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离

　　毫无疑问，每一个写作者在其创作历程中都体味过来自语言的焦虑和痛苦。“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这是鲁迅先生的《〈野草〉题辞》开篇的话。它曾经被无数次地引用过，因为它确实道出了许多写作者都曾有过的语言体验。鲁迅之后的汉语写作者，有谁在提笔著文之时心头不曾涌出过这句偈语似的“题辞”呢？对于一个将写作与生命视为同一的人而言，面对这个世界无话可说自然是一件比死亡还要痛苦的事，但感到心中有话要说，一俟提笔却又不知如何说起，却也是对人的灵魂的一种无与伦比的折磨。无言的痛苦或可由时间来化解，心中有“言”却不知如何道出，这种“存在之烦”如心魔似地跟随着写作者，固执地要求得到一个“解决”。不断地与语言作斗争，成了一切有着“语言的自觉”的写作者的一种宿命。无论怎样劳神费力竭虑殚精，笔下的语言也总是桀骜不驯难听驱使，“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每每如此，几无例外；所谓“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不过是一种理想的境界，现实中人怕是很难企及。那些最终放弃了写作的人，可能有不少都是被自己笔下的语言所击败的。
　　
　　寻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语言”，这一定是所有的写作者都梦寐以求的事。这种理想中的语言大约不外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这应当是一种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其二这应当是一种美的语言；其三这应当是一种具有个性特征的语言。这样的语言之梦贯穿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汉语写作史：从新文学发轫之初的白话文学革命，到后来的“大众语”运动，一直到八十年代以来诸多作家在语言上的自觉追求。对于自二十世纪以来的汉语写作，读者和研究者有不少的遗憾，作家们自己也不能满意，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最直接的现实”，从这个角度看，所有对于文学的不满意最终都可落实到语言上。
　　
　　但是在这种种不满意之中，却有一个难得的例外，那就是鲁迅。鲁迅的意义不仅在于他在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也在他的创作对于现代汉语写作所具有的典范作用。思索和考量一番鲁迅的语言之道，无疑对今天的写作者会有极大的启发。
　　
　　要论语言上的自觉，在所有的新文学作家当中鲁迅当属第一人。周作人说鲁迅对于语言有一种“洁癖”，可谓是知人之论。时光过去不到一个世纪，许多曾经风行一时的文学都已经烟消云散了，鲁迅的文章却留了下来——而且肯定还会流传下去。鲁迅所有的创作都可当作美文看。《野草》中的篇章不必说，鲁迅最好的小说如《故乡》、《在酒楼上》、《孤独者》以及《伤逝》等等皆可当作美文来诵读。即使是“学术性”的著作（如《中国小说史略》），读来也让人感到荡气回肠、流连忘返。“我作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总希望有人懂，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得的字句，是不大用的。”这种运笔著文时对于自己的苛刻最终得到了回报，这就是鲁迅的文章奉献在今日的读者面前仍让人感到百读不厌，常读常新。鲁迅笔下的语言初看起来有些“涩”，但细细读过之后便不难体味到其中的力量，韵味，以及它和所欲表达的思想情感的契合无间。鲁迅的文章确实具有了“义美娱心、形美感目、声美悦耳”这样的“三美”。
　　
　　但是显然，并非所有的现代阅读者都喜欢鲁迅的文章。虽然鲁迅的著作能够一版再版，喜欢鲁迅的读者还是可以划出一定的范围。上述对于鲁迅语言之美的体验，也只是相对于那一部分读者来说才能够成立。大约只有那些受过一定教育且有相当文化程度的读者才会喜欢鲁迅的著作。事实上不排除在有些读者看来，鲁迅的文章也是佶屈聱牙味同嚼蜡。确实，鲁迅的语言是“不文不白”、“非中非西”的，这样的语言对于所有习惯了某种既成阅读口味的人来说都是一种挑战。鲁迅的文章很难在一开始就让人毫无障碍地欣然接受。阅读鲁迅文章所获得的审美体验属于典型的“经过痛感之后的快感”。在语言问题上鲁迅实行的也是“拿来主义”，在吸引各种各样的传统的营养之后“自铸伟辞”。鲁迅喜欢嵇康，他的笔下常有六朝文章的韵味，但是他又强调直译甚至“硬译”，目的是吸收西方的表达方式于现代汉语写作。鲁迅的文章中既有“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这样类似骈体的句法，但是也有“安宁和幸福是要凝固的，永久是这样的安宁和幸福”（《伤逝》）这样完全“欧化”的句式。——鲁迅的伟大之处在语言问题上也再一次表现出来：他既倚重于传统，但又从不依附于任何一种传统，而是在尽可能地吸收各种传统的营养之后进行创造，使自己成为一种新的传统。
　　
　　当然，在现代汉语写作中除了鲁迅的传统之外，还存在着各种各样其它的传统。胡适之是一种传统，周作人是一种传统，毛泽东也是一种传统，在现代汉语写作中他们分别代表了几种重要的“话语类型”。无论我们对之作出怎样的评价，他们都影响着直到今天的汉语写作。不论是胡适之，周作人，还是毛泽东，在当今都不乏自觉和不自觉的追求者。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尽管有不少人声称是鲁迅的信徒，在语言上自觉地向鲁迅学习的人却十分罕见。这个事实本身就像鲁迅的语言一样耐人寻味。
　　
　　就“当代文学”的领域来说，在语言上有着自觉的追求的作家不乏其人。但在我看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还数下属三位作家：赵树理，汪曾祺，以及余华，因为他们大致代表了当代作家在语言上努力的三个方向：向民间学习，向古代（既包括古代的文言，也包括古代的白话）学习，和向西方学习（主要是向翻译过来的西文文学作品学习）。他们一生志业所在的小说创作已经或者正在成为现代汉语写作的经典。汪曾祺一度极受重视，效仿者大有人在，但他在世时就告诫青年作家不要向自己学习，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语言上的素养主要来自宋人的笔记小说、明代文人的“性灵小品”等古人的文章（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完全不向现实的“生活世界”吸取语言的营养），这样的语言适合于营构篇章短小的文体，而不能胜任长篇巨制的写作。随着左翼文学研究的再度升温，赵树理的创作似乎再次成为众多文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但是现在生活在都市之中的青年大概难得有人会喜欢他的小说。像《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这样的叙述语言，如果用来表现城市生活和知识人的内心世界，可能会遭遇极大的障碍。作为后来者的余华，其文学才情无疑秀出群伦，已经取得的创作实绩也确实令人瞩目，但要成为真正的文学大师，他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余华的写作总是采取一种先知似的姿态，他的笔下所呈现的往往是人类共通的情感与经验，他的语言是一种“标准”的书面语，优雅，从容，富于文学意味，不难看出其渊源正是用现代汉语翻译过来的国外经典和文学作品——从《圣经》到《喧哗与骚动》，从卡夫卡到川端康成（像傅雷、汝龙、李文俊、王道乾、王央乐等等翻译家的语言对于当代文学的影响，应当非常值得人们去从事专门的研究），但是这样的语言要想突入当下中国的生存现实，是否也会有它的局限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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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疑问，上述作家在不同的方向上所从事的探索，对于丰富和发展现代汉语写作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们所取得的成就部分地要归功于对于某种传统的倚重，以往的文学传统也因为他们的写作而得到光大和发扬。正如有识之士所指出的那样，对于当今一代的一些汉语写作者来说，问题不在于他们感受到多少来自传统的压力，而在于他们根本就感受不到传统的存在。当代的许多写作者因为失去了与过去的伟大传统的联系而成为一种无根的存在，他们所凭借的似乎只有一己的感受和体验，“内心”和“自我”成了他们所尊崇的唯一上帝，但是因为失去了和人类历史——以及和当下的活生生的现实——的联系，他们的“内心”变得多少有些可疑，而那个为许多人津津乐道的“自我”则成为一种虚无的幽灵。像余华这样的作家之所以能够比另外一些写作者走得更远，根本的原因也许并不在于他具有更高的文学天才，而在于他更善于“借传统说出自己的话”。
　　
　　即使意识到传统的重要，意识到“回到传统”是进行一场文学上的远行的必由之路，今天的写作者面对的传统所表现出的极为驳杂和繁复的状况，也使得他们的抉择变得非常艰难。“借传统说出自己的话”，其实谈何容易！也许从根本上说，语言问题的背后还是潜藏着特定的政治学。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各种互相冲突的语言传统在争夺话语的权力和言说的空间。表面上看是“话语类型”的冲突，本质上也许是精神旨趣的不同，文化选择的殊途，价值观的冲突，甚至是“意缔牢结”之争。重审白话文学革命，批判“言文合一”的神话，无论对于学术研究还是对于现实的汉语写作，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在语言上一味地追求古雅，只恨不能回到唐以前甚至是《尚书》、《周易》的时代，从中却不难看出文化精英和精神贵族的心理。也许在有些人看来，文化本来就是一部分精英的事（可能在他们看来现代的“大众文化”其实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化，而只是一种消遣生命和娱乐人生的方式），但现代社会的主题是民主而不是精英（尽管现代的民主事实上仍然是一种精英统治，但这种精英统治与前现代的贵族制度毕竟有了很大的不同），是平等而不是等级，是大众而不是贵族，文化建设只有置于这样的前提之下才能取得社会共同体绝大多数成员的认同，才能够取得真正的成效。文言与白话之争，“字本位”与“音本位”的龃龉，“本体论”与“工具论”的交战，似乎都可置于这样的大背景下来认识。当然，即使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也应当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致力于高蹈的事业，但是如果缺少了鲁迅所说的“自性”和“白心”，只是单单在锤炼字词上下功夫，一味地追求文字的古奥，是有可能流于纯粹的笔墨趣味以至近于无聊的。在语言上向民间学习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民间所蕴藏的活力和创造力构成了语言发展和流变的重要动力之一，但是我总怀疑纯粹的方言写作是否可能，以及有无必要。就我个人来说，在十六岁上大学之前我一直生活在赣皖交界的乡村，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是一种流行于安庆地区的方言，可以说这种方言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直到今天它仍然流淌在我的血液之中——但是难以想象有一天我会用这种方言写作。这并不表明我对自己的“母语”没有感情。先不说完全用这种方言写作有无必要，事实上是没有这种可能，因为我无法充当曾经养育了我的那片土地和乡亲的“代言人”——在我看来方言写作的提倡者潜意识里总有着这样的“代言人”意识，而进入现代以来，几乎一切有意义的写作都是一种“私人写作”，因此一个写作者必须找到一种独特的“私人语言”才能完成他对生命对世界的感受、认识和表达。至少对于我来说，我在写作的时候无法忘记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我看来，今天的写作者否认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不仅未免矫情，而且有些推脱作为一个知识人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这大约是另一种“精英意识”吧，但是民族语言的发展与流变是否就完全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不能对之实行任何“人为”的影响呢？也就是说，语言的演变除了受到“传统”的制约，“个人才能”是否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呢？我们在重视民间的创造力的时候，也不应忽视写作者个人的创造对民族语言的发展所可能起到的引导和改造作用（这个问题说到底在于如何看待知识者与大众的关系）。至于那些仅仅以翻译文学作为唯一的精神资源与语言范本的写作者，他们多少有点像单靠一条腿行走的巨人，他们到底能够在艺术的道路上走到多远，其实也非常令人担忧。一些写作者向西文文学一边倒的情况既与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知识人的文化心理有关，也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一代人所受教育的缺陷有关。善能藏拙虽情有可原，挟洋自重则理无可恕。
　　
　　上述对甲乙丙丁诸方“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不过是进一步表明了一个以阅读和写作为日常工作的人在语言上所经历和体验到的困惑、痛苦与焦虑。其实对每一个方向的探索者笔者都心怀敬意，因为我无法忘怀他们的写作所带给我的审美的愉快和心灵的欣悦。也许我要求的太多：我所追求的是融合了各种传统之后所进行的创造。做到这一点当然是极其困难的，但并非不可能，鲁迅先生就是一个证明。也许鲁迅先生是不可学的，但至少我们能够在心中保持自己的向往。要像鲁迅先生那样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语言，除了尽可能多地吸取多种多样的传统资源之后进行艰苦的创造，实在也别无他途。
　　
　　注释：
　　
　　（１）刘勰：《文心雕龙》
　　
　　（２）当然，对于语言的这三个方面的理解，在不同的写作者那里可能是各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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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南腔北调集》１９８１年版，第４卷，第５１２－５１３页。
　　
　　（４）参看郜元宝：《离开诗——关于诗篇、诗人、传统与语言的一次演讲》，《当代作家评论》，２００２年第２期。
　　
　　（５）显然，这和钱乃荣先生所批评的“把语言问题政治化”并非一个意思。参看钱乃荣：《质疑“现代汉语规范化”》，《上海文学》，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６）郜元宝先生非常正确地指出了现代汉语写作存在着日益“粗糙”的趋向，语言的粗糙根源是人心的粗糙和浮躁，是受工具理性所支配的现代人的急功近利——其实这个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普遍存在，并非开始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中国的特有现象。语言日益粗糙的问题肯定在其它民族的语言中也同样存在着，只是因为西文进入现代社会比中国早，语言的粗糙也比东方的中国发生得早。从整个社会来说，语言的粗糙是一种无法避免的趋势，这正如现代性的进展无法避免一样——但这并不是说写作者就只能认同于这种粗糙，而不需要与它作艰苦卓绝也许永远没有胜算的抗争。参看郜元宝：《在失败中自觉》，１９８－２０６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７）当然这里所说的“私人语言”是在比喻的意义上来使用的。维特根斯坦的论述已经证明真正的“私人语言”是不可能的。
　　
　　（编辑：罗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