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化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生态，它似乎没有轰轰烈烈，但是始终默默地融入香港人的心灵。香港文化人对文化的坚守、特区政府对文化事业的重视、香 港文化活动的丰富、香港人对文学艺术的热爱，都令人印象深刻。一大批执著的作家、诗人和文学爱好者一直默默地坚持创作，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近年来都 保持着比较整齐的水平。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香港文学就像繁华街道路边的景观花一样，虽然没有花团锦簇、浓香袭人，但是一路绵延不绝，幽香淡淡，为水泥森 林增添生机，为劳碌众生提供慰藉。
商业社会里的默默坚守
追溯香港文学源头，大多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包括许地山、欧阳山在内的大批知识分子来到香港，一边创作，一边培养文学青年，组织文学活动，促 进了香港文学的发展。1949年之前，有过三次大的内地作家来港潮，分别是1927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和1946年第三次国内战争爆发 后。这三次内地作家来港潮都推动了香港文学的发展，使香港文学空前活跃和繁荣。在南来作家的带动和培养下，香港作家也迅速成长起来。
有人认为，香港的作家队伍呈现两个“四代同堂”的景象，即本港作家四代同堂和南来作家四代同堂。无论是本港作家还是南来作家，都是香港文学的主 力军。这四代作家中，第一代已经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健在的作家如刘以鬯等，仍然关心文学事业，热心文学活动，在文学界起着旗帜作用。现在活跃在香港文 学界的，昆南、陶然、董桥、小思、西西等老一辈作家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笔耕不辍；董启章、陈娟、王璞、蔡益怀、王良和、罗贵祥、韩丽珠、萍儿等中青 年作家，以更开放的观念、更新颖的形式探索着香港文学的未来趋势。
香港作家都是业余创作，虽然身处商业社会，但是不少严肃作家，淡泊名利，坚守文学理想，坚持文学创作，他们对文学的热爱和虔诚令人感佩。正是有这么一代代作家默默坚守、薪火相承，香港的文学事业才能长盛不衰，香港的文脉才能绵延不绝。
特殊环境下的文学生态
尽管研究者对是否有“香港文学”这一概念持有不同看法，但不可否认，香港的文学创作具有明显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学的特征。一方面，由于长期与祖国 分离，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浓郁的地域性形成了独特“港派风味”的现代都市文学品格；另一方面，它又深受西方文化和文学思潮影响，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兼容 并蓄，流派纷呈；香港文学还有商品化和快餐文化的特征。
香港文学的地域特色、“港派风味”是逐步形成的。上世纪50年代以前，由于南来作家的创作在香港文学中占据重要位置，香港文学的地域特征并不明 显。到50年代末，随着当地作家队伍的成长，年轻一代的香港作者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大多都受到“五四”新文学的熏陶，又对香港现实生活，尤其是中下层社会 的人物语言、民情风俗有深切了解。他们的创作以生动的生活气息和浓烈的地方色彩而明显区别于南来作家，着力描绘香港社会生活图景，而南来作家也转为面向香 港现实，使香港文学日益确立自己的特色。随后出现的反映下层社会人情风貌的“乡土小说”、揭示商业城市种种矛盾的“都市小说”和表现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变 态形态的现代派作品，进一步使香港文学的地方色彩更加丰富而独特。
香港的文学创作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受到了西方文化和文学思潮的深刻影响。早在上世纪5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就在香港兴起。一批作家将现代主义 与香港现实相结合，写出了大量成功的作品。如刘以鬯的现代小说，内容广泛，形式多样，运用西方现代小说形式，讲述香港的、中国的内容。他的长篇小说《酒 徒》，是中国最早采用意识流手法的长篇之一，以现代香港为背景，描写了因处于苦闷的时代而心智不十分平衡的知识分子怎样用自我虐待的方式去求取继续生存， 有很强的现实感和社会性。
在香港，一些文人为了谋生，不得不迎合市场需求，大量制造市场需要的通俗文学作品，这是消极的一面；另一方面，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规律也对香港文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它促使严肃作家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更加认真地对待创作。
香港副刊文化向来发达，“专栏文章”更是一种相当鼎盛的文类。过去几十年来，不少文人作家都曾受惠于报纸的文学副刊。现在，作家们还是喜欢在报 刊上开辟专栏，相当一部分作品是通过报纸副刊、专栏与广大读者见面的。很多专栏作家都是有名的作家，内地读者所熟悉的董桥就是一位优秀的专栏作家，他的绝 大多数作品都是在报纸副刊或专栏上首发的。董桥的文笔雄深雅健，兼有英国散文之渊博隽永与明清小品之情趣灵动，在当代作家中独树一帜。自上世纪70年代末 出版《双城杂笔》至今，董桥已推出几十部作品。虽然董桥已年逾七旬，但仍然笔耕不辍。他在报纸上设有固定的专栏，每周一篇。据董桥自述，他的专栏文章每篇 都是经过反复修改、字斟句酌的，绝没有敷衍之作。作家陶然、潘耀明、刘绍铭、林行止等，也都长期在报纸上开设专栏，副刊和专栏在香港文学发展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
政府与民间的共同推动
文学是少数人的事业，但是文学的发展则离不开全社会的关注与参与。作家创作、文学发展需要适当的物质基础。作家可以甘于清贫，但是文学事业的发展光靠作家甘于清贫还是不行的，需要政府和全社会合力支持。
香港特区政府在推动文学事业发展方面可谓功不可没。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在推动文学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首先是加大了对文学事业的资助力度。 特别是在香港经济受亚洲金融风暴冲击而陷入低谷的情况下，香港艺术发展局对文学事业的资助不减反增。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委会规定，资助作家出书，凡中篇以上 作品，均需经文评员评审考核后方可交文委会定夺，这使资助出版更加规范，保证了资助出版物的质量。文委会对资助报纸办好文学副刊尤为重视。例如，1998 年6月，文委会通过“资助报刊文学版”一案，拨款60多万元，资助一批报刊扩充文学版。香港的一批纯文学刊物，如《城市文艺》《文学研究》《读书人》《当 代文艺》《香江文坛》等，也是由政府资助出版的。从年度拨款来看，回归之后比回归之前有大幅度增加。
其次，积极举办文学活动。每两年一次的“香港文学节”，已经成为香港文化活动中的品牌，每次活动都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包括专题展览、研讨会、文 学讲座、作者与读者对话、中学生“文学作品演讲比赛”等等。每年的“香港书展”是香港人的文化盛宴。很多作家的新作都会在书展上首发，两岸三地的作家会应 邀举行讲座和作品签售活动。另外，几乎每年都有多种类型和主题的国际性文学研讨会议召开，新的文学类杂志纷纷创刊，设立并评选国际性文学大奖。
许多热心公益和文学事业的人士也为香港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支持。他们资助出版文学书刊、文学社团和文学活动，例如香港作家联会的经费主要来源就是热心人士的捐助。
香港有不少文学社团是纯民间机构。最有影响的是香港作家联会（简称香港作联）和香港作家协会（简称香港作协）。香港作联成立于1988年，创会 会长是曾经担任过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的作家曾敏之，现任会长为潘耀明。香港作联拥有丰厚的文学资源，旗下集合了众多作家、诗人，如刘以鬯、曾敏之、陶然、 黄维梁、吴羊璧、黄庆云等。香港作协成立于1987年，首任会长是作家倪匡。这些文学社团踊跃举办各类文学活动，如文学讲座、研讨会、笔会、诗朗诵会、征 文比赛、文学奖评选、文学成就展览等。香港回归后，此类文学活动更加频繁，并积极与内地文学界沟通，邀请内地作家赴港交流。各大专院校青年学生组织的文学 社团也时常举办形式多样的文学活动。文学活动不仅为作家交流学习提供了方便，还起到了鼓励青年学生从事文学写作、在各阶层市民中扩大文学影响力的作用。
香港各大学的华文文学推广和创作活动也十分兴盛。香港浸会大学于2006年设立了“红楼梦文学奖”，奖金30万港币，是迄今为止华文文学中奖金 最高的奖项。另外，开设“国际作家工作坊”，建立驻校作家制，邀请海内外作家到香港进行创作和讲学交流，也有益于香港文学的发展；香港城市大学设立“中国 文化中心”，邀请海内外作家开办讲座，弘扬中华文学；香港中文大学设立“世界大专院校文学征文奖”，以鼓励和促进青年的华文创作。
总之，香港并不是只有武侠小说、言情小说，更不是什么文化沙漠，香港文学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活力和鲜明的特色。香港作家对文学事业的热爱和忠诚，令人钦佩，值得学习；香港特区政府和民间人士在支持文学事业发展方面的一些做法，更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
（实习编辑：王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