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0年，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朝鲜，同行的还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访朝期间，朝鲜方面为他们演出了一场名为《三千里江山》的大型歌舞。演出的气势非常庞大，其中，大多数曲目是由战争年代的歌舞改编加工而成。

　　回国途中他们经过沈阳，沈阳军区为招待他们，演出了一场晚会，晚会上演出了4首革命历史歌曲，这4首歌曲给刘亚楼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一个念头在他心中油然而生。他想，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里，我们根据地和解放区流传着一大批深受广大军民喜爱的革命歌曲，这些歌曲在群众中很有影响，有的一直传唱至今。加上当时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迫切需要用充满革命激情的文艺作品去教育人民、鼓舞人民。不久，刘亚楼在杭州开会，见到了空政文工团总团副团长张双虎，刘亚楼对张双虎说：“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战争，对中国革命历史懂得不多，应该对他们进行这方面的传统教育。前不久，沈阳军区唱了4首歌，你们空政文工团也应该唱几首。”

　　为了完成领导布置的任务，空政文工团经过研究，决定由总团副团长牛畅负责这项工作。

　　在组织创作人员讨论时，有人问道：“刘司令怎么想起来让我们唱歌曲？”牛畅说：“听说在朝鲜访问时看过一个大歌舞。”这时舞蹈编剧佟承杰也说：“总政歌舞团去了，他们在朝鲜也看过这个大歌舞。”于是，牛畅马上派人去总政歌舞团，要来了那场大歌舞的中文节目单。节目单的总题目是：音乐舞蹈史诗《三千里江山》，内容既有歌也有舞，歌舞结合。

　　文工团的词作家张士燮仔细看了节目单后想起了一件事，他问牛畅说：“我记得你在太行山时不是搞过一个大型活报剧吗？我看这个大歌舞和你搞的那个活报剧差不多。”

　　之后，牛畅回忆了当年搞活报剧的一些情况，经过多次讨论，创作人员逐渐统一了思想。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创作一台以革命历史歌曲为主要内容的大歌舞。

　　1960年底，空政文工团决定派张士燮、朱正本、姚学诚、陈杰等词曲作家，到江西搜集整理革命历史歌曲，并指定由张士燮担任文学编辑。

　　在罗霄山脉刚刚披上嫩绿新装的时节，张士燮等人来到井冈山。他们一路风尘仆仆，足迹踏遍了吉安、永新、安福等县的山山水水。他们听说茨坪敬老院里有一些老红军，便怀着崇敬的心情登门拜访。这些老红军虽然都是70多岁的老人，两鬓染霜，但一提起当年的反“围剿”斗争，个个精神振奋，说起话来滔滔不绝。

　　井冈山远近闻名的“赖妈妈”赖秀发，天生一副好嗓子，从小就爱唱歌，参加了红军后又当上了宣传队员。张士燮等人找到她时，她的歌喉，还是像当年那样嘹亮动人，并激动地演唱了《送郎当红军》。

　　巧的是，张士燮等人在南昌正赶上了江西省民间文艺汇演。吉安专区的代表演唱了一首《送红军》。这首歌的曲调非常口语化，纯粹是当地劳动人民在劳作和休息时哼唱出来的。唱词中掺杂了不少地方方言，加之旋律婉转优美，充分抒发了苏区群众送别红军时如诉如泣、欲言又止的真挚情感，歌中唱道：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秋风（里格）细雨（介支个）缠绵绵。山上（里格）野鹿声声哀号，树树（里格）梧桐叶呀叶飘完。问一声亲人红军啊，几时（里格）人马（介支个）再回山……听到这歌声，张士燮等人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拿起本子记下来并连夜整理，这就是至今大家非常熟悉的《十送红军》。

　　回到北京，张士燮等人又拜访了总政治部原主任谭政大将的夫人。这位60多岁的老人听说是征集革命历史歌曲，非常高兴，当时就唱起了《八月桂花遍地开》：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张灯又结彩，张灯又结彩，光辉灿烂闪出新世界……

　　除了搜集和整理革命历史歌曲外，他们还把在1959年全军第二界文艺汇演中的《葵花舞》、《飞夺泸定桥》和反映红军过草地的双人舞《艰苦岁月》进行了加工整理。

　　二

　　剧本成型后，空政文工团将它暂定名为《光辉的历程》，并将剧本送给了刘亚楼。

　　有一天，罗瑞卿从空政文工团的一位女演员那里了解到，他们正在排练一个300人的大型歌舞。那位女演员解释说：“听刘司令说您和他在朝鲜看了一个大歌舞，他回来后让我们搞的。”罗瑞卿说：“人家有3000人，你们才300人，我看你们别搞了！”

　　这事马上被报告给了刘亚楼，刘亚楼听后生气地说：“我让你们唱历史歌曲，你们怎么搞了个大歌舞？是谁让你们搞的？你们懂得什么是光辉的历程吗？”

　　这时，空政文工团的同志也听到了一些不同的议论，但大家还是憋着一股劲加班加点地排练着。1961年“八一”建军节前夕，《人民日报》等几个主要报纸都刊登了《光辉的历程》即将公演的海报和消息。

　　当时，刘亚楼在长春，他从报纸上看到消息后，马上给政治部主任王辉球打电话：“怎么又叫《光辉的历程》？还上了报纸了？”

　　王辉球主任在节目排练时连续看了一个星期，他认为这部作品绝对没有问题。但现在刘司令员追查下来了，也不能无动于衷。于是，他带着文工团的几个同志去向刘亚楼作检讨。刘亚楼说：“你们不要给我做检讨，你们去给罗总长作检讨吧，连罗总长的话你们也不听，你们向我检讨什么！？”

　　从刘亚楼家里出来，大家沉默不语。这时牛畅说：“我们搞的实际上是个表演唱，我看改个名字，干脆就叫《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吧。”

　　《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于1961年8月l日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首次演出，共在北京演出了8天，观众达2万多人，以后又进行了几场招待演出。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林彪、罗荣桓、罗瑞卿等人先后观看了演出。

　　对这部作品，观众的反响十分强烈，尤其是亲身经历过战争年代的那些老同志看后更是赞不绝口。首都各大报纸纷纷刊登了剧照、歌曲，并发表评论，称之为“革命历史的颂歌”、“激动人心、亲切感人”、“受到了一次形象的革命传统教育”。

　　罗瑞卿看完演出后，上台和演员们合影留念，他对大家说：“你们乱给我讲嘛！什么歌舞，这明明是歌剧嘛！”

　　刘亚楼看完演出后高兴地说：“改得挺好嘛！我叫你们唱歌，你们举一反三，这样做就对了！有几个演员表演得很好。希望你们进一步加工修改。我们空军的全体常委请你们吃饭，祝贺演出成功。”

　　《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共9场16景，演唱了46首歌曲。其中包括《秋收暴动歌》、《八月桂花遍地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会师歌》、《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到敌人后方去》、《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歌唱南泥湾》等等。在艺术表现上有合唱、有诗朗诵、有人物、有情节、有舞蹈，每场都有主题并用朗诵词加以串联。当时在国内舞台上还没有“音乐舞蹈史诗”这一概念，它究竟叫什么，在当时的首都文艺界曾引起了一番争执。

　　1962年5月，叶剑英、聂荣臻、林彪三位元帅在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政委吴法宪的陪同下，观看了演出。演出结束后，林彪做了三点指示：第一，这部作品很好，可以教育人民；第二，其他几个军区，也要照这个样子搞；第三，八一电影制片厂要把它拍成彩色电影。

　　应中共上海市委的邀请，空政文工团不久去了上海。在上海市人委大礼堂演出了《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演出历时一个多月，观众达7.2万多人。这一年，上海市的文艺工作者按照空政文工团的思路，创作出了一部规模更大的节目，定名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这部作品对中国的歌舞表演艺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NextPage]

　　三

　　时间进入到了1964年，周总理观看了空政文工团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上海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之后，便产生出了一个想法——在以上两部作品的基础上创作一部以歌舞为主的大型文艺节目。1964年7月18日，周恩来总理在国务会议上提议，创作一部表现党的斗争历史、展现毛泽东思想的大型歌舞作品，向国庆15周年献礼。这样，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排演便提上了国务院的议事日程。

　　据文化部原部长，曾经担任过《东方红》创排工作的周巍峙回忆。7月20日，周总理把当时主管文艺工作的几位负责人请到中南海西花厅，就创作工作征询意见。周巍峙记得，当时参加西花厅座谈会的人除了他，还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对外文委副主任张致祥等。

　　经研究最后确定，《东方红》领导小组组长由周巍峙担任，副组长是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领导小组成员还有时乐濛、胡国光、李伟等。下面分文学组、音乐组、舞蹈组、舞美设计组。分别由魏风、乔羽、徐怀中、张士燮、任红举等同志担任组长。

　　早在1962年初，总政文化部副部长李伟对《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这部作品的名称就提出修改意见，他认为，该剧的名称最好定为《东方红》。李伟的这个建议很快就报给了周恩来并最终得到批准。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一部划时代的艺术巨作，其创作队伍和演员的阵容都非常强大。演员共3000多人，仅合唱队就有1000多人。

　　在《东方红》的序幕《葵花向太阳》后，共有8场，一直演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看过以后，提出不要搞得那么长，演到新中国诞生就可以了。根据毛泽东指示，删去了第七、八两场。

　　四

　　作为《东方红》总策划、总导演，周恩来为《东方红》倾注了大量心血。每天在忙完一整天的国务活动之后，他总要在深夜一两点钟来到《东方红》排演现场，和编导们一起讨论，大到指导思想，小到具体词曲。

　　《东方红》是一部政治性、历史性都很强的作品，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表现，以及它们在戏中所占的份量，都不是单纯用技术手段所能解决的。如何在大型歌舞中表现党的诞生、秋收起义、遵义会议等大的历史事件，周总理指示，不但要突出地表现，还要求在艺术上尽可能完美。

　　“东方曙光”是一场反映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歌舞，当时找不到合适的描写和歌颂共产党诞生的歌曲，周恩来对此很是着急。周巍峙专门到音乐研究所找来了《北方吹来十月的风》这首歌，周恩来看了歌词后非常高兴，认为它很好地说明了马列主义传播和中国革命的关系，也表达了毛主席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历史性结论。而作曲家李焕之参考大革命时期群众歌曲的风格为这首歌词谱写的曲子也很受周恩来赞赏。周恩来还亲自为这首歌设计了布景——天幕左侧是光芒四射的马克思、列宁像，在画像前同时升起两面旗帜，一面是党旗，一面是绘有毛泽东青年时代头像的红旗，在两面旗帜的引导下，行进着中国革命队伍。

　　看过《东方红》的人，对戏中没有表现“八一”南昌起义的场面感到不解。其实，剧本中最初有表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内容，但周恩来却将它拿了下来，创编人员曾据理力争，但他一直坚持己见。这是因为南昌起义是由周恩来等人指挥的，写南昌起义，就必然要出现周恩来的艺术形象，周恩来这么做就是为了避免宣传他自己。这件事充分表现出周恩来的谦虚谨慎，但也因此给《东方红》这部史诗带来了些许的遗憾。

　　1964年10月2日晚，《东方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次隆重上演，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来观看了演出。

　　《东方红》首演成功后，又接连在人民大会堂连续演出10余场，盛况空前。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给予了高度评价。这部作品1965年又被拍成电影，其中许多歌曲40多年来一直在人民大众中广为传唱，成为经久不衰的“20世纪艺术经典”。

    （编辑：刘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