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唐晓渡（1954年1月—），江苏仪征人，1982年1月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同年2月到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编辑部先后任编辑、副编审，现为作家出版社编审、北京大学新诗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著有诗论集《不断重临的起点》、《唐晓渡诗学论集》等，译有米兰·昆德拉文论集《小说的艺术》等，主编“二十世纪外国大诗人丛书”多卷本、《新诗三百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副主编）、《灯芯绒幸福的舞蹈——后朦胧诗选》等十余种诗选。
1.悖谬
1988年在《中国诗人》创刊号上读到《最后的独白》，当即珍藏。1993年与谢冕先生联合主编“当代诗歌潮流回顾”丛书（六卷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在由我编选的“长诗？组诗卷”《与死亡对称》中收入了此诗，并于序言中有所论及：
郑敏对死亡的把握在生死之间进行，邵燕祥的《最后的独白》则在死亡和拯救之间进行。诗中的主人公、斯大林的妻子阿利卢耶娃的命运整个儿是一个巨大的悖谬和嘲讽：那最初拯救她的人，就是最后促成她走向死亡的人。这是怎么回事？其间发生了什么？又意味着什么？所谓“最后的独白”是否包含了一个无可避免的结局？如果不是，主人公为什么会毅然选择死亡？如果是，那么使之变得无可避免的界限又在哪里？是什么力量使主人公产生了不可遏止的自我毁灭冲动？那迫使她产生这种冲动的毁灭性力量又是什么？……尽管诗人对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进行了细致而周密的探索，但这首诗还是留下了足够多的谜团和纠结。它们显然不仅仅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和情感，还关系到她（他）的信念。由于造成了主人公命运悖谬的不是一个普通人，而是一个“睿智的”革命者和历史性的“大人物”，所以她的死亡远远超出了个人悲剧的范畴，而那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婚姻之索也因此成为权力的象征或隐喻。当然，这里说的是一个异邦故事，但它真是一个异邦故事吗？把这首长诗称为“剧诗片断”在我看来同样是意味深长的：既是“片断”，就另有上下文，包括本文中的断裂和空白。就这样，一个人行将赴死，却在身后留下了巨大的联想和思索空间。
二十余年后再读这首长诗，我发现首先抓住我的仍然是主人公命运的悖谬：那最初拯救她的人，就是最后促成她走向死亡的人。这固然表明多年来我的少有长进，却也表明了悖谬本身的持恒引力。
悖谬即心结，既无从摆脱又必须摆脱的心结；而这样的心结，往往正是诗意的渊薮。这里的诗意当然涵括了戏剧性，并且是最残酷、最深刻的戏剧性。
就本诗而言，主人公命运的悖谬不仅在语义层面上象征性地指向了历史的悖谬，而且作为全诗的结构枢机和张力所在，凸显着文本自身所体现的诗和历史的悖谬。
三重悖谬三重渊薮——只有那些心怀如此渊薮的人，才能真正听懂主人公“最后的独白”，才能深切感受那既来自“一个不期望历史理解的/三十一岁的俄罗斯女人的魂灵”，又来自一双寻找她的中国诗人的眼睛，二者混而不分，或彼此共鸣的空谷足音，其沉痛郁结一如其锐利淋漓，都直击人心，而又因人心的空旷格外回旋不已。相对于凝神倾听这样一支心曲，诸如这部当代诗歌付出惨重代价才收获的杰作在其谱系中的地位如何，为什么长期以来它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之类的问题，尽管并非无足轻重，但终于只是些第二义的问题。
2.从“本事”到情境
娜捷日达？阿利卢耶娃死于1932年苏联十月革命节之夜。她的死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谜，至今仍然是谜，并将继续如此。换句话说，无论人们怎样探究，都不会有所谓“真相大白”的一天。
从真实发生过的“本事”到追述的“谜团”之间，有时只隔着一张纸或一根舌头的距离。一桩荒野中的普通血案，在当事人和目击者都未缺席的情况下，尚会导致“罗生门”式的叙述歧异，指望那在戒备重重的“第一家庭”私邸里发生，并立刻令所有闻知者讳莫如深的“最高机密”，居然会有什么真相大白的一刻，难道不更是一种虚妄吗？
除了枪声，只有“急性阑尾炎手术失败”的谎言是确凿的，其余的说法都带有明显的失语征候，更像是从强迫性沉默中生出的种种想象、蠡测和巧舌。“最高领袖”作古，独裁者的禁忌消弥，有关的陈说却变得愈加云山雾罩。历史叙述的脆弱性在这里可以被概括为德谟克利特的一个著名悖论，在他看来，所谓真相（本事），就是“那个无底洞的底”。
然而无底洞又如何？正是在脆弱的历史叙述陷入混乱之际，诗人挺身而出。诗在历史却步的地方起步。
这当然不是说诗人更有能耐，可以侦破、还原那不可企及的真相——不，此一意义上的“真相”从来就不是诗的属意所在。诗人不侦破，只勘探；不还原，只揭示。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他所致力勘探和揭示的，是另一种真相：心灵和情感的真相。
正是立足这一角度，诗人在题记中认可阿利卢耶娃死于自杀的说法，进而抓住相关本事留下的一条最重要的“踪迹”（或悬念——据称死者当晚曾有遗书，但被斯大林看后即刻毁掉），不仅从中生发出本诗的特定文体（剧诗片断），而且据此规约了本诗的特定情境（临终书信）。在这样的情境中，对逝者自杀动机的探询追索被转化成主人公的自我探询追索，作为缘起的本事踪迹循着回溯的因果链，激荡并集合起更多的本事踪迹。它们既是材质又是元素，既彼此构造又彼此照亮，在互为前景和背景中结成一张巨大的心理冲突之网。在这样的情境中，本事层面上墓木已拱的主人公重新复活并开口说话，而她自我揭示的心路历程表明，是谁的手指最终扣动了那把枪的扳机，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她的死首先是一个精神事件，其必然性超越了任何刑侦学的分类。相对于肉身的即将陨灭，其精神的死亡早已先行发生；它并非一个砰然的瞬间，而是一个隐秘的过程：
她还没有死，但是一脚跨进坟墓的门槛。/她已经死了，/死于最后的绝望。
然而，无论是精神还是肉身的死，都没有理由成为无声无息的死，一种白白的死。这里，与“最后的绝望”相对称的，恰恰是“最后的独白”。独白即心声；最后的独白：彻底敞开的心声。就其彻底性而言，它不仅直接通向诗，而且可以被视为一份超级证词：正像它并没有指证任何凶手，却把施害者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一样，它在诉说主人公为什么会选择死的同时，也证明了她的精神不死以至不会死！
尘封的历史大幕倏然开启，哀伤而激愤的主人公独坐聚光灯下。这到底是谁的身影？是曾真实存在于某一时空的阿利卢耶娃，还是化身为阿利卢耶娃的诗人？没有人会强作区分，因为这情境、这“最后的独白”，本来就是两颗心灵、更多心灵的彼此印证。时空和身份的分隔于此毫无意义，在诗中复活的阿利卢耶娃已属于我们——让我们还是叫她的爱称“娜佳”吧。
3.拒绝虚无：我是谁
“只要人们没有发现生命的游戏是愚蠢的，他就会期待它；人们一旦能够认识它的愚蠢，就会自杀，这是我将要做的。”老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德烈（《战争与和平》中的主人公之一）如是说。
然而这桩被事先张扬的自杀案却始终没有发生。这当然不是因为安德烈介身其间的生命游戏不够愚蠢，或他面对这样的愚蠢不够聪明，或他本来就是个轻佻无信之人，而是因为生命主体本能地倾向于使自身成为优先的考虑；是因为这种优先考虑的首要意义是有所期待而不是游戏，故它总能超出一切游戏，包括对它的认知；是因为他所谓的游戏无论多么愚蠢，都没有完全封闭来自他生命自身的期待，令他退无可退，陷入“最后的绝望”，换句话说，安德烈绝望得还远远不够，充其量只是抵达了通常所谓的“虚无”。他决定终老领地尽管表明了内心虚无感的深化，却也表明，他和他对生命意义的认知之间尚大有妥协的余地；而从虚无的方向看，他最终的死于卫国战火，简直可以称得上是理想的归宿了。
从安德烈到娜佳的距离，就是从“虚无”到“最后的绝望”的距离。最后的绝望：生命的黑洞。它是对生命主体，对其存在的全部价值和意义，包括人格尊严，甚至也包括虚无的绝对否定。
据此可以引申出“最后的独白”的对称定义，即最后的救赎。所有被“最后的绝望”吞噬的，在这里都将重见天日，成为生命能量守恒的一个极端例证。
毫不奇怪，对娜佳来说，“最后的救赎”是从质询“我是谁”开始的。这一质询两度出现在第一章有特定所指，且混合了幽怨、抗辩、讥刺以至申斥的上下文中表明，她对自我身份的辨认更多地不是基于危机突降时举目惘然的迷失，而是基于长期煎熬后有所定见的持守，不是一个起点而是一个结点。身为妻子却被丈夫“面对面”地忘怀，身为丈夫却早已听不见妻子“近在身边”的心跳，身为父亲却不吝对儿子滥施残酷到足以致命的羞辱，如此反伦常的情感冲突可以并不因为发生在“第一家庭”而显得特别不可思议，却无疑因此具有了格外的严重性：
然而，你总在燃烧的胸中/一颗心为什么骤然冰冷？
更可怕的问题在于：这颗心的“骤然冰冷”意味着什么？这一在追忆中被尖锐指陈的突变，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又将导致什么？如果说这种突变早已令所有和初衷有关的记忆，包括“你”曾经的大地情怀、拯救行为和精细入微的睿智变质，以致走向反面，成为不为人知的悍然背叛或自我背叛的话，那么，这种变质，这种背叛或自我背叛所牵动的，会仅仅是个人恩怨的情感层面，仅仅事关“第一家庭”的崩盘与否吗？
由此主人公的命运悖谬同时指向历史的悖谬，对“你”的质询同时成为对变幻的时代风云的质询，而主人公的自我身份辨认也跳出了“你”的巨大阴影的笼罩，成为死志已决的娜佳对真正的娜佳的辨认。当否定的手指掠过“那个溺水的女孩”，掠过“那个可笑的穿制服的女学生”，逐一叩响“妻子？主妇？朋友？伴侣？抑或只是你麾下的千百万士兵和听众里的一个”时，我们和娜佳一样知道，所有这些曾经是，或可以是她身份标志的，尽管都对应着她某一层面、某一局部的生活经验，却从来不是真正的娜佳，即便加起来也不是——非但不是，还构成了对后者的幽禁和遮蔽。真正的娜佳活在所有华丽的表象之下，活在她一天天被命运的悖谬撕裂，被“最后的绝望”吞噬的心里，更准确地说，活在她当下即刻“最后的独白”之中。在这样一个方死方生的救赎区间，两个娜佳将合而为一，枪声中将升起她饱受摧残而又不屈不挠的灵魂——真正的娜佳，就是她那虽然在痛苦、孤独、幻灭中业已破碎不堪，但仍不失高傲，仍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做出最后抉择的自由的灵魂。
是的，自由的灵魂——这是娜佳最初的，也是最后的身份。正是这一身份使“我是谁”的质询同时也是回答，使“最后的救赎”同时也是，并且只能是自我救赎。据此娜佳通过选择死亡而拒绝了死亡，与此同时也拒绝了虚无。
4.命运？反刺
在娜佳最初和最后的身份之间并没有横着一道万里长城，只隔着斯大林，隔着她与斯大林的婚姻。在某种意义上，斯大林就是她的长城，就是她的命运。
是斯大林，在她三岁不慎溺水时出手相救；是斯大林，让她在十七岁那年成了一个革命者的妻子；仍然是斯大林，使她年不及二十五，就成了“奥林匹斯山上的第一夫人”。
令多少人眼热和膜拜的“第一夫人”！有谁会将其与“土耳其后宫的女奴”，与“挂在别人的脖子上的女人”联系在一起？确实，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就像这场婚姻并
非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错位一样。是斯大林，仍然是斯大林，使之变成了比必然的逻辑更坚硬的现实——使长城变成了囚牢的院墙（这正是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的情景），使曾经的倾心相爱者变成了“孤独的一对陌生人”，使婚姻本身成为娜佳不得不忍受的持续羞辱。
为什么会是这样？婚姻本该是一条维系共同命运的纽带，为什么它所实际维系的，却是一条命运的绝对的不等式？这是强权无限大的特权吗？
娜佳对此是否也有责任？当然。因为作为这一不等式趋于无限小的一方，她居然对自己的处境心怀不满甚至心有不甘，换句话说，既不以“第一夫人”的神圣和荣耀为意，也不懂得恪守“第一夫人”的本分；因为她居然不知道“揣摩上意”，始终和最高领袖保持一致，更有甚者，居然认为自己比那些“聪明人”还聪明，祈求领袖正视人民深陷贫困、乌克兰正经历大饥荒的现实；因为她居然没有想到，在既“不容虚伪，但也不容真实”的领袖看来，诸如此类的直言不讳，无异是在代行只有苏维埃的敌人才会进行的攻讦和污蔑。
娜佳的最终责任：她居然不能因应命运的变化，居然不能容忍业已发生深刻变化的命运篡改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本色。为此她必须付出代价——既然“性格就是命运”，那她就只能经受不容命运篡改本色的性格所必然经受的命运。
娜佳怎样看待自己的命运？
诗中有四处直接写到了娜佳对命运的意识，分别出现在第二、第三、第四和第十章。尽管作为“最后的独白”，它们理应被视为不同的心理层面做共时的解读，但也不妨从发生学的角度，将其读作一个历时的过程。其中转折点出现在第四章：如果说“命运在敲我的门/还是我在敲命运的门”（第二章）还只是在忧伤中隐隐透出了不祥，而“丑小鸭本来会有别的命运/为什么一定要变成孤独的天鹅”（第三章）已经蓄积了足够多的幽怨和追悔，那么，从第四章“最后的祈求”中排闼而出的激愤和无告就表明，她对命运的承受早就达到了心理的极限：
命运！/不是命运/我不祈求命运！/茨冈女人还会怎么说？/我掌心里有长长的爱情线/和长长的事业线，/已经证明是命运的欺骗；/还有一条长长的生命线，/残存的痛苦的财富，/但我，为什么不能对命运/最后来一次无力的反叛？
与“最后的祈求”相对应的，是多年前曾经的祈求，二者之间隐藏着一个只能是魔鬼制造的秘密，由此娜佳和她的同学、朋友在同样无辜的情况下以不同方式跌入了各自的深渊；而娜佳经历的甚至更加残忍：相对于那些莫明消失在“沉默的烟圈后面”的同学和朋友，她的特殊身份足令她能很快察知这一秘密，却又无从公开，于是不得不让莫须有的“告密者”在心中发酵成一种真正的罪责，并不得不独自承担这一罪责。不难想象，如此卑鄙、龌龊和险恶的把戏出于那个“睿智”的大脑会给娜佳造成怎样的羞辱和毁损，因为这次受到羞辱和毁损的，已远不止是曾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爱情或早已病入膏肓的婚姻，而更多的是人类起码的良知，是她从少女时代即已投身其中，且与他的名字密不可分的理想和事业，是她对他残留的最后一点信任。巨大的受骗感不仅导致了同样巨大的幻灭，也使她的命运突然变得透明：
生活在秘密太多的国度，/命运对我却不再是秘密。
换句话说，她已反身洞察了命运的秘密：这样的命运已不只是要篡改她本色的性格，而是要完全剥夺和埋葬她的一切。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正是从那一刻起，偶像彻底坍塌（尽管它早已开始坍塌），“最后的绝望”开始无可救药地深入她的骨髓；正是由此带来的彻骨寒意，使她此后的内心生活越来越像第五章那亦真亦幻的梦境所揭示的冰雪世界；也正是从这铺天盖地的冰雪世界深处，最终升起第十章中她那坚定、冷峻、决绝的宣示：
如果是上帝决定我的命运，你就是上帝。/如果是魔鬼决定我的命运，你就是魔鬼。/无论你是上帝还是魔鬼，/我第一次不再听命运的决定。//随你怎么说——/家中的反对派。/第一个抗议者。//我走了。/我走我自己的路。/但是不，我就留在这儿了，/我不去高加索！
与之对称的是娜佳形象的变迁。这一形象在第二章中意味深长地与石油贵族祖巴洛夫的家属们的形象叠映在一起，在第三章中于反差巨大的种种追忆、虚拟和现实的角色（工学院的学生、涅瓦河畔的少女、伏拉季米尔大道上的革命者、灰堆旁的普通农妇、挂在别人脖子上的女人）之间流转不定，而到了第四章，却几乎已经变得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所有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俄罗斯人毫无二致。陷身“已不再是秘密”的命运，她和他们一样孤苦无助，唯一的区别只在于他们面对的是一直如此的生活，而她面对的是被打碎后“难于重建的生活”；只在于她不准备继续忍受这暴虐的命运：她将通过一次反叛——即便是无力的——表达她对这种命运的蔑视。为此她将动用她同样是唯一的手段：她将掷出自己的生命。
那曾经抓住过安德烈的巨大虚无感此时也抓住了娜佳，就像曾经抓住过类似境遇中的布洛克、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一样；然而，由于这最后的一搏，她的名字将不会出现在前者，而是后者的行列。由此将铸定她最后的形象。这一形象将超度她前此所有的形象，包括第五章中被冰雪的大氅紧紧包裹的形象，第七章中“一条小木船拖在一艘巨轮后漂荡/一头小牝鹿拖在高驾的马车后狂奔”的形象，而与第九章中那只二十年代撞死在空旷后宅里的白羽鸟的形象融焊在一起，从而不仅成为她本质清纯的表征，更成为她捍卫生命尊严终极自主的表征。这一形象不是也不可能是对“难于重建的生活”的任何意义上的代偿，恰恰相反，是对那迫使生活变得不可重建的命运禁锢的悲壮反刺，是表明被强权掌控的生活不值一活的惨烈指证。
5.忏悔和祈祷：复合的声音
在开头提到的那篇序文中我曾写道：“长诗是诗人不会轻易动用的体式。就通常的表现需要而言，短诗所具有的弹性已经足够了。换句话说，一旦诗人决定诉诸长诗，就立即表明了某种严重性。”
那么，邵燕祥创作这首近500行的长诗表明了什么样的严重性？
《最后的独白》发表于1988年，写作时间当更早。其时苏联尚未来得及在全世界的注视下訇然解体，福山（F?Fudnyaman）还要等到更晚，才能宣布他所谓的“历史的终结”；然而，对完整地亲历了从“反右”到“文革”的灾难岁月，只是由于侥幸才得以存活下来的邵燕祥来说，那个以庞大的乌托邦为始基和表象的时代早就崩溃了——无待任何外在的标志性事件，他首先在自己的命运中，在自己被一再摧残和扭曲的内心深处看到了这种崩溃。
1981年他把曾在“文革”中被抄没的部分书信、检讨和文章编成一书，取名《沉船》。尽管用他自己的说法，“当时，我还没能站在历史的高度上来反思自己”，但仅仅是这种同代人中绝无仅有的做法，就体现了其绝无仅有的思致：正像他不喜欢展示伤疤一样，他也不惮于自揭疮疤。从这揭开的疮疤感同身受地往里看，就会发现那被他轻描淡写谓之“档案”的，其实正是昔日灵魂血肉横飞的战场、法场以至奴隶斗技场；而无论从哪方面说，他都是一个悲惨的失败者。他的内心和戕害他的时代一样狼藉和肃杀。
然而，也正是从这样的一片狼藉和肃杀中，邵燕祥开始了其“找灵魂”的独特心路历程。所谓“痛定思痛”，对他来说尽管同样指向历史，但首先指向灵魂的自我反省、自我清理和自我重建。这里的“找”不是简单的“觉今是而昨非”，或大而化之的“否定之否定”，而是一个在隐秘的炼狱之火中反复审视、质问（有时甚至是拷问）、辨析、甄别、剥离、汰洗和聚合的精微而复杂的过程。从《沉船》到《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1997）， 再到《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2004），在前后二十余年的时间内，他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自揭疮疤”，且范围逐次扩大，力度逐次增强，恰恰与此因应：艰难的自新同时意味着漫长的告别和深沉的忏悔。
而《最后的独白》就深植并生成于这一“找灵魂”的过程之中。它不是基于一个异邦故事而是基于灵魂间的彼此叩问。不要以为这里揭开的仅仅是历史的疮疤，它同时也是诗人自己的疮疤，是几代人共同的疮疤。“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阿多诺语），然而，奥斯维辛之后的遗忘或故意遗忘才真正野蛮。
但为什么是娜佳？
因为她是那个以庞大的乌托邦为始基和表象的时代最早的牺牲；因为她在如此靠近权力核心的地方，以如此尖锐的方式，于如此短的时间内，经历了千百万俄罗斯人和更多的非俄罗斯人（包括诗人自己）其后注定要经历的命运；因为支配她的命运逻辑就是支配所有后来者的命运逻辑，尽管其时它还来不及充分展开，还是某种神秘；因为她虽然拥有“第一夫人”的名义，本质上却属于沉默的大多数，正如诗中所说的那样，是“巨大的椴树干上的一只蚂蚁”，是“涅瓦河的一圈水纹”，她的死因此也成了“像星星一样沉入海水深底的姓名”，成了“远海漂来的密封的信瓶”。
共通的历史记忆和历史迷雾……娜佳基于比生命和爱情更高的理想与斯大林走到了一起，却以意识到对方不齿于人类文明的底线为契机决裂。她被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和不可承受之轻合谋击倒。她的死或非通常所谓的先知或烈士之死，也不足以照亮她身前身后所有的罪恶和黑暗，但已足够照亮她自身的灵魂，足够成为自我救赎者的一个巨大启示。
对邵燕祥来说，这样的启示不可能不牵动他太多的隐痛，甚至本身就是一种隐痛。在《找灵魂》一书的序诗中他写道：
一个早慧的诗人不结果的谎花/谁能告诉我，是自杀还是他杀/做破了的梦，再不能忍受强奸/未来，能不能把梦做得好一点
缘此，探询娜佳心灵的真相很大程度上也是在探询他自身心灵的真相，以第一人称道出的“最后的独白”，许多情况下也渗透着他的自白。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娜佳在史载“本事”层面上留下的“踪迹”极为有限，她的遗言（据说只是一张纸条）更是除了斯大林没有人见过，但长诗本身却沉郁顿挫，跌宕起伏，饱满丰实，一气呵成，既涵括了巨大的历史和人文深广度，又极具情感的说服和感染力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尽管诗人采用了“剧诗片断”的体式以造成必要的间离效果，但我们总能透过主人公随着具体场景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语姿和声音，辨析出诗人自己的语姿和声音的原因。如果说戏剧性的“独白”和日常性的“自白”可以互通，而日常性的“自白”又和宗教性的“忏悔”可以互通（在英语中它们本来就是同一个词），那么，能把三者融溶为一的，就只能是灵魂寻求自我救赎的息息相通。据此即便是第四章
中狭义的忏悔也大大溢出了高度个人化的语境——在我看来，这正是全诗感人至深而又最具震撼力的部分：
我无权祈求你们的饶恕，/来日的墓志铭不可能再说：/我虽然没有建立过功勋，/但没有给任何生灵带来灾祸；/我的手上和良心上/不曾沾着同伴的鲜血。/……//我无权像那小小的蓝色花/祈求：勿忘我！/但我也无权祈求遗忘，/因为我是有罪的。
而读着以下的诗句，你又怎么能分得清，这到底是主人公还是诗人在说话，那揽镜自问的，所问者到底是主人公还是诗人自己：
你曾经梦想过怎样的人生，/人生如梦，你将梦见什么？/你自己不能决定。//无可挽回的梦。/无可救药的寻梦者。（第六章）
或者：
你可曾发现揉皱了的理想/像年轻时揉皱了珍贵的花头巾。//我可怜她不该受这样的惩罚，她这样年轻，又这样纯真。（第七章）
按照富恩斯特的观点，造就一个人需要好几次生命，换句话说，同一个灵魂很可能有不止一次的人生经历。《最后的独白》中诗人对主人公的精神世界表现出如此深刻的理解和同情（本义的同情），以至于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灵魂而言，或许娜佳正是诗人的前世，而诗人正是娜佳的今生。
不管怎么说，九泉之下的娜佳可以安息了：由于一个中国诗人，她自由的灵魂终得获救并不朽——对于死于“最后的绝望”的她，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告慰呢？尽管当年她已预感到自己的丈夫将无可挽回地成为又一个“恐怖的伊凡雷帝”，但她暴烈的死成了对暴君的终生诅咒却只能是后者咎由自取；而作为一个母亲，她撒手人寰时最放不下，或唯一放不下的，应该就是她的两个孩子，感谢诗人，让她心中最后的祈祷成了她最后的形象的一部分：
愿你们比我有更好的命运，/愿厄运来不及追上你们。
然而那巨大的厄运还是追上了他们，追上了更多的孩子。她最后的祈祷和她最后的反叛一样无力。那么，当巨大的厄运似乎已经远去，越来越成为历史的背影时，面对生活在或自以为生活在新时代的人们，在诗中复活的她又会说什么呢？说“希望”无论有多么柔弱，但终究会战胜“钢铁”，因为时间从来就站在希望一边吗？也许吧；不过照我的揣度，她更想说的或许还是前引诗人在《找灵魂》一书的序诗中所说的：
未来，能不能把梦做得好一点
这同样是一句祈祷，但首先是对所有“无可救药的寻梦者”的祈祷。而她之所以要和诗人一起发出这样的祈祷，是因为历经沧桑和涅槃后他们比后来者更清楚：人类不可能没有梦，不可能缺席寻梦者以至“无可救药的寻梦者”，而无论这些人所寻的是什么样的梦，他们对人类似乎天生自由，却无往而不自由的灵魂，对其在种种灵魂的冲突和搏击中展开的命运，从而对其未来，都负有更大的责任；是因为他们都深深地知道，未来的孩子们是多么希望不再听到任何“最后的祈祷”，就像他们是多么希望，《最后的独白》中所有“最后的”，都确实是最后的一样。
（编辑：白俊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