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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

2009-07-31 18:01:00来源:    作者:

   

  史铁生(1951-)北京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思想家。

  1958年入北京市东城区王大人小学读书,1967年毕业于清华附中初中部。而后,于1969年到陕北延安地区“插队”。1972年因病致双腿瘫痪回到北京。1974年到1981年[2]在北新桥街道工厂工作,后因病情加重回家疗养。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

  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同构在了一起,在自己的“写作之夜”,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他的《病隙碎笔》作为二OO二年度中国文学最为重要的收获,一如既往地思考着生与死、残缺与爱情、苦难与信仰、写作与艺术等重大问题,并解答了“我”如何在场、如何活出意义来这些普遍性的精神难题。当多数作家在消费主义时代里放弃面对人的基本状况时,史铁生却居住在自己的内心,仍旧苦苦追索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光辉,仍旧坚定地向存在的荒凉地带进发,坚定地与未明事物作斗争,这种勇气和执着,深深地唤起了我们对自身所处境遇的警醒和关怀。

  史铁生初期有的小说,如《午餐半小时》等,带有暴露“阴暗面”文学的特征。发表于1983年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既是史铁生,也是当时小说创作的重要作品。它在多个层面上被阐释:或说它拓展了“知青文学”的视野,或称它在文学“寻根”上的意义。在“寻根”问题上,作者表达了这样的见解,“‘根’和‘寻根’又是绝不相同的两回事。一个仅仅是,我们从何处来以及为什么要来。另一个还为了:我们往何处去,并且怎么去”。关于后者,他认为“这是看出了生活的荒诞,去为精神找一个可靠的根据”(《礼拜日·代后记》,华夏出版社1983年版)。

  史铁生肉体残疾的切身体验,使他的部分小说写到伤残者的生活困境和精神困境。但他超越了伤残者对命运的哀怜和自叹,由此上升为对普遍性生存,特别是精神“伤残”现象的关切。和另外的小说家不同,他并无对民族、地域的感性生活特征的执著,他把写作当作个人精神历程的叙述和探索。“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史铁生《我与地坛》)。这种对于“残疾人”(在史铁生看来,所有的人都是残疾的,有缺陷的)的生存的持续关注,使他的散文有着浓重的哲理意味。他的叙述由于有着亲历的体验而贯穿一种温情、然而宿命的感伤;但又有对于荒诞和宿命的抗争。《命若琴弦》就是一个抗争荒诞以获取生存意义的寓言故事。

  著有长篇小说《务虚笔记》,短篇小说《命若琴弦》,散文《我与地坛》等。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分别获1983年、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老屋小记》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作品《秋天的怀念》被选入小学六年级冀教版下册课本18课。

  作品《秋天的怀念》被选入上海市语文新教材七年级下册第7课。

史铁生作品

  《我与地坛》

  《秋天的怀念》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插队的故事》

  《务虚笔记》

  《法学教授及其夫人》

  《老屋小记》

  《奶奶的星星》

  《来到人间》

  《合欢树》

  《病隙碎笔》

  《毒药》

  《命若琴弦》

  《原罪·宿命》

  《钟声》

  《午餐半小时》

  《我的丁一之旅》

  《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猜法》

青梅煮酒论铁生

  史铁生故事

  21岁时候双腿瘫痪。1981年,患严重的肾病。1998年开始做透析。他说自己“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

  他的著名散文《我与地坛》鼓励了无数的人,深圳中学生杨林在文章的鼓励下,走出了车祸带来的阴影,以《生命的硬度》夺得了一个全国作文大奖。

  史铁生对命运独特的看法

  人家让他拜佛,他不拜。因为,佛不能使他瘫痪的双腿站立起来,因为,如果佛要人“拜”才肯保佑人,那他就不称其为佛。他认为佛之本义乃“觉悟”,是一个动词,是行为而非绝顶的一处宝座。

  人家让铁生算命,他不算。因为,如果命好则无须算,“好”自会来;如命不好,更不必算,乐得活一天高兴一天,省却明知前程险恶,还不得不步步逼近那灾难,成天战战兢兢,何苦!高人说能“为你避灾”,铁生也不信,因为那就是命运无定了,其所“算”,乃是妄说,还算它干什么?

  但史铁生似乎又“信命”。他说:“万事万物,你若预测它的未来,你就会说它有无数种可能,可你若回过头去看它的以往,你就会知道其实只有一条命定的路。”难道一个人所走的路不都是“这一条”路?但这并非不要把握“命运”。铁生的奋斗精神和创作实践证明了他是一个不向命运低头的人。他只是不强求什么,不做欲望的奴隶,因为欲望是无边的,人哪有完全“心满意足”的一天!

  我以为新时期的青年作家中,史铁生是最了悟人生,最豁达,也最真诚的一个典型。他是个残疾人,他曾几次为此而悲观欲自杀,但当他终于觉悟到无差别便不成 为世界时,他便坦然“接受”了残疾之躯,“接受”了自己与别人的差别,并努力做一个精神上的健康人。

  我尤其欣赏铁生释然面对苦难的大度彻悟。他说:“苦难消灭自然也就无可忧悲,但苦难消灭一切也就都灭。”所以,人是万不可追寻什么绝对的公平,永远的利益以及完全无忧无虑的所谓“幸福”的。没有无憾的人生——这才是真正的人生。

  走进不同寻常的史铁生

  史铁生,就是这样一个被严重忽视的人物。他一度被列入所谓“抵抗投降”者的行列,但这无疑是一种严重的误读,史铁生的姿态与其说是抗议的﹑批判的,不如说是沉思的,建设的。

  我喜欢他作品的一个最大的理由是,他的想法和文字明净,不曾神神鬼鬼牵丝攀藤。他是能超越智和愚的。他不作状,而是常常省察自己的内心。

  铁生对生命的解读,对宗教精神的阐释,对文学和自然的感悟,构成了真正的哲学。他幻想脚踩在软软的草地上的感觉,踢一颗路边的石子的感觉。

  生命里的残疾与爱情

  我是史铁生——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话有点怪,好像我除了是我还可以是别的什么。这感觉一直不能消灭,独处时尤为挥之不去,终于想懂:史铁生是别人眼中的我,我并非全是史铁生。

  多数情况下,我被史铁生减化和美化着。减化在所难免。美化或出于他人的善意,或出于我的伪装,还可能出于某种文体的积习——中国人喜爱赞歌。因而史铁生以外,还有着更为丰富、更为浑沌的我。这样的我,连我也常看他是个谜团。我肯定他在,但要把他全部捉拿归案却非易事。总之,他远非坐在轮椅上、边缘清晰齐整的那一个中年男人。白昼有一种魔力,常使人为了一个姓名的牵挂而拘谨、犹豫,甚至于慌不择路。一俟白昼的魔法遁去,夜的自由到来,姓名脱落为一张扁平的画皮,剩下的东西才渐渐与我重合,虽似朦胧缥缈了,却真实起来。这无论对于独处,还是对于写作,都是必要的心理环境。

  我其实未必合适当作家,只不过命运把我弄到这一条(近似的)路上来了。

  左右苍茫时,总也得有条路走,这路又不能再用腿去趟,便用笔去找。而这样的找,后来发现利于此一铁生,利于世间一颗最为躁动的心走向宁静。

  我的写作因此与文学关系疏浅,或者竟是无关也可能。我只是走得不明不白,不由得唠叨;走得孤单寂寞,四下里张望;走得怵目惊心,便向着不知所终的方向祈祷。我仅仅算一个写作者吧,与任何“学”都不沾边儿。学,是挺讲究的东西,尤其需要公认。数学、哲学、美学,还有文学,都不是打打闹闹的事。写作不然,没那么多规矩,痴人说梦也可,捕风捉影也行,满腹狐疑终无所归都能算数。当然,文责自负。

  写作救了史铁生和我,要不这辈子干什么去呢?当然也可以干点别的,比如画彩蛋,我画过,实在是不喜欢。我喜欢体育,喜欢足球、篮球、田径、爬山,喜欢到荒野里去看看野兽,但这对于史铁生都已不可能。写作为生是一件被逼无奈的事。开始时我这样劝他:你死也就死了,你写也就写了,你就走一步说一步吧。这样,居然挣到了一些钱,还有了一点名声。这个愚顽的铁生,从未纯洁到不喜欢这两样东西,况且钱可以供养“沉重的肉身”,名则用以支持住孱弱的虚荣。待他孱弱的心渐渐强壮了些的时候,我确实看见了名的荒唐一面,不过也别过河拆桥,我记得在我们最绝望的时候它伸出过善良的手。

  我的写作说到底是为谋生。但分出几个层面,先为衣食住行,然后不够了,看见价值和虚荣,然后又不够了,却看见荒唐。荒唐就够了么?所以被送上这不见终点的路。

  残疾与爱情,这两种消息,在史铁生的命运里特别地得到强调。对于此一生性愚顽的人,我说过,这样强调是恰当的。我只是没想到,史铁生在四十岁以后也慢慢看懂了这件事。

  这两种消息几乎同时到来,都在他二十一岁那年。

  一个满心准备迎接爱情的人,好没影儿的先迎来了残疾——无论怎么说,这一招是够损的。我不信有谁能不惊慌,不哭泣。况且那并不是一次光荣行为的后果,那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事件,普通得就好像一觉醒来,看看天,天还是蓝的,看看地,地也并未塌陷,可是一举步,形势不大对头——您与地球的关系发生了一点儿变化。是的,您不能有以脚掌而是要以屁股,要不就以全身,与它摩擦。

  不错,第一是坐着,第二是躺着,第三是死。好了,就这么定了,不再需要什么理由。我庆幸他很快就发现了问题的要点:没有理由!你没犯什么错误,谁也没犯什么错误,你用不着悔改,也用不上怨恨。让风给你说一声“对不起”吗?而且将来你还会知道:上帝也没有错误,从来没有。

  我记得,当爱情到来之时,此一铁生双腿已残,他是多么地渴望爱情呵,可我却亲手把“不能进入”写进了他心里。事实上史铁生和我又开始了互相埋怨,睡不安寝食不甘味,他说能,我说不能,我说能,他又说不能。糟心的是,说不能的一方常似凛然大义,说能的一对难兄难弟却像心怀鬼胎。不过,大凡这样的争执,终归是鬼胎战胜大义,稍以时日,结果应该是很明白的。风能不战胜云吗?

  山能堵死河吗?现在结果不是出来了?——史铁生娶妻无子活得也算惬意。但那时候不行,那时候真他娘见鬼了,总觉着自己的一片真情是对他人的坑害,坑害一个倒也罢了,但那光景就像女士们的长袜跳丝,经经纬纬互相牵连,一坑就是一大片,这是关键:“不能”写满了四周!这便是残疾最根本的困苦。

  这不见得是应该忍耐的、狭隘又渺小的困苦。失去爱情权利的人,其他的权利难免遭受全面的损害,正如爱情被贬抑的年代,人的权利普遍受到了威胁。

  说残疾人首要的问题是就业,这话大可推敲。就业,若仅仅是为活命,就看不出为什么一定比救济好;所以比救济好,在于它表明着残疾人一样有工作的权利。既是权利,就没有哪样是次要的。一种权利若被忽视,其它权利为什么肯定有保障?倘其权利止于工作,那又未必是人的特征,牛和马呢?设若认为残疾人可以(或应该,或不得不)在爱情之外活着,为什么不可能退一步再退一步认为他们也可以在教室之外、体育场之外、电影院之外、各种公共领域之外……而终于在全面的人的权利和尊严之外活着呢?

  是的是的,有时候是不得不这样,身体健全者有时候也一样是不得不呀,一生未得美满爱情者并不只是残疾人呵!好了,这是又一个关键:一个未得奖牌的人,和一个无权参赛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吗?

  可是且慢。说了半天,到底谁说了残疾人没有爱情的权利呢?无论哪个铁生,也不能用一个虚假的前提支持他的论点吧!当然。不过,歧视,肯定公开地宣布吗?在公开宣布不容歧视的领域,肯定已经没有歧视了吗?还是相反,不容歧视的声音正是由于歧视的确在?

  好吧,就算这样,可爱情的权利真值得这样突出地强调吗?

  是的。那是因为,同样,这人间,也突出地强调着残疾。

  残疾,并非残疾人所独有。残疾即残缺、限制、阻障。名为人者,已经是一种限制。肉身生来就是心灵的阻障,否则理想何由产生?残疾,并不仅仅限于肢体或器官,更由于心灵的压迫和损伤,譬如歧视。歧视也并不限于对残疾人,歧视到处都有。歧视的原因,在于人偏离了上帝之爱的价值,而一味地以人的社会功能去衡量,于是善恶树上的果实使人与人的差别醒目起来。荣耀与羞辱之下,心灵始而防范,继而疏离,终至孤单。心灵于是呻吟,同时也在呼唤。呼唤什么?比如,残疾人奥运会在呼唤什么?马丁·路得·金的梦想在呼唤什么?都是要为残疾的肉身续上一个健全的心途,为隔离的灵魂开放一条爱的通路。残疾与爱情的消息总就是这样萦萦绕绕,不离不弃,无处不在。真正的进步,终归难以用生产率衡量,而非要以爱对残疾的救赎来评价不可。

  但对残疾人爱情权利的歧视,却常常被默认,甚至被视为正当。这一心灵压迫的极例,或许是一种象征,一种警告,以被排除在爱情之外的苦痛和投奔爱情的不熄梦想,时时处处解释着上帝的寓言。也许,上帝正是要以残疾的人来强调人的残疾,强调人的迷途和危境,强调爱的必须与神圣。

  ——史铁生《病隙碎笔》

(编辑:李明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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