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艳兵
摘要：英国文学经典并不等同于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那些成了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必然经过了文化的过滤和转换。英国文学经典的中国化与中国译介者的眼光和视野是分不开的，并与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主流文学传统紧密相关。英国文学经典“中国化”后，就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甚至成为中国文学经典的一部分，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和演变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并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基本精神和特征。
关键词：经典；英国文学；生成；演变
我们通常总以为，所谓英国文学经典也就是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二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差异，即便有些差异，也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实际情形恐怕并非如此简单。确切地说，英国文学经典并不等同于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正如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并不等同于英国的中国文学经典一样。英国文学经典在中国经历了一个生成与演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漫长而复杂。在这一过程中，应当存在以下三种基本情况：１．一些英国文学经典自然成为了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如莎士比亚、狄更斯；２．一些英国文学经典并没有都成为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或者只是在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之后才渐渐被中国读者所理解和接受，譬如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３．一些非经典的英国文学却在中国突然成为了经典，并成为了中国的英国文学的代表，譬如《迦茵小传》，由于其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和演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这些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甚至成为了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因此，考察和辨析英国文学经典，尤其是上文提及的后两项在中国的生成和演变过程、规律及其原由，应当是一个极有意义和价值的课题。
一
鲁迅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不仅是伟大的小说家、批评家、理论家，而且还是杰出的翻译家。在《鲁迅论外国文学》一书中，鲁迅论及的英国作家共１８位：莎士比亚、弥尔顿、斯威夫特、彭斯、司各特、骚塞、拜伦、雪莱、济慈、卡莱尔、阿诺德、史文朋、道登、王尔德、哈葛德、肖伯纳、吉辛和柯南道尔。这里所涉及的显然并非都是英国文学的经典作家，而对于英国的现代主义作家，譬如艾略特、乔伊斯、伍尔夫等，则根本不在鲁迅的视野之内，尽管在鲁迅先生去世之前这些现代主义作家早已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小说家或诗人了。专就浪漫主义文学而言，鲁迅论及了５位作家。在鲁迅眼中拜伦与雪莱显然是经典，至于骚塞，鲁迅只是在论及拜伦时偶尔提及：“苏惹（骚塞）亦诗人，以其言能得当时人群普遍之诚故，获月桂冠，攻裴伦其力。裴伦亦以恶声报之，谓之诗商。”｛１｝而对于另外两位更重要的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鲁迅先生则不著一字。
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当代理论家、批评家布鲁姆是如何评选英国文学经典的。１９９４年，布鲁姆在其久负盛名的《西方正典》一书中选出了２６位经典作家，其中属于英国文学经典的有１１位，几乎占去了其经典的一半。他们是莎士比亚、乔叟、弥尔顿、萨缪尔·约翰逊博士、华兹华斯、简·奥斯汀、狄更斯、乔治·艾略特、乔伊斯、伍尔夫和贝克特。当然，即便布鲁姆的选择具有权威性，但也并不意味着以上作家就代表英国文学经典的全部。显然布鲁姆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又补充道：“为何不选斯宾塞、本·琼生、斯威夫特、布莱克、亨利·詹姆斯、布郎宁、叶芝、劳伦斯和其他许多人呢？”｛２｝即便加上这个补充的名单，英国文学经典在这里依然是有限的。
比较一下鲁迅和布鲁姆各自挑选的英国文学的作家名单是颇有意味的。在鲁迅那里极受推崇的拜伦和雪莱根本就不入布鲁姆的法眼，即便在他后来补充的名单中也难列其中；而布鲁姆心中的那些代表了“民族之经典与文类之经典的崇高性和代表性”的英国文学作家也大都难以引起鲁迅的兴趣和关注。他们之间选择的差异是如此鲜明而突出，而他们的选择又都绝不是随意的、任意的，这便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深思。美国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主要讨论的是浪漫主义文学理论，书中重点分析了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还有雪莱、哈兹里特、基布尔及其他，却没有论及拜伦｛１｝，这大概颇能代表西方学术界的观点。
鲁迅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深远而持久，这中间当然也包括他对中国的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的影响。１９７９年出版的由杨周翰先生等主编的《欧洲文学史》，是一部在国内影响了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文学史。书中对于英国“湖畔派诗人”有这样一段论述：
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在法国革命初期对法国革命还表示欢迎，雅各宾专政时期，他们又感到恐惧，深怕法国人民的革命行动会影响英国人民，因而开始转变，仇视革命和民主运动，颂扬统治阶级的国内外反动政策，推崇国教，拥护“神圣同盟”。……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都曾系统地阐述自己的文学主张，他们强调作家的主观想象力，否定文学反映现实，否定文学的社会作用。湖畔派致力于描写远离现实斗争的题材，讴歌宗法式的农村生活和自然风景，描写神秘而离奇的情节和异国风光，美化封建中古。他们笔下的大自然往往带有神秘色彩。｛２｝
这种情况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才开始有所改观，１９９９年由郑克鲁等主编的《外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就专门为华兹华斯安排了一节，置于拜伦之前。在新版的《欧洲文学史》中不再将浪漫主义分为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而是将浪漫主义诗人分为两代：第一代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为布莱克、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为拜伦、雪莱和济慈。“华兹华斯以心灵的历程与平凡中的瞬间等文思影响了乔治·艾略特、乔伊斯、普鲁斯特等作家；柯勒律治则以有关想象和艺术创作的理论影响了现代批评观，尤其是新批评派。从某种意义上，即使不提他那才华横溢的诗作，他在理论上的贡献也可使其稳居伟大作家的高位。”｛５｝书中对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的评论文字要略多于拜伦与雪莱。２００３年修订再版的由朱维之等主编的《外国文学史》虽然仍为拜伦、雪莱安排了专节论述，但对于“湖畔派”三诗人也增加了千余字的论述。
二
英国文学经典在中国的生成与演变过程也就是“英国文学经典中国化”的过程。英国文学经典的中国化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英国文学经典被译介到中国，并在中国传播及发生影响；二是英国文学作品在中国被经典化，并被赋予了更多的价值和意义。英国文学经典并不一定成为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英国文学经典进入中国必定经过了一个翻译、过滤、转换、变形的阶段，经过了这一阶段的英国文学经典便成为了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
英国文学经典的中国化大约是从１９世纪末开始的。据郭延礼考证，“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当始于１９世纪的７０年代……小说以１８７３年初（同治十一年腊月）蠡勺居士翻译的英国长篇小说《昕夕闲谈》为代表”。该小说凡三卷，５５节。小说通过一个贵族的私生子康吉的生活经历，描写了法国波旁王朝后期伦敦和巴黎社会生活的淫靡和堕落。但这部小说绝对算不上英国文学的经典，在当时中国的影响也非常有限。“《昕夕闲谈》虽知是英国小说，但何人所写？至今也不大清楚”。｛１｝小说作者都不大清楚，其经典性也就无从谈起。
自此之后，英国文学作品陆续进入中国。从１９１９年至１９４９年，这３０年期间是“外国文学大量涌入的非常时期，掀起了中国近代以来又一新的译介浪潮”。这期间共翻译英国文学作品达７０３种。｛２｝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６６年这１７年间，英国文学翻译出版的高潮开始于１９５４年，结束于１９５９年，在这“短短的６年中竟推出了１６６种翻译作品”｛３｝。１９７８年以后，我国的英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工作更是逐步走向了繁荣和昌盛。许多英国文学作品终于渐渐成为了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
我认为，英国文学经典成为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或理由：
首先，英国文学经典的中国化最初是与中国译介者的眼光和视野分不开的。最先接触英国文学经典的是那些译介者，译介者的经典观将决定他们对经典的选择和译介。最早翻译英国小说的蠡勺居士，他翻译英国小说的目的主要在于“启发良心、惩创逸志”，“务使富者不得沽名，善者不必钓誉，真君子神采如生，伪君子神情毕露”｛４｝。译者评价文学的眼光主要在于伦理和道德。又譬如林纾，他在１８９９年翻译出版了《巴黎茶花女遗事》后，２０余年间，共翻译了１８０余种文学作品。但这里所涉及的英国作家大多为二三流作家，属于布鲁姆经典名册上的只有狄更斯。狄更斯的作品林纾译有多部，如《大卫·科波菲尔》译为《块肉余生述》，《老古玩店》译为《孝女耐儿传》，《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译为《滑稽外史》，《奥列弗·退斯特》译为《贼史》，《董贝父子》译为《冰雪因缘》｛５｝，这些小说固然是狄更斯重要的作品，但都算不上他最精彩的作品。我们过去通常认为，狄更斯最重要的小说是《艰难时世》，以后又认为《双城记》最能代表狄更斯的创作思想和艺术成就，而西方学者大多数与布鲁姆一样，认为狄更斯的核心作品应当是《荒凉山庄》。而以上这三部小说均未能进入林纾的翻译视野。显然，林纾由于不懂外文，只有将选择作品的主动权交给口译者，而口译者虽通外文，但均非学习或研究外国文学的。因此，他们对于西方文学并无系统地、深入地了解和认识，也不熟悉西方真正的经典，更多地只是注意到了西方当时比较流行的作品。[NextPage] 其次，英国文学经典的中国化还与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主流文学传统紧密相关。“‘经典化’意味着那些文学形式和作品，被一种文化的主流圈子接受而合法化，并且其引人瞩目的作品，被此共同体保存为历史传统的一部分。”｛６｝如果说英国文学经典中国化最初与中国译介者的眼光和视野密不可分，那么，越到后来在这一过程中起重要作用，或起决定作用的便是政治需求和意识形态了。美国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将操纵文学翻译的力量归结为：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７｝而就中国２０世纪的翻译文学来看，基本上是三者合一，主要是意识形态在起着操纵或制约作用，诗学和赞助人则往往成了意识形态的附庸或者同谋。就整体而言，中国最初对西方文学的翻译，“名著占不到翻译小说的１０％，而９０％以上的译作是属于二三流乃至三四流作家的作品。”｛８｝对于英国文学的翻译情况也大体如此。究其原因，乃是因为中国当时译书的目的主要是借鉴其思想意义，文明的意义，而不是考虑其文学价值和意义。
以英语诗歌翻译为例，中国近代对拜伦的翻译较多，他的《哀希腊》一诗就先后有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胡适四人的译文。他的其他作品也经常被译成中文，受到中国读者的关注。而拜伦同时代另一诗人华兹华斯，虽然也有零星诗作被译成中文，但却并没有引起中国读者的关注。他诗歌创作的那种朴素自然毕竟离中国的现实较远。拜伦和华兹华斯，中国人更看重前者的经典性，后者则正好相反。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了２０世纪末，今天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华兹华斯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远远超过了拜伦。
这种意识形态对英国文学经典的操纵到了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更是愈演愈烈，最后只有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相同或相近的文学才可能被认为是经典。于是，英国文学就只剩下一部伏尼契（１８６４～１９６０）的《牛虻》了。｛１｝苏联作家尼·阿·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他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曾对牛虻有过高度评价。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大陆，这部作品成了影响一代人或几代人的文学经典。但是，时过境迁，《牛虻》除了还算得上所谓“红色经典”外，与真正的英国文学经典已经无缘了。
第三，英国文学经典进入中国语境，必定受到中国文化框架的过滤和改造，又在翻译、阐释、批评、传播过程中变形转换，已不可能是原封不动的英国文学经典，必定是已经中国化后的英国文学经典，它甚至可以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英国文学经典如果要获得中国文化语境的认同，就必须关注隐含读者的文化渴求和期待视野，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它就必定会在不同程度上被误读、误译、重写，甚至改写。｛２｝
譬如英国作家哈葛德（１８５６～１９２５），这位在英国文学史上几乎不见经传的作家，却完全有资格和理由成为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鲁迅先生对于他曾写过一段发人深思的文字：
然而才子＋佳人的书，却又出了一本当时震动一时的小说，那就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迦茵小传》。但只有上半本，根据译者说，原本从旧书摊上得来，非常之好，可惜觅不到下册，无可奈何了。即此一端，也很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对于婚姻的见解了。｛３｝
这里先前的译本指的是１９０１年由蟠溪子、天笑生翻译的《迦茵小传》（１８９５）。１９０５年林纾和魏易翻译了全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无论是哈葛德，还是他的小说《迦茵小传》，在世界文学史上均没有什么地位，但林译本一出，在中国影响深远，并在中国近代文坛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显然，《迦茵小传》虽然算不上英国文学的经典，但就其对中国读者和作者的影响而言，它应当是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
对英语诗歌的翻译、重写、改写的情况就更加普遍了。在翻译过程中，最初的译者往往采用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文言形式，或五言、或七言、或骚体、或长短句，使得所翻译的英语诗总是带有浓郁的中国风味。譬如马君武所译的拜伦的《哀希腊歌》：
暴君昔起遮松里，当时自由犹未死。
曾破波斯百万师，至今人说米须底。
吁嗟呼！本族暴君罪当诛，异族暴君今何如？｛４｝这哪里是英语诗，分明就是中国诗。以后的英语诗歌虽然主要改用白话文翻译，但因为英语和中文的差异太大，原封不动的翻译总是不可能的。那种“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风味”的彻底和全部的“化境”，只是“不可实现的理想”。｛５｝[NextPage] 英国文学经典译介到中国有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最初译介到中国的往往并不是英国文学的真正经典，而英国的非经典作品常常在中国成了代表英国文学的经典。这种中国读者与英国读者对于经典在认识上的裂隙和差异，随着文化交流的频繁和深入也由大变小，最后趋于同一。这应该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必然趋势，并且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三
英国文学经典“中国化”后，就成为中国民族文学的一部分，成为中国文学经典的一部分，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和演变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并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基本精神和特征。“既然翻译文学是文学作品的一种独立的存在形式，既然它不是外国文学，那么它就应该是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的一部分，对我们来说，翻译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１｝英国文学经典在经过翻译、转换后就变成了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如果它对中国文学和读者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那么，它也就成了中国的西方文学经典，甚至成了中国的文学经典。
当然，英国文学经典几乎从来就不是直接地对中国作家和读者产生影响的，它通常总是在被翻译成中文之后才发生影响的。周作人说：“老实说，我们几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外国文学的兴味。我个人还曾经很模仿过他的译文。”｛２｝即便是我国著名学者和作家钱钟书先生，当初也是因为阅读了“林译小说丛书”而有了大发现，并将他带领进了一个新天地。“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我把林译里哈葛德、迭更斯、欧文、司各德、斯威佛特的作品反复不厌地阅览。”｛３｝
总之，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频繁、普遍和深入，西方人对经典的选择、评定越来越限制，甚至规定着中国人对西方经典的认识和界定。中国人与西方人对于西方经典认定也越来越接近，甚至趋于同一。这种情况固然意味着中国人对西方经典认识水平的提高，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认知水平的同步，但也隐藏着中国学者独立思考和原创精神的弱化和丧失。因为这种“同一”基本上等同于“同西方”，尽管这里的西方可以是西方不同的国家。这样一来，西方学者对经典的选择标准就会成为唯一正确的标准，这也将成为衡量所有非西方学者学术眼光和水平的唯一标准。研究莎士比亚的非西方学者，最高目标和理想就是将来有一日能得到英国的莎士比亚专家的首肯和赞扬，哪怕只是只言片语；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就得看俄罗斯人的脸色行事；研究福克纳的，自然就得唯美国学者的马首是瞻；至于研究歌德，当然就要看德国学者的眼神了……而那些西方汉学家，似乎并不太在意中国学者说了些什么，尤其不大在意中国学者对他们的研究成果说了些什么，有些西方汉学家甚至声称：中国的２０世纪文学史只能由他们来撰写才是最公正、最客观、最真实的，因为他们最少顾忌和偏见。而事实上西方汉学家独特的视角和富有创见的成果的确曾引起我们的关注和重视，并因而改变了我们对某些中国文学经典的评价和看法。面对以上研究状态，如果我们不加以思考和警惕的话，最后中国学者发出的有关西方经典的声音，便可能只是一味的重复西方、复制西方，变得越来越可有可无，索然无味。由于英国文学在西方文学经典中的地位如此重要，由于英国学者对于经典的评论是如此的卓越，并富有传统，因而对于研究和思考英国文学的我们而言，问题将会变得更加突出和严峻。试问我们在阅读英国文学经典时，我们的根基在哪里呢？如果我们失去了自己的根基和立足点，我们何以能做出自己的评价和检验呢？如果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出发点，那么，无论我们怎样尽心尽力，我们离自己的目的地也会越来越远。
综上所述，我们说，英国文学经典并不一定就是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正如中国的文学经典并不一定就是英国的中国文学经典一样。我们曾经因为西方人对中国文学经典的不同认识和阐释启发了我们的思考，对中国文学经典进行过解构和重建；我们也是否应该对英国文学经典有自己的理解、认识和阐释，以便英国人能够借用“他者”的眼光和视角来重新认识和理解他们自己的文学经典？
（实习编辑：季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