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入歧途的诗人终于回来了！

 

　　诗友杨漪要出一本诗集的想法让我高兴不已。我为杨漪高兴，高兴他的生命意识里有了诗人的觉醒；我为诗歌高兴，高兴诗歌的圣殿里多了一个真性情诗人。

 

　　杨漪的“一度迷失”，是指杨漪的弃诗从政。虽然十多年未写诗，但杨漪一直没有放弃诗歌阅读和与诗友们的来往。其实，内心一泓清水蓄满了诗歌涟漪的杨漪，一直是一个深藏不露蓄势待发的诗人。

 

　　到了知天命之年，杨漪终于“浪子回头”。经过半年的整理，杨漪送给我一部厚厚的打印诗稿，嘱咐我替他把个关，找人为它设计封面和版式，委托在出版社做编辑的妻子当责任编辑。于是，我和妻子在家庭式的图书临时作坊里，为杨漪编妥了他的第一部诗文集——他自己命名的《遗失的诗篇》。因为深知杨漪出书的心境，在约美编设计封面和版式时，我特别强调了“怀旧感”这一主色调的体现。经过两次精心设计，皆大欢喜。

 

　　杨漪写诗后以杨一作为笔名。既然是说作为诗人的杨漪，下面我们就叫他杨一吧。

 

　　杨一的诗歌虽然被时间的尘埃封存了许久，但将其放回今天诗歌的时光里一点也不显得陈旧。毫无疑问，诗人最初所持的先锋精神，保证了其诗歌品质的新鲜。在诗歌的现代性上，我一直暗暗向杨一学习。因为生在农村，我的诗是很土的，属于下里巴人，而杨一的诗很洋，属于阳春白雪。我们的诗虽是在同一时期登上的《飞天》杂志，但他的诗发在很现代的《大学生诗苑》专栏，而我的诗却是发在“边塞诗”《塞声》专栏，从这两个风格不同的专栏就能看出我们二人各自的诗风。后来，我的诗也变得稍微洋了一点，很难说没有受到杨一的影响。但仅仅是影响。再比如杨一量并不大的小说，它们应该是杨一诗歌的注释，但实际却比杨一的诗歌还要玄乎深奥。

 

　　非功利性写作是杨一诗歌先锋品质的主要成因。我当初的写作，因为有着借助诗歌改变自己命运的企图，所以一直在为发表而写作，功利性十分明显。而杨一的写作是自然状态的，没有生活的压力，没有目的性，更不求发表，若说有的话，只是其艺术欲望的自我喷张。因此，杨一的诗歌总体显得安谧、冷静、细微和内敛，其中又不乏一种现代人的生命况味，有点像当下一种时尚的提法——缓慢的写作。杨一对诗歌和生活有着自己独特的认知和理解，其抒情语调和修辞习惯很有探索精神。因为诗情喷发于青春期，杨一写爱情的诗不少，在这些诗里，杨一像一个身怀火焰的情种，情深意切，缠绵悱恻；杨一无疑是一个写爱情诗的高手，起码在处理细腻和特殊的情感方面，情商远远在我之上。杨一的爱情诗很柔软很温情，与另外一些非爱情诗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不论爱情的诗中，诗人论的是人生，诗人像苍茫里的一个独行者，大男子主义做派，硬朗、冷峻、孤寂而又超然。杨一也有少量写乡村的诗，我很看重杨一对自己仅有的一点农村生活所保留的这一点温度。不过，在我这样一个曾经面朝黄土背负青天的人看来，杨一的乡间抒情更像是一个异乡过路人的隔雾看花和水中捞月。杨一如今对诗歌的态度，可能又回到了从前。从他早年写给博尔赫斯的一首《老虎的金黄》中可以看出：“我是谁梦里的一个微笑的老人/历经时间的沧桑和洗礼／在我曾经写下的文字里渲染和描述的／其实就是我现在仍然无法忘怀的形状和颜色／让我在梦的另一面如此痴迷……”。而且，杨一给自己回归诗歌后所找到的位置也是有高度的，《遗失的诗篇》开卷之处杨一特意手写的“献给我的父亲母亲”8个字，无疑是诗人的一种情愫和诗人的一种宣示。

 

　　《遗失的诗篇》的问世，不但使杨漪找回了自己遗失的诗篇，还使杨漪找回了自己遗失的诗人身份。诗歌的回归，应该标志着诗人的回归。杨漪怀抱着《遗失的诗篇》归来，朋友们都为之高兴，马步升、马野已先后主动为其写了点赞文章。去年底，渐成气候的“陇东诗群”入选由多家媒体联合评选的“21世纪中国十二家影响力现代诗群流派”，推选的人没有遗忘杨一，将其也载入“曾经的诗人”名单之中。这对于我们都是一个重要的诗歌事件。我想，这堆恰似在我们的来路上共同点燃的诗歌篝火，应该能够唤起杨漪更大的诗歌理想，再次破蛹蝶变为杨一，使他《遗失的诗篇》不再遗失，并使他寻回的那个诗人重新出发不再迷路。

 

　　大浪淘沙始见金。杨漪的回归，肯定缘于其对诗歌价值的新认识和对诗人使命的再认可，所以其更为可贵之处其实是对一种文化精神的躬身重拾。毕竟，我们这个民族历来缺少的不是官吏而是诗人。因此，我们有理由为更多类似杨漪的诗歌回归者热情点赞。

 

　　（实习编辑：白俊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