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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灵回顾台湾现代诗运动

2013-11-07 09:28:48来源:腾讯    作者:白灵

   

  编者按:腾讯文化前段时间通过实地走访,对台湾的社会文化与文学发展情况有了详细观察。为了让读者能够进一步了解台湾的岛屿诗学发展情况,特约著名诗人白灵写了这篇稿件,详细梳理台湾诗歌六十年的发展脉络。

  有很长一段时间,台北的武昌街就一直与如今高龄92岁的周梦蝶(1921-)的名字绑在一起。也不过是台北短短窄窄一条街罢了,只因老诗人曾在那骑楼下摆了几十年(1959-1980)主要是卖诗集的小书摊,在他的诗作中坐出了一点禅意,一条街就自动转化成昔年沉闷年代中的一行诗。而当那长长的老骑楼下走动着一些爱诗、来买诗集的年轻男女时,街坊好像就纯粹了、精致了起来,再也不掺含一点杂质。而新诗的“火把”在1949年后能在台湾接续引燃,即因一甲子以来均是由一群群排斥功利、和不愿掺入任何政经杂质的诗人,一代接一代将诗薪火往下传递的。

  台湾是一条放大版的武昌街

  上世纪五0、六0年代,台湾南北相连三百多公里的铁道上,或可视为一条放大版的武昌街,南来北往,奔波着一大群年龄二、三十岁的年轻诗人,因写诗相互心仪、就常坐八小时的火车北上或南下,串门子拜访、交换书籍或创作心得、抬杠、喝酒、办诗刊。

  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是1949年自大陆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军人、公务员和流亡学生,一座岛上一下子多了一两百万军民,又刚历经流离颠沛之苦,人人宛若惊弓之鸟,有极强烈的”浮则全浮,沉则尽沉」的危机感,于是便亟待寻求身心安顿,尤其是强烈的相濡以沫、或归属感的需求,而且莫不满怀着很快就可以回去大陆的深切期待。

  比如洛夫(1928-)来台后,一如绝大数来台人士,可说是“心慌意乱”,他乃将所有时间都花在到处写信给朋友上,有时一星期可以写四、五封给同一个朋友,甚至会梦见与友人“毫无缘故相抱痛哭起来”而且“从来没有流过这么多眼泪,醒来枕头都打湿”(1951年)。然而寄出的信响应却很少,经常“石沉大海,浪花都不起一个”,只能怨叹道:“我何薄命, 连一封挨骂的信也接不到,这不是世界上所有悲剧中最大的悲剧吗?”表现了洛夫年轻时极大能量的、超于常人的热情,以及洛夫在其诗艺尚正式发展成熟之前的孤绝心境,却也多少反映了当年青年人时空的错置感和慌乱感。

  要等到台湾时局稍稍稳定,生养休息两三年,民间才陆续自发性地成立了“现代诗”(1953)、“蓝星”(1954) 、“创世纪诗社”(1954) 等三诗社,此后逐步壮阔,主导了台湾新诗的发展数十年。前两诗社在台北成立,后者在高雄左营成立。而五0年代那时节的领头人是现代诗社的纪弦(1913-2013)、蓝星诗社的覃子豪(1912-1963)、和钟鼎文(1914-2012)三元老,创世纪则气势尚未展现。1949年来台时三元老年龄均不足四十岁,且大部份时间都待在台北,于是台北自然成了当时诗人汇集之地。

  前面提及的周梦蝶1959年因摆书摊认识了余光中(1928-),即加入蓝星诗社,并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孤独国》,扉页上引用了印度诗人奈都夫人的话:”以诗的悲哀征服生命的悲哀」,此句话最能道出那时代这群来台青年诗人的心境。他是在27岁时先由家乡南阳逃到了武汉,后来当了兵,在长江边上了军舰准备开往台湾,时值夕阳霞天,长江上雾气正迷蒙,他抓着船舷,心中感慨万千,但最挂念的竟不是家中妻儿,而是希望能很快再回到武汉,再看到一本他那几天在一家书店没钱买、只能猛读的《红楼梦人物论》(王昆仑着)。后来这本书他在台湾台南一家书店再见到时,整个人简值呆掉、有如晴天霹雳。其后即成了他最喜欢送人的一本书,而武汉却一辈子再也没去过。等到二十世纪末他回老家探亲的第一件事,竟是帮儿子送终。后来他得了国家文艺奖,奖金台币六十万元,骨瘦如柴、贫无立锥、终年一件破蓝长袍的他,竟将之全数捐了出去。他的行事风格,正是来往于“放大版之武昌街”上的台湾诗人们一代代在后头苦苦追赶的一种风范。

  整个诗坛都现代化了

  打从台湾有诗刊开始,全就都是民营的,前前后后自生自灭了几百个诗刊和诗社。起初经济能力稍好的纪弦是一所高中的美术老师,瘦瘦高高有如槟榔树,叼一支烟斗、拿一根手杖,十足诗坛大老派头。1956年他登高一呼,掀起现代诗运动的“滔天巨浪”,他前后邀集了上百位诗人成立了“现代派”,并以“领导新诗的再革命、推行新诗的现代化”做为现代派运动的两个口号,且宣布“六大信条”,其中第二条提出新诗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震动遐迩,其后遭到覃子豪、余光中等人的反击,一度引发论战。而纪弦强调的“现代性、知性、和纯粹性”却从此影响深远,比如论战的结果,诚如纪弦所说“整个诗坛都现代化了”,从此余光中及覃子豪“也写起现代诗来了”。

  而上述三大诗社中处于小老弟地位的是创世纪,由那时还极年轻的洛夫、张默(1931-)、痖弦(1932-)所创办,皆还在当兵,较穷、发展也较慢,常把脚踏车、手表拿去典当再赎回再典当,甚至被报摊老板当面把成捆卖不出的诗刊丢散在马路上,可见出彼等在高雄的窘迫情况。而此诗社的实际运筹帷幄者是张默,剑及履及、直率无讳、又功成不居的个性,才能使创世纪迄今快到六十周年还依然生龙活虎,也成了三大诗社泅至二十一世纪的唯一“幸存者”。而1965年现代派在台北成立时,也只有洛夫列席观摩过,并未参与。他当年观察到50年代流行的新诗类型主要有“商籁型”(固定型式,如新月派豆腐干体)、“战斗型”(官方倡导)、“现代型”(纪弦倡导)等三种,并谓除第三种外“余均不值一谈”,正预示了此小老弟诗社后来的走向。

  而创世纪的壮大也是其成员在逐步吸收了参与过现代派的商禽、辛郁等人,及参加过蓝星的管管后,逐渐成形的。最后在1959年3月当纪弦的现代诗刊物停刊,4月创世纪即迅速接棒,放弃原提倡的“新民族诗型”,改提出诗的“世界性”、“超现实性”、“独创性”与“纯粹性”等主张,一跃成为前卫性的诗刊,参加过现代派的诗人开始向创世纪移动,并在六0年代引爆其影响力,成为新诗的现代化运动中“最大的受惠者”(林亨泰语)。

  这其中不能不特别提到超现实主义和商禽,这个可能是三星堆人后代的商禽,有着一双晶亮的突眼,他即是痖弦所说“超现实主义”能在台湾“充分发展“(即使是一知半解式的),“得归功于一个诗社、两个画会、和一名宪兵”中的那个宪兵。而一个诗社指的即现代派领导人纪弦的现代诗社,两个画会指的是杨英风、刘国松等组织的“五月画会” (1957.5),和李仲生和他的学生们成立的东方画会(1957.11)。

  很嘲讽的是,商禽在大陆多次逃兵被抓被打被关(也因此读到鲁迅的《野草》),来台后他却成为抓逃兵的宪兵,在阳明山蒋介石官邸守卫时,有机会在附近的图书馆大量读到一些禁书和译着,深受法国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因此每当诗人们与两个画会的画家们的互动时,商禽总是谈锋最健、滔滔不绝,且“观念新锐、见解独特,举座为之倾倒”。于是他成了“这批朋友中的理论家,一个新观念的传播者”。 这位“断裂年代的盗火者”也成了创世纪能转型成功的关键人物。当然,其实也因为诗人与画家们能大规模跨领域、以及诗人们跨地域(来自大陆不同地区)地互动交流,因而激荡出惊人的火花、才能创发出新诗的新格局。商禽也为自己的散文诗在台湾诗坛树立了不可摇撼的地位,其背后,鲁迅、纪弦(尤其他1942年写的〈吠月之犬〉一诗惊人的超现实性)、波特莱尔等均有过深切的影响。而五、六O年的重要诗人还包括郑愁予、向明、杨牧、白萩、罗门、叶维廉、林亨泰、蓉子、林泠、辛郁、张默、管管、罗英……等,可说是两岸新诗史上极少见的集体大爆发。[NextPage]

  从“两个远方”回归“两个乡土”

  出现在五、六0年代的诗人如今均已在八十岁上下,当年他们互动的方式是写信、登门拜访、“面对面“群聚、逛马路夜谈、甚至溪边集体裸泳,情感之浓烈和温馨是后来诗人很难想象的。有谁能想象在当阿兵哥的管管,当年参加蓝星诗社于余光中家聚会时,只因穿了会发浓浓脚臭的“原子袜”而一夜坐立难安、而坚持不肯留宿余家、而与另一诗人夜行至西门町为发闷气,三更半夜沿街唱大戏至淡水河边,惊醒上百人家开窗破口大骂?那是一个既压抑又苦闷、却又充满活力,在诗艺上烟火灿烂的年代。

  来台北旅游的人,一定很难想象如今最热闹的台北市东区,那年头都是稻田、新生南路那时是两岸柳荫扶疏的瑠公圳、大安公园和仁爱路皆还是军公教的眷村,而如今的新北市那时大部份都是农村。笔者年少时还在不少地方的田埂里跑跳了好几公里。等到七0年代笔者开始发表诗作时,要与同年龄诗人互动,则多已是透过“线对线”(电话)了,连信都很少写了,认识上一代诗人或写诗的朋友则是经由复兴文艺营(痖弦当过营主任)、或各大学诗社办的活动。而整个诗坛也由过度“西化”、“晦涩”、“虚无”的氛围中开始向乡土回归,尤其保钓运动(1971)、台湾在国际政治受到排挤,退出联合国(1971)、与美日韩等国断交,以及其后的乡土文学论战(1977-1978)发生、美丽岛事件(1979)一路引发的民主运动,本土意识逐渐抬头,“壁垒”也开始分明起来,过去被压抑的本省籍诗人也逐渐聚集其力量,而且成员可观。

  于是新诗风潮由上一代常注目的“两个远方”(西方、大陆怀乡)的范畴,回归到“两个乡土”(当下台湾、或大陆现况及史地)的书写,年轻新起的诗人对“乡土”二字的肯认成了最大公约数,只是各人解释不同,有的认同大乡土(包含中国大陆),有的认同小乡土(只有台湾)。这些目前被称为中生代的诗人当时在选材上开始向“现实主义”倾斜,另一方面则以行动力和诗作挑战“政治”的极限。但在公开场合或出版物上,整个七0、八0年仍以冠上“中国”二字占了优势,出版品比如《中国当代十大诗人选集》(1977)、或大型活动如“一九八五中国现代诗季”(1985),其中成员均是台湾诗人。又比如1980年痖弦编选《当代中国新文学大系》诗卷时,厚近九百页,选入诗人152家,所选多以台湾诗人为主干,加入海外少数诗人,却不包含大陆1949年以后的任何诗人。其后到了1989年,杨牧及郑树森编选了厚亦九百页《现代中国诗选》I及Ⅱ两册(洪范版),选入诗人97家约四百八十首诗,层面扩及海峡两岸,但1949年之后大陆竟仅有北岛、江河、舒婷、杨炼、顾城等五家,均属朦胧诗的大将。而以台湾为主干或有密切关连者的诗人多达48家。台湾诗人的重要性下言可喻。到了1995年,张默与萧萧合编《新诗三百首》上下两册(九歌版),选入诗人224家338首诗,连同鉴评厚达一千三百余页。1949年后的大陆诗人仅46家入选,整本选集也以高达一半以上的台湾诗人诗作为主干。此种本位主义观点、强调自我主体性的选诗角度,也成了目前两岸诗坛选诗和办活动时普遍存在的常态。

  而上述诗选中,目前被称为“中生代”(45-65岁左右)的诗人至少占了一半,包括:席慕蓉、非马、吴晟、苏绍连、罗青、汪启疆、李敏勇、杜十三、陈黎、陈义芝、杨泽、萧萧、郑炯明、白灵、向阳、罗智成、零雨、夏宇、刘克襄、路寒袖、焦桐……等等,他们在七、八O年代即活跃于诗坛,也创办了诸多活力极旺的诗社,提出许多喧腾一时的主张、宣言、和口号,如《龙族》、。《主流》、《大地》、《诗人季刊》、《草根》、《阳光小集》、《诗脉》、和《绿地》,这些诗刊虽早已烟消云散,却也为台湾现代诗最蓬勃、诗刊“满天飞”的时期留下了光灿的星痕和记录。

  到了八、九O年代之交,“两个乡土”时期出发的诗人受到“全球化”和“行动在地化、草根化”之两极趋势的影响,也朝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多媒体复合”的方向,比如将诗作声光化,结合相声、雷射、舞蹈、音乐、戏剧等多种媒介,将诗作舞台化(“诗的声光”自1985-1998,由笔者和杜十三倡导),其后网络流行,又在网络中将诗结合图象、音乐、动画等,使之电子化、数字化。另一个是朝向行动在地化的方向,有关“本土化”或与“土地”或与之有关的政治议题的诗作,一度大量出现,并被引用、宣傅、或选入当作课文教材,这也影响了其他诗人创作的题材和方向,要不即在认同问题产生混淆、不想卷入要统或要独漩涡的困扰下,干脆逃入浪漫抒情或谐趣调侃嘲讽的基调中,这是女诗人席慕蓉与夏宇会受到瞩目的原因之一。

  “两个诗坛”:挡不住“点对点”的潮流

  在台湾有个小学的家长,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和同学专心于课业,征得

  其他家长的配合后,慨然捐出台币近五十万元,买了几百支一般简易型手机送给全校每一位小学生,而将原有的智能型手机全部收回给各自家长保管。从此不论在校内角落、校外、或家中,以食指整天滑手机的现象不再,收到了一定程度暂时脱离触控手机“控制”的成效。然而此种“点对点”或“宅对宅”的潮流是挡不住的、回不了头的。从上世纪九0年代中期开始,当以“屏幕对屏幕”写诗PO诗时,就已启动了平面与网络“两个诗坛”互争消长的机纽了,全面进入痖弦半世纪前就已预言的“按钮写诗”的年代。如今所有年轻的新世代诗人无不快速出没于液晶屏幕与手机的诗网站或脸书的排序中,迅出迅没,只偶而下网到报刊、诗刊、或诗奖比赛中露一下脸。同构型、游戏性、趣味性越来越高,与上两代诗人几乎形同断裂。

  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开放报禁、党禁,报纸由三大张变成没有上限,其后民主运动、选举运作、族群对抗如火如荼,各种媒体信息如潮四起,这也迅瞬淹没了诗人的曝光率,加上九O年代以后创办的平面诗刊只有“地瓜”、“台湾诗学”、“女鲸”、“乾坤”、“卫生纸”、“风球”等少数几个,因此年轻诗人即使常发表于报刊或诗刊,知名度也不易提升。唯一较易露脸的便是每年为数多达两百多种各种形式的大小文学奖,这其中以中国时报、联合报、后来的自由时报所办的文学奖最易获致知名度,何况台湾大小文学奖长期以来均是采”匿名评审」,评委评完奖后才知作者名字,有一定程度的公信力。

  然则,毕竟平面媒体的重要性日渐下降,反而诗网站较有可观,却又变化多端、迅速,其中以《明日报》的数千个个人诗网站、部落格(博客)和“超文学”、“歧路花园”、“妙庙缪”、“吹鼓吹诗论坛”等较有内涵。此外结合动画技术的数字诗(1996~)、以及近年出现的各种诗的部落格(2004~)、和“诗歌节”网站(2000~)、影像诗(2003~)等均使得诗与“跨领域现象”产生互动性极强的联结。

  目前在网络上活动的诗人多是四十岁以下的(七0年代以后出生的),包括鲸向海、杨佳娴、颜艾琳、甘子建、李长青、辛金顺、林婉瑜、木焱、林德俊、王宗仁等诗人仍跨平媒与网络、两面作战外,其余诗人均只在网络上活动,且好以任意代称为笔名(如north、虫嗅、喵球),也几乎与老中二代的旧有诗坛断裂成二,绝大多数的老中二代诗人对此一代诗人几乎可说亳无所悉,因此诗的“传承”实际已受到严厉的挑战,新生代已另辟战场和蹊径,开始自起炉灶了。

  网络新生代诗人书写的题材和语言,若与以平面媒介为主的中生代相较,前者显然有更浓烈的后现代气息,具有极大的游戏性和自娱性,常以几近“无性生殖”的方式繁衍——“因字生词”“随机”而行的方式生产咒语式的话语及符号。这也正印证了到了后现代社会,整个时代隐含的“去中心化”和“消解正统化”的大趋势:由本质走向现象、从真实走向虚拟、自深层走向表层、讽真理而只求文本的种种“魔幻性”、“虚拟性”的特质。看看最近周杰伦演唱会出现的“真人式”会唱新歌曲却是“虚拟的邓丽君”(2012),就知新时代自有其不可阻挡的走向。

  结语

  有个年轻诗人的诗中说:“哨所的前面/什么也没有/后面,也是”(王椟生),“哨所”像不像我们日日守候的荧光幕或可滑指的手机?上了地铁车厢,抬眼望去,莫不是如此吗?

  如果热情是有温度的话,这时代,人的热情温度似乎正与物质的丰饶度成一个反比的关系。当什么都有了的时代来临时,好像很多东西正在一点一滴地流逝。诗在不同世代即使会以不同题材和形式去表达,唯诗让人感到温热、充满活力和、感动力和传染力的方式似乎是一去不回了。

  像整群山脉才拱起一座最突出的山尖,诗写出的应是人们心尖上那说不出的一点,那应是诗人整颗心捧起的一点,还好,至少周梦蝶已为我们及后人做了“台北城上诗曾尖尖”(注)的绝佳示范。

  一甲子的台湾现代诗运动已为我们留下了数不尽数的诗的资产,似乎仍要持续光彩下去(此如已进入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各级教科书和各种考题中),一定有什么方式会让我们由过度的“点对点”回到更有联结性的“线对线”乃至“面对面”的方式吧?那时候的诗又会以什么方式呈现和传达呢?我们热切期待着。

  注:改自章孝标〈小松〉诗句“小峰云外碧尖尖”。

  (编辑:李万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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