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下汉语诗歌写作得失的判断，已经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一种声音认为诗歌看似极其繁荣，活动众多，但实际上已经远离了读者和时代；另一种声音却坚持认为当下汉语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如此紧密和胶着，诗人和时代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不可分。将这两种声音并置在一起考量，我们就会发现二者实际上都指向了一个问题。这就是诗人与时代，诗歌与现实的“老生常谈”却又常说常新的话题。那么，在一个新媒体和自媒体全面敞开的时代，在一个新闻化的焦点话题时代，汉语诗歌在处理当下现实的时候该如何发声？这种发声是否遇到了新的挑战并出现了诗学和社会学双重方面的问题？这或许正是当代汉语诗歌写作不无紧要的一个诗学话题。
当下试图贴近和呈现、反映“现实”的诗歌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而相应的具有提升度和超拔感的来自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具有情怀、热度和冷度的文本却越来越稀少了。与此相应的底层写作、贱民写作、屌丝写作和乡土写作甚至非虚构写作正在成为主流的文学趣味。很多诗人和写作者则无形中充当了布罗姆所批评的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的角色。换言之，社会学僭越了文学，伦理学大于美学。面对着纷繁莫名又无比吊诡的社会现实以及近年来不断涌现的伦理化、道德感和社会化题材的写作潮流，很多专业的评论家和学者给出的答案是——“无边的现实主义”。也就是说，无比阔大的现实以及现实抒写正在成为当代汉语诗歌写作不可回避的重要事实。但是，“无边的现实主义”这一说法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又显得有些大而无当。只有真正面对那一个个诗歌狭小的入口，只有进行田野考察和切片式的分析，我们才有可能得出一个初步的答案。
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是一个既具有普适性又中国化的问题，甚至在一些历史节点上这成为大是大非的问题。如何讲述和抒写“中国故事”已然成了写作者共同的命题。在离叙述者更为切近的“现实”时我们会感受到扑面而来的与每个生存个体都相关的“现实”，但是仔细深入考量却会发现它们缺少的却是更为深入、凛冽和令人惊悚的“文学的现实感”。但是，处理美学和社会学的关系，底线是这种题材化的现实必须要转化为语言的现实、诗歌的现实和想象化的现实。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写作事实和精神现实一定是要立足和扎根于个体主体性基础之上。这在阶层分化明显的时代境遇下显得尤为重要。对于有着不同甚至迥异的生活和生存经验的各种阶层和群体的人而言，“现实”是分层的，“现实”是具有差异性的。而这体现在写作中就最终落实到了对“现实”的差异性理解。当年在荒芜的德令哈的漫天暴雨中，诗人海子最关心的现实不是世界和人类，而是一个姐姐。在四川绵州崎岖难行的山路上杜甫关心的不是自己的前途未卜，而是时刻挂念病重的李白。云南鲁甸地震，新疆暴恐，工厂爆炸，飞机失事等焦点社会现象的背后还有诸多关联性的场域需要进一步用诗歌的方式去理解和拓宽。而对现实的差异性理解还涉及到诗人身份和诗歌功能的问题。无论是希尼强调的诗歌是一种精神的挖掘，还是鲁迅所说的一首诗歌吓不走孙传芳，而一发炮弹就把他打跑了，还是扎加耶夫斯基所强调的诗歌是对残缺的世界尝试赞美，这些对现实的理解以及相应的诗歌功能的强调都使得诗歌的现实写作呈现出了多个路径。而每一个路径都有可能抵达诗歌最高的境界——写作也是一种真理。而具体到当下现实写作的境遇，我们会发现诗人身份的历史惯性也导致了现实化写作的诸多问题和缺陷。当代中国历来缺乏公共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的传统，这种缺失在新媒体时代被一些好事者扮演成了意见领袖。知识分子精神的缺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诗歌界以及文学界成了最为尴尬的话题。知识分子形象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典型性的精神症候。就像诗歌界在多年前的一个讨论一样，“一个坏蛋是否能写出好诗？”这终究是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正如我们必须正视的是没有任何一个作品能够阻止坦克的前进一样，我们谈论文学与现实关系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谈论文学的功能问题。而问题的吊诡性却恰恰在此。在强调文学的自足性、独立性和文学本体性、个体主体性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作家不是能够纯然“绝缘”和“非及物”的群体。既然我们深处历史和现实的漩涡之中，那么就写作而言是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纯诗”和“纯文学”的。实际上，知识分子就是一种精神的承担。这种精神的承担显然不是简单的处理现实题材的写作，而是涉及到人格、修为、写作和现实生活之间的诸多更高的要求。这种要求必要需要有难度的写作出现——语言的难度、认识的难度、情怀的难度、精神的难度以及思想的难度。而这种现实和精神的双重难度还来自于更大的挑战。这就是媒体以及新速度。
对于新媒体而言，被大众共享的大数据时代所提供的新闻和社会现实无时无刻不在以直播的方式在第一时间新鲜火热出炉。每一个人面对的都是同一化的新闻热点和社会焦点，每一个人都在一瞬间就通过屏幕了解了千里之外刚刚发生的事情。并且这种新闻化的生活方式也导致了同一化思维方式。而当任何一个诗人和写作者尝试写作刚刚或正在发生的现实的时候，新闻化的现实对此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战。新闻和现实自身的戏剧性、故事性、新奇性、不可思议性和荒诞性已经完全超出了写作者对现实理解的极限。现实的新奇也已然完全超出了写作者的想象能力。如此，我们看到的就是写作对新闻和现实的拙劣模仿、简单重写和肤浅议论。如此的现实化写作如何能够打动写作者和他人？现实化的写作如何能够与敞开的新闻化的现实抗衡？
另外的挑战则是来自于时代的高速度化。这涉及到诗歌写作的空间维度。诗歌不仅直接生发于个体的存在性感知（比如身体、疾病），而且还不可避免在一个个空间里发生。这一个个空间位置不仅是诗人和诗歌的空间存在，而且在特殊的时代转捩性的节点上这些空间还自然带有了文化性、地域性、政治性、象征性、普泛性和寓言性。高速发展全面推进的城市化时代通过一个个密集而又高速的航线、高铁、城铁、动车、高速公路、国家公路正在消解“地方”的差异性。拆除法则以及“地方”差异性空间的取消都使得没有“远方”的时代正在来临。当年著名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贝娄说过这样一句话——过去的人死在亲人怀里，现在的人死在高速公路上。这正在成为世界性的事实。为什么八十年代的诗歌一再被追认为是诗歌的黄金年代呢？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那是一个有“远方”的理想主义喷张的年代。那时的长发飘飘胡子拉碴的诗人正急于奔走在去往远方的路上。在那一代诗人看来，“远方”代表的是一种青春期的文化理想，代表了一种理想化的、精英化的甚至英雄主义的生活方式。那是一个有着精神远方的时代！海子、骆一禾以及四川盆地的李亚伟等先锋诗人纷纷在诗歌和现实中奔向“远方”。正如吕贵品在诗歌中大声呐喊的“远方有大事发生”。而到了当下，无差异的地方性空间使得真正意义上的“远方”已经不复存在。我们所经历的只是从一个地点被快速地搬用到另一个地点，而这些地点已经没有太大的文化地理学层面的差别。与此同时，各种现代化的运输工具使得诗人的行走能力以及“远方”的理想主义精神空前降低和萎缩。与以往的诗歌传统相反的是诗人只是在狭小的日常性空间无病呻吟，或者成了现代派的炫技者和思想的低能儿。与此同时，随着一个个乡村以及“故乡”的消失，去除乡土根性的新时代的“新景观”与没落的乡土文明的“旧情怀”之间形成了紧张的关系和错位的心理。众多的写作者正是在这种新旧关系中尴尬而痛苦地煎熬和挣扎。这使我想起莫言在发表诺奖获奖演说时所说的：“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这种尴尬关系、混搭身份和错位心理催生出来的正是一种“乡愁化”的写作趋向。这种“乡愁”与以往一般意义上的“乡愁”显然是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这种乡愁体现为对城市化时代的批判化理解。在城市和乡村的对比中更多的诗人所呈现出来的现实就是对逝去年代乡村生活的追挽，对城市生活的批判和讽刺。或者说更多的诗人是在长吁短叹和泪水与痛苦中开始写作城市和乡村的。或者说当年布鲁姆所说的“怨愤诗学”正在中国本土发生。面对“糟糕”的现实我们很容易发出不满之声，而在不自觉中充当了愤青的角色——“我还记得八月中旬，临行前和朋友们坐在北京世贸天阶，谈论着中国现实的种种，一种空前的庸俗感，让我们倍感窒息”，“我厌恶那无处不在的中国现实，是因为它们机械地重复、毫无个性……它们一方面无序和喧闹，另一方面又连结成一个强大的秩序”（许知远：《失语》）。而我想说的是我们除了“厌恶”和厌倦之外是否还需要在文学中呈现更多其他的声音（尤其是“异质”的声音）？很多诗人在写作城市以及底层的打工生活的时候往往是从社会伦理的角度进行批判。这无疑是一种简单化的单向度的写作方式，乡村和城市二元对立的思维已然成为写作者的精神支撑和写作基础。这是必须要予以深入分析和反思的。看看近年来流行的乡土写作、城市写作和底层写作就可以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那么，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个人现实以及公共化的现实如何转化为写作的现实感呢？我在这里强调的“现实感”与一般意义上的“现实生活”、“现实主义”是有差异的。“现实感”显然来自于一种共时性的作家对生存、命运、时间、社会以及历史的综合性观照和抒写。这种观照和抒写方式显然除了与当下的时代和现实景深具有关联之外，也同时延展到过往的历史烟云甚至普适性的人性深处。换言之“现实感”写作既通往当下又打通历史，既有介入情怀又有疏离和超拔能力。
写作者必须经历双重的现实——经验的现实和文本的现实。也就是说作家们不仅要面对“生活现实”，更有通过“文本现实”来提升和超越“生活现实”。而这种由生活现实向精深现实和写作现实转换的难度不仅在于语言、修辞、技艺的难度（实际上这在很多熟练性的诗人那里已经不再成为问题），而且更在于想象力和精神姿态以及思想性的难度。对于后者而言，吊诡的时代和现实景观以及自媒体的新闻“个人解释权”都使得诗歌的精神和思想难度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而更令人不解的则是当下众多的诗人都投入到了写作现实景观、关注社会问题的伦理和道德化的写作潮流中去。大浪吹卷淘沥之后，更多的“现实性”的诗人和文本已经淹没不存。所以，当你继续在写作，继续以诗歌的方式生活和幻想，继续以诗歌的方式来反映、反观甚至来对抗现实，那么你就必须懂得对于诗歌而言永远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尺度和底线。日前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对中国作家过于依赖现实的批评我倒是很认同。似乎，当下中国的作家对“现实”和讲述“中国故事”投入了空间的热情。中国作家对现实主义的不满与批判，集体患上了现实写作的焦虑症。这无形中形成了一个悖论：很多作家写作了大量的关于“现实题材”的文本，但是我们却在这些文本中感触不到文学的“现实感”。与此同时，更多的诗人和写作又形成了另一种论调。似乎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的写法和精神在今天的写作者这里都失效了。他们在寻找处理“现实”的新途径以及文本自身的逻辑。而无论是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古巴卡彭特尔“神奇现实主义”，还是阎连科的“神实主义”都构成了一些特殊国家本土作家现实化写作的文学史谱系。请注意三者背后的民族和国家特征，文学的政治地理学仍然是值得谈论的话题。但是，我仍然想追问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写作传统在当代中国真的就无效和死亡了吗？乡土写作的可能性是什么？当下很多乡村写作表面上看是涉及当下和历史的，实际上却只是停留于历史经验，真正的当代性的乡村书写仍然缺失。也就是说乡土诗歌抒写的当代性非常不足，更多的是仍停留于传统意义上乡土文学经验，区别在于只是手法上不断更新罢了。此外，对于更多的诗人而言，先锋的方法论和文体学革新已不再是问题，那么以什么材料来构筑文本就显得格外重要（典型的例子是欧阳江河的长诗《凤凰》和徐冰的装置艺术《凤凰》之间的差异）。尤其是在新媒体时代各种震惊的超出了作家想象力极限的新闻现实的语境下，社会材料以及诗人对材料的理解和重构就显得格外重要且具有超出以往的难度。最为关键的是对现实的理解和处理方式（更多的是仿真性现实、伦理化现实、道德化现实、社会化现实，相应缺失的是文本性现实、语言性现实、精神性现实和想象性现实），重构诗歌的乡村和乡村的诗歌，如何呈现看不见的现实和看不见的历史。诗歌精神的能见度问题，仍然是当代诗人必须正视的精神现实和写作现实。很多重要的诗人已经用写作给中国文学带来了不断的震撼性的启示——最荒诞的最真实，最抽象的最真切，最寓言的最现实。这种“非正常”的震惊式阅读效果仍离不开政治寓言抒写的情结。
在八十年代，一个年轻诗人忧伤地说到“远方一无所有”。而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一个全面城市化的时代，我们的诗人是否还拥有精神和理想意义上的“远方”呢？
（编辑：白俊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