到800个座位的北剧场（全称北兵马司剧场）宣布倒闭。它的倒闭，见证了当代民营剧场的困境。当代话剧面临着资金短缺、创作力量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就在人们迷茫失落之时，台湾著名剧作家赖声川旗下的表演工作坊和中国国家话剧院联合推出内地版的《暗恋桃花源》，这显示出亚洲最成功的民营剧团“表演工作坊”对内地话剧市场的瞩目。2006年11月，该剧首轮演出30多场，场场满座，拨开了国内话剧市场低迷的层层暮霭。

    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话剧有属于自己的独特魅力，在不断变化发展的时代中，她如何散发出自己的光彩，吸引更多人的关注，值得思考与探索。编辑 李舒亚

    顾威：现在不是浮躁，是狂躁

    “跨时代的感动，那些多少年前的往事似乎涌上心头，如风雪一样翻腾，经久不息。”这是一位普通观众５月９日在北京人艺留言薄上写下的话。类似的留言还有不少。带给他们这份“跨时代的感动”的，是我国话剧舞台上的经典之一、北京人艺的保留剧目——《骆驼祥子》。

    作为“话剧百年”纪念演出的重要剧目之一，新版《骆驼祥子》由老艺术家顾威执导。在360度旋转的舞台上，是四堂写实的布景，烟囱里还冒着袅袅炊烟。纯正的京腔京韵，演绎出一幅鲜活的民国初年北京底层市井民俗画。

    在导演工作室，记者采访了顾威导演。今年67岁的他，是北京人艺承前启后的一位导演，导演过话剧《巴黎人》、《天下第一楼》、《旮旯胡同》、《雷雨》、《屠夫》等。提及话剧今天的困境，顾老忧心地说，现在的社会，已经不是浮躁，而是狂躁。

    经典并非不可超越

    《人民画报》：这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第一次复排《骆驼祥子》，您有一种说法是“新排”，新在哪里呢？

    顾威：首先，不再给人物沉重的社会负担。过去总把虎妞和刘四爷解释为剥削阶级，而老舍先生的小说写的就是最底层劳动人民相互间的人情、义气，包括老北京的礼数。因此，我们这次的解释更平民化，祥子就是一个进城没几年的青年农民，想过更好的生活，买辆人力车是他最大的愿望。而虎妞，我的解释是稍显另类的老姑娘，她很敏感，也有对幸福的追求，但绝不是女权主义、妇女解放、争取婚姻自由等等，没有这么高。她就是一个老姑娘，看上这个人了，想嫁给他，不附带任何社会和阶级涵义。

    在景的设置处理上也有很多不同。过去是三堂实景，换景就是关大幕。这次是四堂景，用转台换景。此外，虎妞灌祥子酒这场戏加了一个小闺房；第二幕虎妞来找祥子，加了一道门，让他可以出来到胡同里谈。这些都让它更合情理，也更符合原著。还有做寿的院子这堂景，迎亲这场戏，以及序幕和尾声等，都是过去没有的。

    《人民画报》：《骆驼祥子》以及您以前导过的《雷雨》、《天下第一楼》等，都是经典，有过去前辈的榜样树在那里，对您来说会有压力吗？

    顾威：我倒不太觉得，因为今天的舞台条件比过去好多了。所以，让我准备这个戏时，我就想，怎样既符合原著精神，又能把它打开，不局限在三堂实景中。经典并非不可超越，关键是文化的积淀和素养。[NextPage]

    为何出现剧本荒？

    《人民画报》：综观中国话剧的成长轨迹，话剧的繁荣始终与大量优秀原创剧作相伴。可是，目前话剧界却出现了“剧本荒”，尤其为优秀原创剧目的匮乏而发愁，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顾威：很多人认为，是因为话剧剧本报酬少，其实不然。我在剧院接触了很多作者，他们不太计较，因为北京人艺能上一个他的戏，就意味着社会地位和圈内影响。但是，不是想写就能写的。高尔基说过，所有文学艺术门类中，最难写的是话剧。它跟报告文学、小说等的表达完全不同。我们有多次教训，一本小说很好，请原作者来改编成舞台剧，十个有九个不行。

    《人民画报》：除此以外呢？

    顾威：当然，之所以现在缺乏好原创，一是作者沉不下去。一些经典作品的生活积累都不是一个月两个月能炼成的。曹禺写《雷雨》时虽然只有23岁，但他的生活积累可以说从七八岁就开始了。现在哪有人肯做这样一种深入，下这么大的功夫，忍得住如此的冷清？没有。

    还有一个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太狂妄。曾经有个作者写圣女贞德，序言自称绝对超过萧伯纳。结果你一看，大段的演讲，根本不是戏。而且对史料的掌握、对历史的分析等，都远不如萧。所以，很多人说，我们现在的社会风气很浮躁，我觉得已经不是浮躁，是狂躁。

    话剧的未来

    《人民画报》：您怎么看中国话剧现在的整体状况？

    顾威：不容乐观，除了北京、上海和少数城市，在许多地方基本看不到话剧。

    《人民画报》：在可以想见的未来呢？

    顾威：它不可能像抗日战争时期那样辉煌，但也绝对死不了，而且会越来越好。随着素质修养的逐步提高，人们会逐渐进入更高层次的艺术欣赏范畴，话剧也在其中。

    《人民画报》：近年一直有一个争论，话剧究竟是大众的还是小众的？您觉得呢？

    顾威：我一直认为是大众的。不过，未必全国13亿人民都喜欢看才是大众。能够走进剧场欣赏话剧的人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做过一个试验，大概需要小学四年级以上。当然，话剧很重要的一点，也在于它的雅俗共赏。

    《人民画报》：许多人说它小众，也因为现在动辄几百上千元的票价把很多人都拦在了剧场门外？

    顾威：不要说很多人，我们自己都看不起。这次《雷雨》去日本演出，那里应该是完全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吧，最高票价才2000日元，相当于约130元人民币。他们自己排的剧最高票价也一律是2000日元。据说，其定价原则是，当年大学毕业生第一个月工资的1/20为最高票价。事实上，低票价并没有影响他们的盈利，相反，他们2005年的纯利润是7亿美元。

    什么是真正的话剧？

    《人民画报》：在您看来，话剧的本源或者核心是什么？

    顾威：是人物和对话，话剧要通过对话和语言来塑造人物。洪深老师给这个艺术门类起名“话剧”，是很科学的。至于怎样把话说好，可不是那么容易的。曹禺先生曾有对话剧的四个要求：听得见，听得清楚，听得明白和好听。每个要求都有深刻内涵，需要下很大功夫。现在好像什么人都能来演话剧，跳舞的、唱歌的、主持人，其实不是这样的。

    《人民画报》：话剧跟小品、影视作品的区别在哪里？

    顾威：话剧不是就事论事，而要塑造鲜明的、给人们留下长久印象的人物。电视是大众传媒，以逗人发笑、勾人眼泪、能多带广告为主，四五集的事可以撑成二十集。真正的话剧是工艺品，需要精雕细琢。

    《人民画报》：对于观众而言，您希望话剧带他们什么？

    顾威：我不提什么心灵的震动之类，就希望他可能通过看一出话剧而有所得。这个“得”是多方面的，也不见得就是一种教育，有可能是对美或者对生活的一种再认识，但不要是纯粹的逗乐。 [NextPage]

    顾雷：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匣子”

    2001年大学生戏剧节上，一部《沃依采克》以经典的剧本、强烈的导演风格、大气的表演、中国传统民俗与现代元素的恰当融合，引起了不小轰动，曾有媒体用“几近完美”来形容它。这部戏把北京理工大学的学生导演顾雷带入了人们的视线，也使得一个准备回石家庄华北制药厂工作的年轻人，开始考虑留在北京读研了。

    之后，《告别无羁的长夜》，《拉斯科尼柯夫》，《等待戈多》，延续着顾雷一贯的风格，每次都令人们眼前一亮，赢得了许多“粉丝”，尤其是年轻人的喜爱。他走着一条与众不同而又超越其年龄的凝重而洗练的探索之路。

    “戏的变化就是生活的变化。”（顾雷语）他已于2005年硕士毕业，如今，28岁的顾雷是央视电影频道《爱电影》节目的编导，同时从未间断舞台剧创作。对于这个看上去似乎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些的“大男孩”，话剧已成为他生活中不可剥离的一部分，就好像他高中时代喜欢的“匣子”。

    有的东西，它润泽人的心灵

    《人民画报》：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话剧的？

    顾雷：高中时离舞台剧最近的就是语文课上的戏剧章节。后来上了大学，进了系里的剧社，才开始第一次真正接触它。

    《人民画报》：据说，最初进剧社的动机不纯？

    顾雷：哈哈，十八九岁那会儿，没有纯的。

    《人民画报》：那是什么时候开始真正喜欢上话剧的呢？

    顾雷：真正对我有影响的是1998年3月看林兆华导演的《三姊妹.等待戈多》，那个戏对启蒙非常好。舞台上是一个水面，中间有一个孤岛，三姊妹在谈论着她们的爱情、理想和遥远的莫斯科的生活。濮存昕和陈建斌扮演《等待戈多》里的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他们踏着水跑过来，在一片白色的沙石上，等待着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希望。两个同样经典的等待的戏，在这里巧妙地结合。四周是一片汪洋，时间掉落在水里。

    当时，从剧场出来，人坐在公共汽车上，仿佛就要化在北京那个夜里。有的东西是润泽人的心灵的，给人一种特别美的感受。

    它解决了许多人的精神生活

    《人民画报》：你感受到的话剧是什么？它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顾雷：我对话剧本身不热爱。我喜欢的是它的过程，它和观众的关系。我觉得，话剧是集体共同参与的一个精神生活。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想法呢？有一次，看见邻居办葬礼，给我的印象很深。正好那儿有一个广场，他们糊了纸人、纸马、纸汽车，夜里挑着灯，请来几个吹鼓手表演，玩各种花样，围了好多人看。吹鼓手们吹着，大家应喝着，像是一起在狂欢。

    话剧的功用某种程度上和这个类似。对于大多数老百姓，他的生活除了上班，可能就是坐在家里看电视，跟老婆、孩子交流。那他内心真正要排挤的东西如何抒发出来？需要一个出口，一种渠道。当戏剧成为观众的一种集体生活，让内心抒发和排挤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它是神圣的。它解决了许多人的精神生活。

    一个乡下小孩来到北京城的风格

    《人民画报》：大家都说，顾雷导的东西有很强的个人风格。那是一种什么风格？

    顾雷：一个乡下小孩来到北京城的风格。任何导演的戏都是他个人经历的一种反映。我本人是一个杂合体，今年是我来北京的第10年。我的1岁到18岁在石家庄度过，那里虽是省会城市，仍相对封闭。那时，我只知道家里的小院、石榴树、门前的车棚，还有菜市场，生活在一个相对狭小的世界。我不是从正统戏路学出来的，也不太去管其他人的风格，所以，我有时说，我排戏基本就是酣畅淋漓、肆无忌惮地“折腾”。

    《人民画报》：在排演话剧的过程中，使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顾雷：是过程。到目前为止，我们演得最多的戏是原创剧《告别无羁的长夜》，从2000年一直演到2005年。这个戏基本上是在户外排的，一方面，我们没有排练场地，另一方面也是训练，在空旷的户外远远地说着应该和很近的人说的话。夏天，七八月份，在没有树荫的黄土场，那些黄土的气息，下雨的气息，都已渗透到戏里，使整个戏既有风沙的粗砾，也有雨水的润泽，甚至包括蚊子咬的感觉。一群年轻人，都很投入，关键是精神上的融合，那种感觉很好。[NextPage]

    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匣子”

    《人民画报》：许多人在谈论话剧今天的困境，你觉得话剧未来有出路吗？

    顾雷：太有出路了。尽管经典要演，但什么时候开始关注现实，不再总演过去，话剧才真正有了出路。有那么多现实问题需要关注，有那么多现实中人的希望、失望和感受，把这些东西搬到舞台上，给对应人群看，才能真正引起共鸣。脱离了普通民众，很难谈及繁荣。

    《人民画报》：可是，目前关注现实和当下的作品中，鲜有佳作，这是为什么呢？

    顾雷：原因太复杂了。跟青年人的追求有关，也跟我们国家现在所处的状况和历史积累有关。
   
    《人民画报》：那么，你会一直做下去吗？有没有考虑过直接把话剧作为主业？

    顾雷：会一直做，除非有一天我的东西大家不喜欢了。能成为主业，当然更好，但是，我做话剧不希望靠它挣钱，我可以有其他来源。我做话剧，是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人，希望它能和更多的人相关。

    《人民画报》：一路走来，对你而言，话剧是什么？

    顾雷：记得高中时，家里条件不是很好，每天从睁眼到入睡都在学习。那时，除了在学习中获得的满足感能给我一点安慰外，每晚躺在床上听一听“匣子”，主要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诗歌，是一天中最美的享受。你发现，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美的东西。我想话剧对我而言，就好像高中时的“匣子”，它脱离了现实生活，却又是现实生活的再现，让你找到同情、怜悯、可爱，找到一切美好的东西。

    （编辑：邵钰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