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去年9月，在以色列第32届世界诗人大会期间，我们向各国诗人赠阅汉英双语版《中国诗选2012》，每人一册。有的诗人觉得光自己持有一本看，还不够，要回他自己的国家向他的同胞诗友推荐看这本书，于是，主动出钱又向我们购买了几册。这几天，江西诗人龙泉和我有幸在欧洲古国马其顿参加第52届斯特鲁加诗歌节，活动期间，我们向主办方和代表性诗人也赠送了此书，他们也特感兴趣，一再表示谢意，因为我们给他们打开了一个了解当前中文诗歌的窗口。
作为编者，我们感到非常荣幸，甚至有点意外。虽然我这些年，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听到外国的诗歌界人士迫切想要了解当代中文诗歌的心声；我们也一直在为满足他们的这一心愿做事。发生在以色列的现象具有很强的象征意味。外国诗人对当代中文诗歌的兴趣可能超出了我们的传说和想像。
这一现象使得我们更加坚信：作为中外诗歌交流的平台和机构，世界诗人大会中国办事处将下更大力气，把汉英双语版年度诗选打造成中文诗歌的一个品牌。
进入我们视野的不仅是中国大陆的诗人，还有不少海外的甚至国外的用中文写作的华人。我们所致力于的中外交流当然包括中外华人之间的交流。正巧，10月15日(星期二)至18日(星期五) ，我将受邀参加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第九届“世界华文作家协会”年会。那是海内外作家、诗人、学者交流和研讨的大平台，谨此，我同时也将此《中国诗选》奉献给“世界华文作家协会”及其第九届年会。
编选这样一部集子委实不容易，比单纯汉语的选本难得多，因为那么多诗人的作品的英译，一般人是很难找到的。本人之所以勉为其难，克服困难，编就此书，是因为三个有利条件。
1，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中国社会开放的深化和扩大，中外诗歌的交流越来越频繁。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中国诗人到国外去的机会越来越多，被翻译成英文的中文诗歌也越来越多。
2，最近七、八年来，我本人把不少中文诗歌作品译成英文，积累了相当丰厚的库存。同时，我也因为学习和研究的需要，利用出国的机会，到国外搜集了很多中文诗歌的英语译文。
3，由于互联网的发展突飞猛进，越来越多的诗人和翻译家把中文诗歌的英语译文贴到了网上，为我们的择选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英译，尤其是质量比较好的英译，是我们编选的前提条件，否则，名气再大的诗人，再伟大的诗作，我们也无法考虑。在编选期间，我曾跟至少十几位国内著名的诗人朋友联系，希望他们能以作品支持这个选本；但最后，几乎都因为他们的作品没有英文翻译而作罢。看来，作为中国诗歌翻译界的一员老将，作为中国诗歌翻译研究会筹备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我以后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不仅做好自己的翻译，还要联络或者说培养更多国内外的译者，译出更多诗人的作品。
在当前中国大陆各代诗人中，诗作有现成英译的，而且比较好和多的，当属朦胧诗派和第三代的几员主将，如北岛、舒婷、顾城、杨炼、严力、欧阳江河、西川、翟永明等。
本书之所以选入这些诗人的作品，不仅是因为他们在国内外拥有显赫的声名，也不仅是因为相对容易找到他们作品的英文翻译，还有一个比较个人化的但也是普遍的原因，那就是我这一代诗人开始写作的时候（1980年代中后期），正是朦胧诗如日中天的时期，无论是精神取向、思想维度还是艺术策略，都受到了他们莫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至今还在，而且我个人认为，这是正面的、积极的、符合诗歌基本的价值标准的，所以，我不像某些急于要挂出个我招牌的诗人那样，避之唯恐不及。30多年来，中国“北”字辈的诗人层出不穷，谁不承认北岛是我们“北”氏一族的祖师爷？虽然不止一个朋友开玩笑说我是“岛”上一“塔，但我不得不承认，我过去、现在和将来一直是北岛的信徒，他的那种力度、广度、硬度，那种高超的智慧和高远的胸怀，谁堪其俦？
有人询问：2013年的年度诗选是否都要选2013年新创作的诗？有人甚至质问：为什么集子中大部分都不是2013年创作的？
我的答复可以分三个层面。
1，有些作品虽然不是2013年创作的，但是2013年翻译的，作为翻译成果，它们是当年的新鲜货。
2，我们可以说，“选”的行为是新的，“2013”是忠实于“选”字的。从这个角度而言，跟别的年度选本是一致的。他们一般根据的是所谓当年发表的。发表与出版英文是一个词，后面都包含着作者与编者的“选”的行为，而且是以这一行为的时间为准。谁也不要求那些作品必须是当年新写的。
3，一个选本包含着选编者的一套美学标准体系，所有被选作品都会被这套体系照亮，或者说，刷新一次，旧作也会产生新意。一个选本是一个冶炼厂，无论是旧的还是新的，都要经过一番选家眼光的冶炼，出来后，在那个有着特定气息、意志和光芒的场域里，一切都是新的。对这样一种接受美学的观念，艾略特在其名文《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早就说得煞是透彻，“诗人，任何艺术的艺术家，谁也不能单独的具有他完全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他的鉴赏就是鉴赏对他和已往诗人以及艺术家的关系。你不能把他单独的评价，你得把他放在前人之间来对照，来比较。我认为这是一个不仅是历史的批评原则，也是美学的批评原则。他之必须适应，必须符合，并不是单方面的产生一件新艺术作品，成为一个事件，以前的全部艺术作品就同时遭逢了一个新事物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出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这个已成的秩序在新作品出现以前本是完整的，加入新花样以后要继续保持完整，整个的秩序就必须改变一下，即使改变得很小；因此每件艺术作品对于整体的关系、比例和价值就重新调整了；这就是新与旧的适应。谁要是同意这个关于秩序的看法，同意欧洲文学不英国文学自打其格局的，谁听到说过去因现在而改变正如现在为过去所指引，就不致于认为荒谬。”（卞之琳译）
4，艾略特所说的“新与旧的适应”指的是新与旧相互之间的调适关系，两者的关系是相对而言的。有些所谓新作，全是陈词滥调；而很多旧作，几千年前的，比如《诗经》、《亡灵书》、《奥义书》中的一些语句，真像太阳一样，每天都是新的，或在思想上给你新的启迪，或在美学上给你新的体验。我理解的“新”应该是动词，是旧作内涵的能在时过境迁之后依然能产生“新”意的可能性，也是我们能让旧作产生新意的读解能力。
5，对于永恒而言，或者退一万步说，对于一千年来说，几年、几十年之差算得了什么。纵然以一百年前为单位吧，百年前，这些都是新的，百年后，这些都是旧的。我在本人诗歌文本的最后从来不标明写作的日期。
6，其实，在我的诗学体系中，“新”与“旧”跟诗歌的价值评判体系没有多大的关系。“好”与“孬”才是价值评判的概念。而“新”并不意味着“好”，“旧”也决不是“孬”的同义词。当我只一门心思选好或较好的作品时，“新”和“旧”这些概念的纠缠就退避三舍了。
二
我还是觉得，我有义务来说说集子里所选的今年马来西亚第33届世界诗人大会中国诗歌代表团部分成员的作品。
本书編委都是代表团的成员，有些诗人没有提交作品，或者提交的数量太少。我就不置评了。
去年在以色列时，由于主办方在组织联络上不够到位，出现了一些纰漏；让我感到十分对不住大家。同时，经过世界诗人大会领导层帮我们想方设法弥补，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最后回国时大家在去往机场的大巴上，在以色列无比贫瘠的沙地上，迎着飞扬的尘土和模糊的夕阳，一路唱歌、讲笑话、读诗，心情都还相当不错。以色列团的诗人代表是22人，今年将有其中的11位继续前往马来西亚，超过了一半。这表明他们确实已经忘却了中间发生的不愉快，总体上还是认可我们这些组织者的工作的。这是我这些年率领中国诗歌代表团出访以来史无前例的业绩。
除了我，这其他10位诗人是阿诺阿布、冰峰、冷先桥、凌鼎年、梅尔、王桂林、于连胜、赵剑华、之道、周道模。
其中，王桂林、伊甸、周道模和我本人都写了关于以色列篇章。道模笔头快，好像在以色列旅次就写了几首，还是他一贯的风格，爽利直白，温柔敦厚，没有城府，缺乏深度，所谓文如其人也。桂林也写得比较快，回国不久他的作品就出炉了，后来他曾跟我说，他有点后悔自己写得太快，缺乏沉淀和深思，不过，他这几首诗的文字的可贵是简洁，有着直击心灵的力量，那是灵魂自我拷问的咏叹。他虽然不是教徒，但具有浓厚的宗教情怀，起码比我的宗教情怀要浓厚得多，因为我的宗教情怀往往游离于任何宗教之外，而他却能基本落实于基督教。伊甸和我都曾浸淫于江南玉文化，习惯于慢工出细活，要酝酿很久才能援笔。我俩写的是同题诗，即苦路。他可能是受到了我的影响。我写完后，曾发给他，请他指教。他马上回信说我的这组诗“《拜苦路》写得很有力量，诗中有着丰富的痛苦和痛苦的丰富。这确实是个很值得写的题材，人类的命运、苦难、救赎……这些正是诗人最应该关注的东西。”可能就是为了更进一步以他自己的笔来证明，这一题材“很值得写”，他写出了他的那组。我写了一组16首，他写了一组14首。“苦路”是指耶稣受难的最后一段路，在耶路撒冷老城里，共有14站，伊甸的组诗正好一站一首，而我之所以前面加上“引”，后面加上“结”，是因为我的主标题是“拜苦路”，副标题是“致耶稣”，无论是“拜”还是“致”，其潜在的主语都不是耶稣，而是我本人，所以，我的这组诗一头一尾写的都是我跟耶稣和苦路的关系，而且自始至终让历史还原的努力归置于我的感想和感受。其实，伊甸的组诗也并不拘泥于耶稣，而是不断地从历史场景中跳将出来，指向现实，甚至中国的现实，采取的是他惯用的批判话语方式。伊甸自己选了两首放在本书中，固然也好；但我还是觉得，像这种有着内在历史逻辑和结构意识的组构，还是应该看全部。我之所以没有把我的那组放进来，就是因为我不想扯出其中的一首两首，牺牲掉其完整性，而限于篇幅（每位作者入选的最高限度是120行，我作为主编，要以身作则），不可能全部收录，所以干脆全不收录。
阿布回来之后不久，就“升官”了，担任了贵州省诗人协会的常务副会长。这意味着他所能驱使的资源、他乐于助人的服务理念得到了大家广泛的认同。但我想强调的是：他是在诗歌创作成就上名副其实、实至名归了。我这么说，贵州个别诗人可能不服，但我知道，哪怕最狂妄的几个贵州诗人，也不得不佩服阿布这些年在诗歌上的突飞猛进。彝族诗歌历来发达，当代也有相当多的优秀彝族诗人，阿布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我把他看做具有高度自觉的民族文化认同感的诗人，可以说是彝族文化的使者。他的笔触不断深入到彝族文化的内部，去挖掘彝族历史和传说中的宝贵资源，直至原始宗教的最深处。他的诗尽显大气、才气、神气与鬼气，是我多年来一直看重的类型。
先桥还是以情取胜，他的相思是刻骨的，他的乡思是铭心的。他一下笔，往往就滔滔不绝，狂泻不止。有时候，读者以为他该收了，但他自己还是收不住。这里选的几首表现了游子对故乡的思念。比较可贵的是，他把游子置换成了他所挚爱的乡村文化的背叛者，从而表现了一定的忏悔意识。另一方面，他把乡村场景美化为童年性格的寄托之所。在中国，工业化进程对乡村文化景观的破坏，同时也是对人性的纯真和美好的戕害。有时候，我想说，他如果能写得少一些，精一些，委婉一些，是否在修辞美学上会有所进步；但反过来我又想，如果他真得那么写了，他的“才”很可能会阻滞他的“情”的抒发。纵观历代以情取胜的诗人，才有时不需要太多，或者说，不需要有太多的表现。
梅尔本具巾帼之豪，性格大开大阖，但又不失南方女性之温婉。她今年由于业务上的关系，时不时出入于贵州之山水，这个在大都市复杂社会长袖善舞的能人，完全被大自然的魅力折服了，她的风格也因此变得自由、洒脱、散淡，她甚至不避讳用一些甜得发腻的陈词滥调，如“薄雾缭绕”、“开满野花”和“绿绿”等等，如果不是在那样让她沉醉的自然语境里，这些词会显得累赘，但这些诗的好处不在于妙笔生花，而在于花——自然之花和心灵之花本身就在那里，无论你用什么语汇去写，都是感人的、宜人的，连陈词滥调都没有了腐臭气。当然，她在修辞上的巧智依然时有流露，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中和了那些熟语套话所带来的阅读疲惫。
剑华原来是最忙之人，这些年闲下来了，开始享受日常生活，他也确实找到了生活中的美好与恬静。这个内蒙古的汉子对一些细小的事物和时间的节点变得异常敏锐，他的思考也更落到了实处；这是静下来的好处。另一方面，他的风格也比以前精细了，无论是意象的撷取还是意境的营造，他都表现得从容而纯熟。不过，偶然地，想起以前的峥嵘岁月，他也会悄焉动容，兀自伤感那么一小会儿。总之，他的文字更贴近他的心灵了。
之道之写花与他人截然不同，一般人面对花总要抒发一番款款深情。你从之道的文字中无从了解他对花的情感。他是懂得语言幻术的人，正是这幻术把他的情感掩蔽起来了。他的高明在于，他让你觉得这种幻术是荷花自己玩弄出来的，荷花通过不同的名字、不同的时空变幻自己的样态。他的文字依然保持着超凡、超脱的气质，这是1980年代诗歌最可贵的品质。这是带翅膀的语言，跟那些俯伏、匍匐在地的劳什子有着本质的分野。
看到这么多诗友在我身边成长——迅速成长，他们的诗越写越多，越写越好，而且有这么多好诗荟萃在这个选本里，我真是由衷喜悦，愿所有读到此书的朋友分享我的这份喜悦。
最后，请允许衷心感谢办事处和编委会的同仁，尤其是多年挚友野宾先生和周道模先生。
北塔
完稿于2013年8月26日
欧洲古国马其顿的稻米之乡科查尼市
（编辑：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