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汉文
摘要：文章从历史语境的视域对中西小说文类的源流与交融关系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中西小说都有各自的代表性形式特征，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与西方的小说叙事结构形成于各自的历史语境之中。中西文明之间的交流对于小说文类学的塑形与结构都有决定性影响。但在这种发展中，中国小说的章回体与西方小说叙事模式仍然有各自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作者重点以中国传统小说理论与西方形式主义理论家的“法布拉”和“修热特”观念进行文本比较，指出了现代小说文类学演进过程中比较研究的重心所在。
关键词：中西小说；比较文类学；章回体小说；“修热特”；“法布拉”
一、中西小说文类学的源流
俄国１９世纪批评家别林斯基曾经说过：“史诗在当代已经不存在了，小说就是当代的史诗。”史诗是古代社会最重要也是最崇高的文类，别林斯基这里是在强调小说在当代社会的重要性，犹如史诗在古代社会的地位一样高。其实这也可以看成是对西方小说来源的一种见解，虽然事实上西方小说的来源要相对复杂一些。一般的看法是，古代神话、史诗等叙事类文类可以看作后世小说文类的滥觞。
美国当代理论家弗·杰姆逊在分析小说与后现代文化的关系时，曾经以苏格兰历史小说家司各特的小说为例，说明小说这种文类的历史起源：“卢卡契写过一本重要的著作《历史小说》。他证明了历史小说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小说形式，而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出现的。”我们这里要进行一点更正，卢卡契的《历史小说》一书中的确是说过这样的话，但是如果从卢卡契文艺观点的整体来看，他不仅将历史小说看成是资产阶级兴起的产物，而且是将整个小说这种文类的兴盛都看成是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统治阶层这一历史时代的必然现象。我们并不完全赞同卢卡契的看法，文学史上的文类流变并非与社会历史阶段完全同一，文类演变有自己的规律，我们在上文中早已经说明了这种看法。但无可怀疑的是文类演变与时代之间有密切联系，特别是文类与一定时代的历史语境关系，是比较文学的文类理论必须留意的。
小说与欧洲大陆历史语境之间的联系极容易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英国哲学家罗素曾经把西方文化总结为古希腊人文精神、希伯来宗教与近代科学三个因素，我们也可以将这种共时分析分解为历史的进程，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终结于中世纪的宗教时代降临，经过千余年的基督教思想文化控制，从１４世纪到１９世纪末期，近现代科学成为整个时代精神的主体。而科学精神的产生与西方工商业文明的形成密不可分，西方国家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极为迅速，工商业文明的社会形态与近代科学精神对于文学创作和理论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它突出表现在文学思想观念的转变。这个时期的显著特色是欧洲大陆上大型的跨国界、跨民族、跨文化的文学思潮的屡次形成。文艺复兴运动、１７世纪法国文学中的古典主义、１８世纪法、英、德等国的启蒙主义、１８世纪到１９世纪间的浪漫主义、１９世纪的现实主义思潮都是全欧洲的文学运动，甚至后期影响波及到东方各国文学。社会文明形态和文学思潮与文学类型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每一次文学思潮都对文学类型的演变产生着巨大影响。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小说这一文学类型的极度繁荣是一种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东西方重要的文学理论家和思想家，如黑格尔、马克思、列宁、梁启超等人都对小说与社会生活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予以关注，黑格尔在《美学》中把人类艺术发展分为三大类型与阶段的结合，透视艺术类型的历史与审美的内在联系，指出艺术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历史通变关系。马克思在关于莎士比亚、席勒、歌德、海涅等作家的评论中涉及到了这一层关系。这种观念影响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家，如上文所提到的卢卡契等人，就曾经撰文阐释黑格尔关于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西方学者圣勃夫、丹纳等人则从其他方向，以不同的文学理论观念与艺术哲学观念，解释了小说与历史之间的关系。
小说的兴起是这一时期文学类型最重要的变化之一。从历史与美学的不同视域来看，它不但具有多种风格类型，而且经历了三次大的历史变革。正当西方处于文艺复兴之时，中国在元明之际首先创造了近代小说的模式，这就是成于１４世纪的中国章回体小说。中国文学研究界往往把这些小说称为“古典小说”。无论从中国文学历史总体发展还是从世界文学史看，产生于中国元明之际的章回体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经历了从唐代传奇、宋代评话等古典文学形式的蜕变过程，形成了代表新兴城市阶层审美趣味和理想的新文类。到了晚清，小说创作犹如火山爆发，梁启超等人称之为“小说革命”，中国现代小说在封建社会与殖民主义的抗争中，繁管急弦，谱写了不朽的乐章。如果说中国格律诗的革新是在“欧风美雨”之中，那么中国小说则可以说是“亚铅欧椠”，是结合了中国传统与西方小说精华的时代产物。
比中国章回体小说稍迟，西班牙首先出现流浪汉小说，其中以《托美思河的小拉撒路》（又名《小癞子》，１５５３年）为代表，它从中古市民文学中汲取营养，以反映下层人物生活为主，改变传统文学以帝王英雄为人物的模式，在艺术形式上以人物的流浪生活为视域，来展示丰富的生活场景，表现出对俗世生活乐趣的欣赏，揭示人生遭遇荒诞的主题。这类小说的文学风格与西欧等国迥然不同。曲折起伏出人意料之外的情节，注重刻画人物形象，以及对社会环境的描绘，人物活动场所的安排，为以后的小说中创造“典型环境”或是“典型形象”提供了雏形。这是近代小说发展的第一阶段。
黑格尔认为伟大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只不过是由一根细线勉强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精彩的系列短篇。但这部伟大的长篇小说之所以是长篇小说，是因为这是由一个运动着、即变化着的主人公的行动联在一起，而他的行动又是在不同环境里进行的。①
《堂·吉诃德》正是在这一点上超越了流浪汉小说，开启，近代小说以人物形象与社会环境相联系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并非对传统的否定，而恰恰是一种加强，使得一系列的事件被结合为一，使流浪汉小说进入一个新时期。而且这一传统对于以后的西班牙文学类型乃至包括拉丁美洲国家在内的西班牙语系的文学类型，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的“伊比利亚文学”的实例。直到在当代南美洲文学中异军突起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流派中仍可以看到这一传统的存在。这是一种连续的不断的主题，例如关于《小癞子》的主题中，１７７５年在秘鲁利马出版了《引导盲人的小拉撒路，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利马》，这部著作描写了南美洲的风土人情和当时的社会生活场景，但又袭用了西班牙流浪汉小说的形式，从中可以看出它们的历史继承关系。因民族文化差异，欧洲小说演化，使小说表现出类型的丰富性特征。意大利卜伽丘的《十日谈》、法国拉伯雷的《巨人传》等各具千秋，特别是《十日谈》，它创造了一种新的小说形式，这种小说中的地点是固定的，叙述时间自由，不受游历过程限制，与西班牙流浪汉小说风格不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残留着中世纪后期城市文学说故事的特征，但基本上具备了近代小说的结构。世界小说的第二个转型表现在以人物形象特别是人物的心理描绘为主的小说类型的兴起，这种新类型彻底摆脱了流浪汉小说中人物四处游历的结构，把社会见闻的描绘变为以人物为中心，以人的社会关系、人物的精神描写为主。这种变化几乎同时在中国与西方出现。
中国小说的代表作是曹雪芹（１７１５－１７６４）的《红楼梦》，它不仅是中国近代小说的巨著，同时也是一个艺术类型的转折点，使中国小说跻身于世界近代小说的行列。它创造了“大观园”这样一个具有典型环境意义的社会生活场景，而在当时的欧洲文学中还没有类似的作品，可以说直到１９世纪被恩格斯称为“英国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作品中才出现这种小说类型。１８世纪英国小说家撒缪尔·理查生（１６８９－１７６１）的小说《帕米拉》、《克莱丽莎·哈娄》等则被西方理论家认为是小说类型变化的标志，还有菲尔丁的《汤姆·琼斯》、《阿米莉亚》；法国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卢梭的《新爱洛绮丝》、《爱弥尔》等作品；德国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俄国卡拉姆辛的《可怜的丽莎》等，也都属于这一类型。经过这一转型，小说文类的特征显露出来了，它与传奇等文类的区别也更突出。经历了１７８９年的法国大革命，启蒙主义的社会理想破灭，但是人们对于社会现实认识的深刻程度却加深了。德国哲学把人类理想转换入形而上层次的思维，这是一种超级的浪漫主义观念。与它前后相呼应的一些浪漫主义文学家如歌德、席勒、雪莱、拜伦、雨果等在诗歌和小说中，再现了一种浪漫精神的意象。这种文学意象与康德、黑格尔的哲学观念、贝多芬乐章中的形象一起，为下一次小说类型转换作了准备。
实质性的变化产生于１９世纪的欧洲文学。１９世纪中期，法国司汤达和巴尔扎克、英国狄更斯、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等人形成了一种新的小说流派，人们送给这些新小说家一个古老的名称：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本是一种艺术方法，它在伊利亚特史诗中就已经存在，是文学艺术最古老也是最基本的方法之一。１９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中的确存在一种个人对于社会现实的对立性和批判性，相当多的作家和理论家主张把１９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意义定位于“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以小说主人公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公平遭遇为典型性格的基础，以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为典型环境。由于它所具有的社会批判性，因此它也被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我们认为这种概括和这种命名都不完全合适，批判与赞颂从来不可能完全分开，任何社会批判中也都有自己的向往与肯定。但在没有合适的、有普遍性的术语来描述这种类型的小说之前，我们仍然要使用这一术语。
１９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主题和意义虽然很重要，但从欧洲文学的历史看，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并不是新的主题，早在古希腊悲剧中就有着个人性格与命运的冲突，在《俄狄浦斯王》一类悲剧中，神秘莫测的命运之神与主人公的反抗是故事发展的主线。在１９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中，个性主体与代表着必然性力量的社会现实之间的激烈斗争是主要线索。在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中，玛斯洛娃的不幸不是受到神秘命运的支配，命运被社会现实所取代，她的堕落只是人类社会不同阶层和人物冲突的产物。这种冲突是批判性的，但是，正如《俄狄浦斯王》不是对于命运的“批判”一样，批判只是一种思想观念。它还没有深入到对于文学类型本质的揭示，而且这种批判的出发点也是多种多样的，狄更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托马斯·哈代与屠格涅夫在对于社会的批判之间相距甚远。以批判作为这些新小说家的主要特征显然不能完全概括其特性。卢卡契已经看到这种划分与命名的局限性，他在把这些小说家与自然主义作家左拉等人比较时，宁愿把这些现实主义作家与莎士比亚联系起来，认为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以现实主义方法表达的一种“智慧风貌”，这种风貌的功能是“把非常的情境提高为艺术上普遍的东西，提高为可见可感的特殊的东西，并不止于此种直接的任务。它也有一种间接的功能，即在作品中建立与其他非常事件之间的联系，并使之像实物一般的显而易见。只有这样，动乱的世态，和显示出来的世界的合法则性的全部画图，才能从古典文学名著所给予我们的非常情境的丰富性中形成”。｛１｝卢卡契的概括虽然不够准确，但基本可以说明，１９世纪小说家的批判中含有对于世界合法则性的肯定性，这种肯定性是积极的，它在艺术类型中展现了一种典型的自我意识觉醒的形态，卢卡契在此用赫拉克里特的“觉醒者”来说明这一特征。当然，这种自我意识或主体意识的突现与古希腊和伊丽莎白时代已是大不相同了。这是经过启蒙时代理性观照的自我意识与存在意识，是它们的文学艺术形态的表现。
[NextPage] 二、“二希”与中国：小说叙事的交流融合
作为一种产生并不晚的文类，中国小说有着独立起源，而且它的发展主线与中国文明各历史阶段互相对应，具有完整、系统、明晰的轨迹。从六朝志怪小说、唐传奇、宋元评话直到明清小说，这是世界文学史上历史最久的，发展最充分的小说史。
但是正如笔者所反复申明，世界文学从古至今都是在多元文明与文学之间互相融合的过程中发展的，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能“遗世而独立”，在本文明的桃花源仙境中自生自灭。中国小说的历史发展，也多次与世界各民族文明互相交流。
印度佛经带来异域文学，这种文学的主体特性是非写实性的、寓意性的、神奇与玄思相结合的，这在中国文学中是不多见的，如鲁迅《〈痴华曼〉题记》中说：“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中，亦随在可见。”这里不仅指寓言文类，而且指印度文学中所特有的神奇教喻风格。希腊、希伯来等神话甚至庄子、屈骚固然想象奇谲，也有说教寓意，但佛经文学中的奇幻多彩与这些文学风格类型又不相同。它的夸张是一种出世的壮美与严密思维的结合，想象之雄奇与思维之独特令人叹为观止。我们仅指出以下诸端，如彼岸幽界与现实的轮回观念，佛经业因果报，人的变形与异化等，都表现出一种中国历史上所没有的独特风格。正如众多的研究著作已经指出的，自汉代以后，中国文学中逐渐产生了具有这方面的内容和特有艺术风格的作品，这不能不归功于译介学的作用。
这也就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类和艺术形式。以文类而言，从先秦时代开始，由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德言－文言论”与“诗言志”论的影响，中国文学体裁以抒情诗和散骈体文为主体，这就是所谓的“文”与“诗”，从先秦开始到汉代以后，基本文类是诗、赋、诸子论著、杂文谐隐、封章表奏等。叙事文类则主要是史传。最重要的文学作品选集以《诗经》与《文选》为代表，它们也是中国古代主要文学文类的总汇集。引人注目的一个事实是，民族史诗与神话等没有被列为封建社会正宗的文类，只是在《山海经》一类书中保存下来。这些诗文及其流变同样受到佛经影响，叙事诗体中缺乏有影响的大作，《孔雀东南飞》是中国比较长的叙事诗，也只有三百五十多行。总体来看，叙事诗显得比较单薄，不能形成气候。胡适认为：
印度的文学往往注重形式上的布局与结构。《普曜经》，《佛所行赞》，《佛本行经》都是伟大的长篇故事，不用说了。其余经典也往往带着小说或戏曲的形式。《须赖经》一类，便是小说体的作品。《维摩诘经》，《思益梵天所问经》……都是半小说体，半戏剧体的作品。这种悬空结构的文学体裁，都是古中国没有的；他们的输入，与后代弹词，平话，小说，戏剧的发达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佛经的散文与偈体夹杂并用，这也与后来的文学体裁有关系。｛１｝
中国传统文学与印度佛经叙事文学相接触后，仅在叙事文类领域，就从雅与俗两个方向开始了一场革命，结束了从《诗经》到同光体诗长达三千多年的格律诗的统治局面，千余年来被埋没无闻的叙事文类小说大放光彩。中国传奇与小说，从唐宋之后开始兴盛，明清之后具有了与诗文分庭抗礼的实力，民国以后，小说已经取代了诗词曲赋的地位。
雅文学是指文学史上的传奇与小说，唐传奇也被称为唐人小说，最初是《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游仙窟》等，故事简单粗陋，小说中的白猿、古镜降妖等情节，明显与佛教故事有关系。这种题材在以后历代得以继续，最终产生了照妖镜与孙悟空等形象。中唐以后的传奇渐趋成熟，但是佛教对其的影响却更加明显，《枕中记》与《南柯太守传》等直接取材于佛经故事，南柯太守所交战的国家是檀罗国，可以说是来自印度的国名。《南柯太守传》的作者李公佐的另一部小说《古岳渎经》尤其值得比较文学研究者关注，这部传奇的主人公是楚州剌史李汤，他在龟山上看到一个怪物，这就是大禹治水时降伏的淮涡水神无支祁，被镇锁在山下，以保证淮水不泛滥。这是无支祁这个人物形象首次出现在中国小说中，后经季羡林等人考证，这个无支祁来自于佛经与印度神话，是《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原型。六朝志怪小说其实在艺术成就上未必能超过唐人小说，由于六朝时期佛教在中国传播达到了一个高潮，所以佛教的教义宣传在小说中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志怪》、《祥异记》、《宣验记》、《冥祥记》、《灵鬼志》、《神怪录》、《神录》、《幽明录》、《鬼神列传》和《志怪记》等完全成为佛教思想的传声筒，与宋元时期的话本几乎相同。这一趋势直到明代之后才得以扭转，特别重要的是《三言二拍》、《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小说的出现，中国小说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
俗文学以民间故事传说为主，但是这些传说其实住往也是来自于传奇与变文，唐以后的民间故事相当一部分与佛经有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些故事甚至是在中国、印度与欧洲之间跨越国界流传，是“全球化”的故事类型。唐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有一则故事：
南人相传，秦汉前有洞主吴氏，土人呼为吴洞。娶两妻，一妻卒，有女名叶限，少惠，善陶金，父爱之。末岁父卒，为后母所苦，常令樵险汲深。时尝得一鳞二寸余，鬐金目，逐潜养于盆水，日日长，易数器，大不能受，乃投于后池中。女所得余食，辄沉以食之。女至池，鱼必露首枕岸。他人至，不复出。其母知之，每伺之，鱼未尝见也，因诈女曰：“尔无劳乎，吾为尔新其襦。”乃易其弊衣。后令汲于他泉，计里数百也。母徐衣其女衣，袖利刃，行向池呼鱼，鱼即出首，因斫杀之。鱼已长丈余，膳其肉，味倍常鱼，藏其骨于郁栖之下。逾日，女至向池，不复见鱼矣，乃哭于野。忽有人被发粗衣，自天而降，慰女曰：“尔无哭。尔母杀尔鱼矣。骨在粪下，尔归，可取鱼骨藏于室。所须第祈之，当随尔也。”女用其言，金玑衣食随欲而具。及洞节，母往，令女守庭果。女伺母远行，亦往，衣翠纺上衣，蹑金履。母所生女认之，谓母曰：“此甚似姊也。”母亦疑之，女觉，遽反，遂遗一只履为洞人所得。母归，但见女抱庭树眠，亦不之虑。其洞邻海岛，岛中有国名陀汗，兵强，王数十岛，水界数千里。洞人遂货其履于陀汗国，国主得之，命其左右履之，足小者履减一寸。及令一国妇人履之，竟无一称者。其轻如毛，履石无声。陀汗王意其洞人以非道得之，遂禁锢而考掠之，竟不知所从来，乃以是履弃之于道旁，即遍历人家捕之，若有女履者，捕之以告。陀汗王怪之，乃搜其室，得叶限，令履之而信。叶限因衣翠纺衣，蹑履而进，然若天人也。始具事于王，载鱼骨与叶限俱还国。其母及女即为飞石击死，洞人哀之，埋于石坑，命曰懊女冢。洞人以为媒祀，求女必应。陀汗王至国，以叶限为上妇。一年，王贪求，祈于鱼骨宝玉无限。逾年不复应，王乃葬鱼骨于海岸，用珠百斛藏之，以金为际，至徵卒叛时，将发以赡军。一夕为海潮所沦。成式旧家人李士元所说。士元本邕州洞中人，多记得南中怪事。
[NextPage] 杨宪益先生认为这是格林童话中的灰姑娘故事，并指出了其中叶限名字的来源：
这篇故事显然就是西方的扫灰娘（Cinderella）故事。……根据格灵姆（即格林）的传说，这位“扫灰娘”名为Ashchenbrde。Aschenl一字的意思是“灰”，就是英文的Ashes，盎格鲁萨克逊文的Aescen，梵文的Asan。最有趣的就是在中文本里，这位姑娘依然名为叶限，显然是Aschen或Asan的译音。
当然注意到这则灰姑娘故事的并不只是杨宪益先生一人，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的《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一书中就有一篇名为《中国和印度支那的灰姑娘》论文，以３０篇异文追溯了这一故事的起源与流传。作者也指出它流传欧洲，但是认为其起源地在中国南方与越南相邻的地区，可能出自广西南部与越南北部的少数民族，再由中亚或西亚传入欧洲。我认为，最初的故事可能是出自梵文佛经，这由故事人物姓名可得到认证。但是传播的方向肯定不是由法文译为英文再传入中国的，而是由佛经传入中国后，再传入欧洲的。故事中的一个关键词是“履”，中国记为金履，而按杨宪益先生看法，通行的英文本是由法文转译的，法文本里是毛制的鞋（Vair），英译人误认为是琉璃（Verre）的。我认为，这双“其轻如毛，履石无声”的鞋其实反映了毛纺品进入中国的历史。印度佛教经西域传入中国，同时也带来了波斯的毛纺品，波斯地毯早就闻名于世，这是一种毛纺织品。波斯畜牧业发达，在丝绸与棉花传入之前，毛织品是其主要御寒和日常生活用品，毛织品也是传入中国的重要物产，同时，中亚与地中海国家也盛产毛织品，这些毛织品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国，来自不同产地，不同品种的毛织品一同涌入，汉唐之世毛纺品大大增加。毛织品中最贵重的就是所谓的“罽”（jì），指彩色的织品，这个词来源于波斯语的gilim，这类织品质料较细，可以作为衣料，进入中国后，成为豪门的新宠，史书记载“安息有五色罽”。这种产品可能也是所谓“履”名称的来源。
总之，中国小说从传奇与变文等开始，从开端就采用说故事而就没有采用西方小说模式，西方小说早期发展中以“流浪汉”小说的形式为代表，从人物流浪过程中来展示社会生活的画面。中国小说除了明显与佛教有关的《西游记》外，其余如第一部文人小说《金瓶梅》、中国小说的扛鼎之作《红楼梦》都是“家庭生活”的小说模式，以家族生活为主要范围，主题是劝善宏义或批判社会现实。这种模式其实在西方近现代才真正居于主流地位，特别是在１９世纪西方小说家狄更斯的《远大前程》、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系列小说、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问世后，西方小说才完成了现代主义之前的基本转型。这种新型小说以家庭生活为中心，叙述生活中各种人物的内心和情感世界，可以说是从一个讲述流浪生活的“大世界”转向了一个个人内心的世界。外部世界的描绘是受到时空限制的，而内部的世界更为广阔。从世界小说发展史看，中西小说重要差异在这里也初步显露，中国由于佛经故事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形成了自已独特的小说类型，较早以表达家庭生活，人物情感经历为主体的叙事方式。除此之外，叙事文类中的俗讲和变文，就是佛经翻译的直接产物，这些新文类的产生，才真正使得中国叙事文类发展起来，成为世界文学中的一种引人注目的分支，体现了中国传统与外来影响的结合。
佛经译介的文类影响方面的研究却不能令人满意，特别是对于叙事文类的研究，始终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近代以来，在文类论方面影响较大的学者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等论著中基本上都是以论文为主，如杨修所言，以文为道，以诗为言，不及于故事小说文类，以为这些文类“出词气鄙倍”，不能成为文学史的主流。同时，也由于作者的心态是以儒家诗学观念作为中国文学思想的中坚，因而对佛学影响不能及时反映，这可以说是传统文学史家的一个通病。到了五四以后，新文学史家如鲁迅、胡适、郑振铎等人可以说已经部分克服了这一缺陷，但尚未能如人愿，关于译介学的文类研究仍然未能有系统的理论。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寄厚望于当代新起的比较文学中的文化译介学，希望它能把前人的研究向前推进。
中华民族本是一个务实求真、崇尚理性的民族，它的美学追求是现实的，并且把这种美学精神外化为自然，形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人化自然和自然的人化为辩证联系。表现在文学中则以抒情诗为主体，把人的情志以自然物象来表达，以兴象为寄托。但是，这种美学精神自魏晋之后，则演变成一种参悟自然的妙道，展现不可言传的“风骨”的写神的艺术。当西方美术力求用透视法来描绘自然和宗教幻想中的天国、圣母时，当达·芬奇、伦勃朗等人正努力于画得“栩栩如生”时，中国人则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当西方人展现人体的美时，中国的画寄情于山水。林语堂说：“中国艺术的冲动，发源于山水；西洋艺术的冲动，发源于女人。西人知人体曲线之美，而不知自然曲线之美；中国人知自然曲线之美，而不知人体曲线之美。……中国美术、技术系主观的（如文人画，醉笔），目标却在神化，以人得天为止境；西洋美术、技术系客观的（如照相式之肖像），目标却系自我，以人制天为止境。”｛１｝当然，他所观察的是现象，哲学家会有更深的思索，冯友兰曾经说：
正因为如此，难怪中国的艺术大师们大都以自然为主题。中国画的杰作大都画的是山水，翎毛，花卉，树木，竹子。一幅山水画里，在山脚下，或是在河岸边，总可以看到有个人坐在那里欣赏自然美，参悟超越天人的妙道。｛２｝
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带给文学什么？这是一个深刻的理论思考，马克思关于“世界文学”的名言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因为人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因此资本和生产力使得民族之间的交往普遍化，消灭各民族之间的自发的分工，“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于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３｝与马克思相呼应，歌德的“世界文学”从另一层次和视域来看待同一现实，使用了几乎相同的语言。如果我们把世界文学置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来看，这其实是对于近现代文学发展趋势的概括。尽管如此，我们仍要对这一观念进行必要的辨析。其一，从经济全球化与文学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来看，主要表现在经济全球化并非立即导致文学全球化，文学全球化是意识形态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不是完全的对应关系。马克思说意识随着物质存在的条件而改变，韦勒克曾经说：
[NextPage] 如果人们自由地解释“随着”一词，那就还不会宣布任何完全的经济决定性；人类精神生活随着经济制度的转变而变化。这里所言是一种平行论，一种类推法，而不是单方面的依赖。
我们认为它们之间不但不是依赖性关系，也不是平行或类推关系。它们之间体现的是一种历史辩证关系，是物质生产与精神产品的有机联系。这种关系是互为反动的作用性，也就是所谓的“互动认知论”（Reciprocal Cognition）。其实质仍是辩证性关系，也就是经济文化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普遍发展规律。这里具体而论就是文学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互相促进与互相限制关系。其二，文学全球化并不意味消灭民族文学特性，恰恰相反，民族文学特性将在全球化过程中成为文学发展的动力。全球化不是一体化更不是单一模式，民族文学特性不会消失，而会成为全球交流的内容。东方的抒情诗等与西方小说等的交流已经产生出既能吸收异族文化特色，又能保持自己民族特征的作品。如美国诗人庞德对于中国诗的吸收与再创造，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代名家鲁迅、茅盾、巴金、郭沫若等人都曾不同程度地接受过果戈理、左拉、屠格涅夫、惠特曼等人的影响，同时他们又创造出不同于外来影响的、具有民族特色与个人风格的巨著。历史已经证明民族文学在全球化背景下不仅不会消失而且会有新创造。其三，文学全球化并不是文学发展的终结，并非只有一种统一的不变的文学。文学思想与艺术的对立与冲突仍然存在，而且只有这种对立才是世界文学发展的真正动力。只有对立才有和谐，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对立与其互生，形成事物不断更新，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即是如此。人类文学与文化创造的终极追求不是外部世界的物质丰富，而是人与世界的和谐。令人惊叹的是，这种境界在中国先秦和古希腊美学中都已被认为是追求的目标。有的学者如卡西尔也已看到人类文化的这种“不断自我解放过程”的特性，即在建设一个“理想”世界中：
哲学不可能放弃它对这个理想世界的基本统一性的探索，但并不把这种统一性与单一性混淆起来，并不忽视在人的这些不同力量之间存在的张力与摩擦、强烈的对立和深刻的冲突。这些力量不可能被归结为一个公分母。它们趋向于不同的方向，遵循着不同的原则。但是这种多样性和相异性并不意味着不一致或不和谐。……不和谐者就是与它自身的相和谐；对立面并不是彼此排斥，而是互相依存：“对立造成和谐，正如弓与六弦琴”。｛１｝
文学全球化发展必然证实以上观念，因为它们是对于历史与现实思考的结果。
从艺术类型的视域来看，对于自我和世界存在意义的掌握，对于理想世界的目标尽管是合理的，但是，正如上文所说，这种合理中已经存在着辩证的反动，即《易经》所说的“终日乾乾，反复道也”。它预示着一种否定——肯定辩证关系的高级循环，而且它不仅表现于小说之中，同时也在诗歌、戏剧等艺术形式中，表现于东西方互相激发与共鸣中，形成互相借鉴与学习的新的世界文学发展局面。这就是现代主义文学类型的产生。
三、中国小说章回体与西方小说叙事单元：
再论“修热特”与“法布拉”
修热特（сюжет）与法布拉（фабула）这两个词首先是从俄国形式主义理论中发展而来的，但是它们与中国古代章回体小说之间完全可以对话，而且早在俄国形式主义之前，中国小说家们已经发现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且因此创造了中国章回体小说的表现形式。
西方叙事文类研究源远流长，要理解叙事情节与结构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回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其实在这本著作中并没有明确区分叙事中的情节与结构，但是亚里士多德用了一对颇含深义的范畴：行动（praxis）与情节（muthos）。我们可以将这两个范畴看成是后世俄国形式主义的“修热特”与“法布拉”这对范畴的前身。
《诗学》第６章定义悲剧时指出：“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第２３章定义史诗时说：“显然，和悲剧诗人一样，史诗诗人也应编制戏剧化的情节，即着意于一个完整划一、有起始、中段和结尾的行动。”显然作者是将行动作为叙事文类的基本要素的。在第７章中指出情节应该是一个整体。第８章中认为：情节既是对行动的摹仿，就必须摹仿一个单一而完整的行动。考察亚里士多德的两个范畴，可以基本确定，行动是指文学作品中的叙事性结构单元，所以强调它是完整并且有一定长度的；情节具有虚构性，它摹仿行动，但它也要完整。与行动相比，情节与叙事的故事性联系更为紧密。毋庸讳言，在有的章节中，亚里士多德对行动与情节的区分并不明显，所以未能引起历代理论家们的重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的行动与情节的区分对于欧洲文学理论有潜在的影响，最终在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中得到了彰显，形成了一对相对的概念。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根据什克洛夫斯基、艾亨鲍姆、特尼亚诺夫关于这两个词的用法，指出“法布拉”应当是指故事情节单位，也就是指作品中实际发生的人物故事，相当于亚里士多德的“情节”范畴。而“修热特”则是指叙事结构，即是故事的功能单位，相当于亚里士多德的“行动”。对于形式主义者而言，两者的区分明显，超过了亚里士多德，前者是具体的叙事环节，如《堂·吉诃德》中，骑士向风车冲击，这是一个具体的情节，是“法布拉”。相当于中国章回小说中的一回，而骑士冒险的行动则是“修热特”，是多个情节所起的功能。前者是描述性的，后者是抽象的范畴。区分这两者，是一个重要发展，也是２０世纪叙事理论在概念方面的一个贡献。
[NextPage] 中国古典小说是章回体为代表，如同戏剧以折子戏为代表一样，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因素所促成的，从宋元话本开始，特别是一些讲史的话本如《五代史平话》，篇幅较长，不可能一次讲完，因此说话人必须分为小节，会在一定的合适关节断开，下一次再从这里开始。这样，也就对每小节有一个简要介绍，往往一两句话。到了元明时期，章回体小说已经成为中国小说主要的艺术形式，《水浒传》、《平妖传》等话本都是连续讲述，每一次一个小节，用单句标明主要内容。明代中期，《红楼梦》等小说出现后，小节已经取消，文类以章回为划分，每一章回加两句对偶的标题，完成这项工作的是小说批评家毛宗岗，他为《三国志演义》加上了完整的对偶章回题目，从此，中国古典小说章回体成为固定格式，并且受到作者与读者的共同认可。
章回体小说的作用是什么？是不是因为有了章回标题，便于理解和记忆？这种功能当然是毫无疑义的，一部小说全部叙事情节冗繁，章回标题可以一目了然。对于全书来说，浏览总目即可知道全书的主要内容，如１２０回本《水浒》，从第一回“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到第１２０回“宋公明神聚蓼儿洼徽宗帝梦游梁山泊”，基本上可以看出小说的发展线索与结局。其中每一章的主要内容也可以通过标题看得清清楚楚，如第十六回“杨志押送金银担吴用智取生辰纲”这一标题，就将本章的主要事件表达了出来。这种内涵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中国古典诗歌就是以简驭繁的典型，以凝练的字句表达丰富的内容。这种特点不但在长篇中存在，中国短篇小说，章回的特点也很明显，“三言”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仅通过诗词一般的标题就将全部故事梗概写出，因为它所表达的是一个完整的行动，它能吸引读者进一步阅读。
如果读法国作家莫泊桑的名著《羊脂球》，故事随着旅程徐徐展开，非到结尾处则不能明确作者的意图与小说的大略。西方的小说一般来说重视人物心理刻画与议论抒情，中国小说则故事性强，如果故事内容没有通过章回标题来标明，普通读者无兴趣终其篇。这可以说是中西小说叙事比较的重要差异。但是，章回标题更为主要的功能并不只是提纲挈要，从形式特征与内容的结合而言，它是一种综合性功能单位，是一个独立的叙事结构，也就是所谓的“修热特”。在短篇小说中，它起一种统摄全篇中心意义的作用，如同折子戏的标题一样。一部长篇小说中有多个中心事件，小说家将多个事件联系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是中国与西方的叙事方法是完全不同的，西方小说叙事是以人物为中心，人物的行动是“法布拉式”的情节，人物性格分析带动情节进展。
具有悠久历史的西班牙小说《堂·吉诃德》中，两个主要人物的冒险历程围绕着人物性格描绘展开，小说以三次历险为主要线索，穿插了攻击羊群和风车，被贵族愚弄、桑丘断案、最后的遗嘱等情节。这些情节虽然波澜起伏，但是并不构成小说结构的有机组成。而中国小说则完全不同，每一部古典小说都有几个大的事件或是中心人物，这些大事件通过每一章来组成一个有机体。《水浒》中的林冲故事是通过六回来结撰的，分别为第七回“花和尚倒拔垂杨柳豹子头误入白虎堂”；第八回“林教头刺配沧州道鲁智深大闹野猪林”；第九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第十回“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陆虞侯火烧草料场”；第十一回“朱贵水亭施号箭林冲雪夜上梁山”；第十二回“梁山泊林冲落草汴京城杨志卖刀”。这六回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林冲故事，完全可以单独成书，事实上林冲、武松等重要人物都有独立的评书或话本。其中每一回都是一个独立的结构，可以独立讲述，各回之间互相勾连，既可以独立，又可以结合，这就是所谓“修热特”的特点。其中最为精彩的是第十四回到第二十回的“智取生辰纲”故事；第二十三回到第三十二回的行者武松的故事，叙事结构环环相扣，读书如同置身柳敬亭的书场，每当一回结束时，其实已经预先引入了下一回的人物与故事，却又在关键时刻断开，引得听众忍不住要听下去，这就是中国章回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
我们以上只是以《水浒》为例来说明，中国古典小说最正统可能也是唯一的艺术形式就是章回体，其他小说中的精彩之处也得益于这种叙事艺术手法，如《三国演义》对“赤壁之战”的描绘集中于第四十三回到第五十回，从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到第五十回“诸葛亮智算华容关云长义释曹操”，勾勒出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其中每一回又都有独立的动人故事，如草船借箭、群英会、连环计等等，都有“修热特”的功能。《红楼梦》中的贾雨村故事、“木石前缘”、王熙凤弄权荣宁府等等，也是如此。相对来说，《水浒》保留话本特色最浓重，《红楼梦》是作者精心写作，这二者在艺术上的成就最大，察其手法，章回体程式运用的成功是重要因素。
相对来说，中国研究叙事文类的理论虽然远不如研究诗的理论发达，但也有李渔与金圣叹等人的探索，可以弥补不足。中国叙事文类理论的一个贡献就是提出了关于戏剧的结构理论，这个结构就是凌濛初《谭曲杂札》中所说的“搭架子”，结构理论最中心的范畴是论“折子”，王骥德《曲律》中所说“毋令一人无着落，毋令一折不照应”。中国戏曲中的一个“折子”相当于中国小说的一回，中国的折子戏，就是章回小说。这是不同于西方的，西方戏剧集中演出，小说集中论述，所以不必要折子与章回。关于这一点，杨绛在其《李渔论戏剧结构》一文中已经作了很好的论述。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中国戏剧的折子与中国小说的章回体这些民族形式与西方史诗悲剧的本质的差异与同一，要进行这种理论研究，就必须从叙事理论角度入手，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两个范畴为揭开东西方叙事文类的奥秘提供了一个理论视域，是一种重要的发现，应当肯定。
[NextPage]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为什么西方悲剧与小说的结构与情节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形式化，悲剧以幕与场景，小说以自然段落划分，悲剧与史诗都没有形成类似于中国的章回或是折子这种与故事情节密切关联的模式？答案在于，中西戏剧、小说形成的历史语境不同，西方戏剧起于祭祀，史诗起于记史，都要求有整体而集中的结构与情节，这两个范畴之间是相对统一的。而中国戏剧、小说与佛经故事、传奇志怪的传讲有关，要求分折子与章回来讲述，以适应评书的节奏，所以形成了不同的形式。
四、世界文学格局中的现代小说类型
从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初期，世界文学进入了现代时期。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之后，现代主义文学又有新的变化与发展，形成后现代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世界上经济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关系演变，从早期的殖民主义到后期殖民主义的多种历史形态；资本主义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各自国内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特别是表现于现代社会关系中的世界资本化过程；世界意识形态的多样化等等，种种因素都对于现代主义文学有直接作用。再从人类精神生产的整体性来看，曾经在上个世纪中占主导地位的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形态也有变化，个体意识中自我意识与群体意识之间的协调性进一步加强，个性与社会的冲突被以异化形态表现出来。这就使原有的社会批判性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等主要形态也产生了逆转，人们认识到，社会的不公与强权、暴力是一种社会异化的历史形态的表现，不是个别的现象。对于这种“异化”的解构是现代后现代文学的直接目标。批判的力量不是来自外部，而只能来自人类自身。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序言》中曾经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发表过这样一种见解：“我们这个时代可以称为批判的时代。没有什么东西能逃避这批判的。宗教企图躲在神圣的后边，法律企图躲在尊严的后边，而结果正引起人们对它们的怀疑，并失去人们对它们真诚尊敬的地位。因为只有经得起理性的自由、公开检查的东西才博得理性的尊敬。”｛１｝这可以说是对于１９世纪的浪漫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总结，但时过境迁，进入２０世纪以来，时代精神发生变化，开始从批判向消解转变。理性精神不但不再能充当批判者，而且它本身也受到批判。这就是所谓对于理性中心的批判，在这一批判的背景中，才有现代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勃兴。
从表面上看，全球化使欧洲文学对于世界文学的影响愈来愈强，原本只是欧洲的各种文学思潮也随之传播到世界各地，与各民族的文学互相借鉴与融合，形成了世界范围的文学交流新高潮。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后现代文学都有东方化的过程，对于中国、俄国、日本、印度以及南美等国的文学有巨大影响。但实际上，这种影响不是单方面的、消极被动的接受。现代主义的意象派诗就有东方的源流是对此有力的证明。同样，在拉美国家出现的魔幻现实主义、日本的新感觉派小说、中国五四以后新文学发展，都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丰富了世界文学类型，这些都说明新时期的文学仍然是世界文化交流融会的产物，并不是一种欧洲文学的单向传播过程。
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是，新旧世纪之交的１９００年，弗洛伊德《释梦》一书出版，当时虽然并不畅销，但精神分析学对于２０世纪的文学却发生了较大影响。这种象征意义更在于，在启蒙文学之后，从来没有一个时期，文学受到现代哲学文化思潮如此强烈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柏格森直觉认识论、尼采哲学、达尔文主义、叔本华哲学等，其中每一种思想体系之后都可以开出一大串作家的名单，这些作家不同程度地受到这些思想观念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于文学作品中的意识与无意识、理性与非理性、道德与败德等之间的分化和对立，也集中体现于一种新审美观念和美感，它必然引导文学类型的自我更新。这便是被称为“现代主义”的文艺思潮及与其相关的后现代主义。当然，这并非断言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是２０世纪文学艺术的主流，事实上，它们作为思潮的出现与兴盛只是相当有限的时段，整个２０世纪中占主流的仍然是传统文学。但是，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类型，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现象，有社会历史与文学艺术的内在发展要求，也有其必然性，忽视它的存在是不对的。
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包括了众多的文学流派和文学创作方法，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唯美主义、精神分析派、印象主义、意象主义、形式主义、存在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小说、荒诞派戏剧、新小说派、黑色幽默、结构主义等。其中主要是现代主义众流派，它们之间有一种时代和精神的一致性，但又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于思想观念中，如存在主义文学和结构主义文学都与哲学思想密切相关，因为它们所反映的思想观念不同，它们的文学反映方式如主题、形象和意象、文字与语言等方面也都大相异趣，甚至有一定冲突。因此对于这样一种大的文学历史现象的分析，我们从它的主要文学类型来把握它，展示它的基本特征是最为适宜的。
（实习编辑：季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