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读过的罗马尼亚诗人中，马林·索雷斯库（MarinSorescu，1936—1996）是最让人感觉亲切和自然的一位，亲切到就像在和你聊天，自然到没有一丝做作的痕迹。写诗，其实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做作的味道。当今社会，这种做作的味道，似乎越来越浓了。要避开这一点，不是件容易的事。所谓大艺无痕，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而面对索雷斯库这样自然的诗人，你就很难评说，所有的评说和归类都会显得极不自然。
索雷斯库是以反叛者的姿态登上罗马尼亚诗坛的。在教条主义横行的年代，他抛出了一部讽刺摹拟诗集《孤独的诗人》，专门嘲讽艺术中的因循守旧。尽管在那特定的时代，他还是个“孤独的诗人”，然而他的不同的声音立即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在以后的创作中，他的艺术个性渐渐显露出来。他的写法绝对有悖于传统，因此评论界称他的诗是“反诗”。
有人说他是位讽刺诗人，因为他的诗作常常带有明显的讽刺色彩。有人称他为哲理诗人，因为他善于在表面看起来漫不经心的叙述中突然挖掘出一些深刻的哲理。他自己也认为“诗歌的功能首先在于认识。诗必须与哲学联姻。诗人倘若不是思想家，那就一无是处”。有人干脆笼统地把他划入现代派诗人的行列，因为无论是语言的选择还是手法的运用，他都一反传统。但他更喜欢别人称他为“诗人索雷斯库”。一位罗马尼亚评论家说：“他什么都写，只是写法与众不同。”
写法不同，就需要目光不同，就需要想象和创造，就需要一双“不断扩大的眼睛”。
自由的形式，朴素的语言，看似极为简单的叙述，甚至有点不拘一格，然而他会在不知不觉中引出一个象征，说出一个道理。表面上的通俗简单时常隐藏着对重大主题的严峻思考；表面上的漫不经心时常包含着内心的种种微妙情感。在他的笔下，任何极其平凡的事物，任何与传统诗歌毫不相干的东西都能构成诗的形象，都能成为诗的话题。他认为：“诗意并非物品的属性，而是人们在特定的场合中观察事物时内心情感的流露。”
目光和思维，始终都在不停地转动，然后，不得不用诗歌表达，这就是索雷斯库。“你内心必须具有某种使你难以入睡的东西，某种类似于细菌的东西。倘若真有所谓志向的话，那便是细菌的志向”。诗歌因此成为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是个什么都要看看、什么都要说说的诗人。而且每次言说，都能找到一个绝妙的角度。对于诗人，对于作家，角度，常常就是思想，就是想象，就是智慧，就是创新。索雷斯库极为注重创新。他也十分明白创新的艰难。他认为诗歌的艰难到最后实际上就是创新的艰难：“写诗就像弹钢琴一样必须从小学起。我们创作活动中的艰难阶段常常与我们自我更新的愿望紧密相联。我所谈的是主观上的障碍。就我个人而言，我总尽力避免使自己在一种类型中衰老。从一种类型到另一种类型的转变无疑意味着巨大的努力。但一旦成功，你便会享受到一种来自新天地的喜悦。你必须时常努力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审视自己。”
当然，角度也就是情感。索雷斯库自称性格内向，喜欢含蓄。因此，他的情感往往都潜藏于诗歌的深处。
在四十余年的写作生涯中，索雷斯库出版了《孤独的诗人》（1964）、《诗选》（1965）、《时钟之死》（1966）、《堂吉诃德的青年时代》（1968）、《咳嗽》（1970）、《云》（1975）、《万能的灵魂》（1976）、《利里耶齐公墓》（3卷，1973-1977）等十几部诗集。此外，他还写剧本、随笔和评论。他经由自然和朴素而抵达的深刻，确定了他的独特，为他赢得极高的声誉，使他成为罗马尼亚当代的代表性诗人。
关于索雷斯库，诗人车前子在《二十世纪，我的字母表》一文中写道：“很偶然的机会，我读到罗马尼亚诗人索雷斯库的诗作，感动之余，我觉得该做点什么：必须绕开他。诗歌写作对于20世纪末的诗歌写作者而言，差不多已是一种绕道而行的行为。”
绕开他，实际上是一位诗人对另一位诗人最大的认可和敬意。
（编辑：白俊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