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卓
内容提要：都市漫游者与美国犹太人的文化共性使得他们成为彼此的镜像。而作为叙事策略，都市漫游又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是带有反犹主义思想倾向的英美现代派作家异化犹太人的工具；另一方面，它又是犹太诗人颠搜犹太人刻板形象、重塑犹太性的利器。本文从叙事学视角考察了作为美国犹太诗人空间叙事策略的都市漫游，并以都市漫游的动态的文化力量为出发点，探究了美国现代派诗人对美国犹太人刻板形象的生产策略以及美国犹太诗人的颠覆策略.
关键词：都市漫游；叙事策略；文化力盘；犹太诗学
作为世界的“放逐者”，犹太人“像生活在地理的谬误中的人们”，家园仿佛无处不在，却又无处是家。（Re不nikoff46）犹太人这种如都市浮萍的形象及其特殊的种族身份和文化身份与都市漫游者在本质上有着某种令人惊讶的内在契合关系，而这种特殊关系使他们成为文学文本中彼此的天然镜像。然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却并非局限于此，也远非如此简单。当都市漫游成为一种叙事策略，二者之间呈现出耐人寻味的复杂性和互动性。都市漫游犹如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是带有反犹主义思想倾向的英美现代派作家异化犹太人的工具；另一方面，它又是犹太诗人颠筱犹太人刻板形象、重塑犹太性的利器。犹太人都市漫游者的特质在美国犹太诗歌当中得到了诗性的书写，并为都市漫游者谱系描画出新的图谱。作为叙事策略，都市漫游独特的动态性、主客体兼容性以及聚焦的双向性等特征也为美国犹太诗歌的书写提供了某些独特的美学视角和诗学理念，从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犹太诗学特征。
一、都市漫游与空间叙事
自从都市漫游者走出了波德莱尔（Char}esPierreBaude扭ire，1821一1867）的《现代生活的画师》（Th亡Painterof林喇e爪Life，1863），这一形象和概念已经成为文学记忆的一个“游魂”，被各个时代的文学文本不断召唤，并在这些叠加的文本中被还原、娜用、翻新和补述。时至今日，都市漫游者已经被建构成为一个跨文本、跨文类、跨领域、根深叶茂、盘枝错节的血缘谱系。波德莱尔、爱伦·坡（EdgarAllanpoe，1809一1849）、本雅明（WalterBenjamin，1892一1940）、戴维德·弗瑞斯比（DavidFrisby）、杰奈特·沃尔夫（JanetWolff）、苏珊·巴克一莫斯（SusanBuek一Morss）、朱迪丝·沃克威茨（JudithR.Walkowitz）等都为这一谱系做过续写、补写和重写。
都市漫游者谱系最初的文化定位是波德莱尔笔下的“世界人”和“国际旅行家"（eosmopolitantraveler）（Baudelaire396）。他们是文化的观察者和描述者，是“隐身于人群中的观察家王子”，是“完美的游手好闲者”，是“对可见、有形的事物极其热爱的哲学家”（Baude-laire400）。波德莱尔的都市漫游者体现的是人与都市的现代性关系：都市漫游者是都市文化的涉人者、反思者和中介者。20世纪初，都市漫游者在本雅明的哲学和文学建构中，具有表现其时代特征的新维度。他们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商品时代和消费社会的文化代言人，同时也成为本雅明“解构写实主义的利器，’（Rignall120）。他们以异化的眼光凝视着都市的物欲横流，同时也被都市的生活脉搏和节奏所征服，以机械式和商业性来表现自己。他们屈从于商品文化影音形象包装欲望的力量，并被其裹挟着最终成为都市文化的“共谋者”（Benjamin128）。都市漫游者游荡在都市的街头，背离人群却又不由自主地深陷其中，这种共谋身份在本雅明看来是一种人性的迷茫和无奈。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时代中，体现的是人格分裂、图像泛滥和商品移情等都市生活的本质。而到了柯瑞斯·詹克斯（ChrisJenks），都市漫游者已经身兼“比喻和方法论的双重角色”（adoublemetaphorieandmethodologiealrole），成为构建都市空间与都市文化体系的“表述策略”和分析方式（Jenks2000：14）。都市漫游者因此具有了一种构建“空间意向的心理构图”（psy·chogcograPhy）的能力，城市也因此被赋予了某种宏大的目的性空间取向（Jenks2000：24）。都市漫游者在詹克斯的都市文化构建中，具有了都市人群中的中介者和构成者的双重身份，换言之，他们既在人群之中，又在人群之外；既是内人也是外人；既在家又不在家；既在场又缺席；他们在“情感的浸人”和“疏离的距离”的游戏之中自由穿梭。（Featherstone285）
在都市漫游者谱系的不断书写过程中，“都市漫游者”成为一个跨越了时空的词语，并在其含义不断补充和更新的过程中，呈现出断裂、歧义、不稳定等后现代语义特征。正如约翰·瑞格诺（J。hnRig-nall）所描述的那样：“都市漫游者生来就是一副文本互文的体质，身上流动着来自波德莱尔诗集与文论、爱伦·坡与巴尔扎克的小说、狄更斯关于自己的艺术创作的信札、马克思商品崇拜理论，以及关于巴黎的纪录性与历史性书写的血脉，因此，都市漫游者可以是一观察的历史现象，可以是19世纪某种类型的巴黎人，可以是都市生活经验的表现，可以是一种文学主题，也可以是表现商品与大众关系的意象”（113）。瑞格诺的这一谱系也许不该忘却惠特曼一一这位“将流浪者的视角发挥得最出色的美国作家”（莫里斯·迪克斯坦23）。不过，从瑞格诺勾勒的这一谱系还是可以清晰地看出，随着都市文化多元化的趋势，都市漫游者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诊释维度。它既可以是一种社会文化研究的观察方法论，通过都市漫游者的流动的目光记录并解析现代都市文化现象；也可以是一种文学主题，在文学的叙事中、在人物的都市活动中建构起文学特有的都市空间向度；它更可以是一种现代和后现代的叙事策略，在写作的延拓中实现对现实的超越、戏讽和解构。
二、都市漫游与美国犹太诗人的空间叙事策略
客观主义诗人中的重要成员之一乔治·奥本（GcorgeOppen，1908一1984）曾把犹太诗人的诗歌称为“纽约的语言”（languageofNewYork）（oppen149）。可见，犹太诗人的作品与纽约这个城市空间的关系是何等密不可分。这种不可分性不是简单的描写的主体与客体的静态关系，而是“城市空间的政治意义的竟逐”与犹太诗人的文化身份认同的动态关系。（苏榕346）正如米歇尔·凯斯（Mi-chaelKeith）所言：‘。理论上，城市空间无法重建已经失去的认同确定感，或将丧失中心的主体凝聚于中心，这是因为都市空间本身就在都会空间性的多重论述中生成，他们回荡着竞逐的政治意义与争斗的场域，本身早已被祛除了中心，因而其产生认同的过程总是随机的”（qtd.inwestwo浏&williamss）。凯斯之所以认为“产生认同的过程总是随机的”，是因为随着“被祛除中心主体的分裂，和都市空间性多重论述的不断衍生，都市空间可以产生不同的竞逐意义。这种政治意义的竞逐在多元族裔、离散社群迁居的后现代都市，尤其具有特殊意义”（8）。这种特殊意义就在于，“多元族裔的历史，籍由文化记忆的再现和再书写，往往成为迁居族裔争取、对抗既成的空间分布、重新自我定位和确认位置性的基础”（苏榕348）。通过文本中的空间生产，少数族裔作家在延续文化传统或与之决裂的两个极端的坐标之间创造出了一个暖昧的“第三空间”，从而重新绘制出少数族裔族群能参与主流社会且置身其中的杂揉的城市新“地图”。奥本之所以把犹太诗人的诗歌称为“纽约的语言”，就是因为美国犹太诗人试图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创造一个属于犹太族裔的文化空间，并勾画出一张新的纽约“地图”。事实上，“语言行为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空间的创造”，这一创造的结果就是“空间性历史”（spa-tialhistory）（earte;&Malouf173）。空间的占有和特点取决于命名，即语言的描述和再现。“没有绝对先存的空间，只有透过想象、权利支配、社会网络投射出来的空间”（苏榕348）。这是一种典型的福柯式的空间理念。犹太诗人在诗歌文本中构建的就是一个福柯式的“异托邦”（heterotoPia）：一种经由投射、想象、设计而存在的虚幻的空间。都市漫游者的独特身份使得犹太诗人清醒地意识到，他们不可能从真实的层面上占有美国的都市空间，他们占有的只能是这个在想象场域中，在社会的复杂网络中投射出的“异托邦”空间，并把这一创造过程作为实现其诗学理念和理想的表述策略。雷兹尼科夫（CharlesReznikoff，1894一1976）收录在诗集（（金色的耶路撒冷））（JerusalemtheGolden，1934）中，只有两行的短诗#40就是这种表述策略的绝好例证：“扎根于房顶，他们的烟在云中，/工厂的烟囱—我们的黎巴嫩的香柏树”（Reznikoff115）。并置的两行诗行很自然地使人联想到庞德（EzraPound，1885一1972）的意象派诗歌，然而“黎巴嫩的香柏树”却暗示了诗人的犹太身份和意识。工厂高耸人云的烟囱营造的是工业化进程中的美国城市云烟笼罩的特有的城市景观，而这一切，在雷兹尼科夫—这位都市的“沉思者”的眼中却幻化为耶和华所栽种的“黎巴嫩的香柏树”。这种多元异质的拼贴看似随意、随机，却蕴涵着诗人深刻的诗歌创作思考和独特的表述策略。对于雷兹尼科夫等第一代美国犹太人和第二代现代派诗人来说，如何既彰显“城市的美国直接性”（urhanAllleri-eanimmediaey）与“预言的犹太历史性”（ProPheticJewishhistorie-ity）的差异又求得二者的平衡是一个永恒的困扰。（Finkelstein22）复数第一人称叙述人“我们”就是诗人试图把这一对立和冲突在语言行为中求得“协商”的努力。这里的“我们”可能指的是处于流散状态的美国犹太人，也可能指所有的纽约人，甚至所有身处美国都市之中的人们。当工业化生产带来的阵阵浓烟和巨大的烟囱幻化成黎巴嫩的香柏树和树上饱满的浓汁的时候，感到现代文明可怕力量的不仅仅是美国犹太人，也包括所有美国都市中的芸芸众生。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纽约的都市意象已经成为美国犹太诗人文化身份构建的策略，而犹太诗人的都市漫游视角成为“协商”现代性和民族性的书写策略。[NextPage] 当雷兹尼科夫漫步在秋日的纽约街头，这种表述策略再次得到了应用。他的“犹太女人对十月的悼t词”（“LamentoftheJewishWomenforTammuz，’）一诗，也是这种策略的一个范本：
现在白色的玫瑰，枯萎了并日渐枯黄，
挂在枝叶和石南上。
现在枫树浪费了他们黄色的叶子;
橡树棕色的叶子已经离开了乌尔
都市漫游叙字视角下的美国扰太诗性书写
变成了漫游者。
现在他们散落在人行道上一一
树叶精致的尸骸。（Reznikoff115一116）
雷兹尼科夫曾明确指出，这首诗的标题来自于《以西结书））（刀匕Okof及ekiel）。该书是主要的犹太预言书之一，以预言的形式讲述了古巴比伦沦陷以及犹太历史上的第一次流散等重大历史事件。纽约街头的秋日漫步成为诗人悼念犹太流亡历史的精神祭奠，秋日纷纷飘落的树叶在诗人的眼中幻化成为“漫游者”，这一意象转化和记忆联想使人不由得想起犹太最经典的漫游者形象—亚伯拉罕，于是纽约街头即景在诗人的想象中成为现代都市漫游者与历史和宗教中的漫游者精神交婕的想象空间和历史空间。
这种策略在雷兹尼科夫的系列诗“自传：纽约’冲再次得到应用：
这条人行道光秃秃
就像上帝对摩西教诲的
山—
突然在街道上
闪亮映照着我的腿
一辆汽车的保险杠（Reznikoff30）
纽约的人行道在诗人的想象中幻化为上帝向摩西传授十条“诫命”的西奈山，然而行走在人行道上的诗人却再也聆听不到上帝之音，因为汽车马达的噪音几乎使上帝失语，使摩西耳聋。诗人清醒地知道，他，成不了上帝的使者，也成不了现代摩西，也许做一个漠然的观察者和冷静的漫游者更加现实，也来得更加自然。可见，作为都市的漫游者，美国犹太诗人试图展示的并非是美国都市的空间特征，而是把都市漫游者作为一种文化“表述策略”，一个使自我与犹太历史记忆建立沟通和联系的历史空间。[NextPage] 另一位重要犹太诗人朱可夫斯基在他的成名作《以“The”开头的诗篇》中刻意精心安排了一个诗人与诗中人共同漫游在纽约街头的场景。我们不排除朱可夫斯基在潜意识中存在着向他崇拜的诗人威廉姆斯、庞德、艾略特等人的都市漫游写作靠拢的想法。在《以“The’’开头的诗篇》的第二乐章中，彼得与朱可夫斯基在纽约街头边走边聊，街头所见让他们感慨万千。纽约随着他们视线的移动呈现出动态的变化，并在他们时而严肃、时而戏谑的闲聊中，呈现出魔幻与现实时而交织、时而对峙的历史空间特征。客观主义诗人群体中的哈维·夏毕洛（HarveyshaPiro，1911一2007）也是一位最终选择纽约作为栖身之地的犹太诗人，他曾经供职于《纽约时代书评》长达8年之久，后又成为《纽约时代杂志》的高级编辑。然而，尽管夏毕洛定居在纽约，时间和生活的琐碎似乎并没有磨掉诗人那颗充满了好奇的心，也没有遮挡住诗人好奇的眼睛。他的“区公所”（BoroughHall）一诗体现了客观主义诗歌的琐碎、精确和客观的诗学特点，但更重要的是这首诗歌典型的城市.漫游者的叙事和视角：
在布鲁克林我认识了朱可夫斯墓
和乔治·奥本。我看到桥
和自由女神像。
我有一个妻子，两个儿子，一所房子。
所有这一切记录在我的诗歌中。
没有一个骑马人愿意
路过我的石头。
如果我被记住了
顺其自然吧
被一位在纽约地铁上的年轻女人
在区公所站下车。（ShaPiro34）
对于隐身于都市之中的诗人来说，纽约的名胜“自由女神像”和“金门都市漫游叙事视角下的美国扰太诗性书写桥”与他的朋友、妻子、儿子和房子并没与本质的区别。诗人的潜意识中可能认为，反而是这些细碎的日常生活更能够代表纽约的特质。而诗人虽栖居于此多年，却能从日常生活和习俗中发现并品味出城市独特的意蕴，这恐怕还是要感谢诗人保有的都市漫游者的心态吧。
三、他者镜像中的犹太都市漫游者
作为叙事策略的都市漫游的动态的“文化力量”赋予了美国犹太诗人形塑犹太人和犹太性的巨大能量。对于身处文化边缘的美国犹太诗人来说，没有什么比通过诗性书写定义犹太性和形塑犹太人更具有历史意义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美国犹太诗学史上，犹太诗人对犹太人的形塑是在对他们的现代诗学导师对犹太人形塑的颠覆中实现的。具体说来，就是在与以艾略特和庞德为代表的具有不同程度反犹倾向的美国现代派诗人的较量中实现的。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考察一下美国现代派诗人对美国犹太人刻板形象的生产策略。巧合的是，艾略特等美国现代派诗人竟然也是在都市漫游的叙事策略中完成对犹太人的异化的。[NextPage] 从第一圣殿被毁，“犹太人就一直处于流动状态”（马丁·吉尔伯特1），“犹太人在以色列以外的地方散居就一直是一种永恒的现象”（徐新36）。17世纪50年代，犹太人开始流散到北美洲，到1776年美利坚合众国建立时，犹太人已经在北方的纽波特、纽约、费城、南方的查尔斯顿和萨凡纳等五个城市形成了规模不小的聚居区。此后，从1881一19肠年，美国更是始料不及地接纳了大约80万“前现代和前工业化的犹太人，’（DuPlessis136）。对于蜂拥而至的犹太人，漫游在1904年的纽约街头和“东区贫民窟”以及“犹太电影院”的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1843一1916）忧心忡忡地称之为“希伯来对纽美国丈学约的征服”（James126）。①（①1870年，旅欧归来的詹姆斯作为美国都市漫游者的身份书写的美国风景和美国人的见闻刊登在《民族》（Natjon）杂志上。这些文章后来收录在《美国景象》（刀记凡斤记对-留ns望能）中。总体说来;居姆斯对阔别已久的祖国非常失望。詹姆斯在《美国景象》中记录了他在纽约东区的游历以及他对纽约聚集的少数族裔的矛盾心理.James，Henry.The乃厅Ierican交ene.1907.Ed.LeonEdel.Bloomington：IndianaUniver-sityPress，1968.对詹姆斯这一矛盾心理的解读，可参见莫里斯·迪克斯坦的《途中的镜子》，第32一33页。）与亨利·詹姆斯同样优心忡忡的还有美国现代诗歌的两大巨攀：艾略特和庞德。他们在自己的一系列诗歌中均以美国都市漫游者的视角浓墨重彩地描述了一番在美国纽约都市中的犹太漫游者。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都市漫游叙事策略成为异化犹太人的诗歌书写策略。收录在艾略特诗集《诗歌1920））（P匕ems1920）中的“小老头”（Gerontion），“斯威尼在夜莺群里”（SweeneyAmongtheNight-ingales），“带着导游手册的伯班克：叼着雪茄的布莱斯坦”（BurbankwithBaedeker：BleisteinwithCigar）等都是这一着力描述的代表作。克里斯多弗·里克斯（CristoPherRieks，1933一）曾在《艾略特与偏见》（T.5.EliotandPrej“dice，1989）一书里专章讨论了艾略特反犹的“肮脏的笔触，，（qtd.inDuplessis143）。当然，里克斯客气而委婉地认为艾略特对犹太人生活中的某些方面有反感是出于文化上的原因，而非种族主义的歧视。然而，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和目的，艾略特等现代派作家的原始想象已经成为纽约街头的日常活动。正如索尔·贝娄（SaulBellow，1915一2005）一针见血地指出：“19世纪诗人的梦想污染了纽约从大城镇到市郊的精神氛围”（转引自莫里斯·迪克斯坦40）。具体到犹太人问题，“犹太人不仅在现实生活中遭受凌辱和迫害，即使在文学作品中也未逃出反犹主义者的丑化和诅咒。犹太人似乎已成为一种‘原型’—邪恶、丑陋人或事物的代名词”（乔国强2008：9）。换言之，在美国诗人的“异托邦”文化想象中，在他者镜像的扭曲下，在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记忆的透视下，犹太人在文本中被再次“放逐”，再次“边缘化”了。用布鲁姆（川lanBloom，1930一1992）的话说就是，犹太人的不幸命运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的“外在性（foreignness）所致”（141）。①（①事实上，犹太人被文本异化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写作策略。从莎士比亚的《成尼斯商人》开始，夏洛克这一放贷者的犹太人形象就复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参见布奋姆：《巨人与侏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14任-160页。在历史语境和文学作品中被异化的犹太人形象在乔臾、狄更斯、马克·吐退等英美作家的作品中都有表现。详见乔国强：《美国犹太文学》，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8一n页;乔国强：《从（雾都孤儿）看狄更斯的反犹主义倾向》，《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2期，第63一67页。）“小老头”是（（诗歌1920》的开篇诗，一位一生一事无成，陷人沉思回忆中的垂垂老者坐在“朽烂的房子”中，喃喃自语：“我的房子是一所破败的房子，窗台上蹲着的那个犹太人，是房主，/是安特卫普小馆子里滋生出来的，/在布鲁塞尔挨人臭骂，在伦敦被人家补了又削。头上那片地里的那头山羊夜里就咳嗽;岩石、苔鲜、石葱、铁、粪球”（辜正坤727一728）。诗行不但在内容，更在文体变异中异化着犹太人。“And the jewsquats on the window sill，the owner，/Spawned in some estami-net of Antwern’’中“iew”首字母小写是艾略特保持了多年的书写习J质，这个语像变异似乎无声地告白着艾略特意识深处对犹太人“小写”的倾向;“sPawn’’一词多义所产生的歧义更仿佛使读者看到了又小又多、如鱼卵般聚集在一起的犹太人。而“破败的房子”、“岩石、苔醉、石葱、铁、粪球”共同构成的语境更是仿佛为我们描述了一幅犹太人与生俱来的肮脏、混乱、卑微的生活场景。同样收录在《诗歌1920》中的“斯威尼在夜莺群里”与“带导游手册的伯班克：拿雪茄的布莱斯坦”被艾略特自认为是“高度严肃的”（intenselyserious）、“在我所写的[诗歌」当中最好的”（Eliot1988：363）。艾略特笔刀斧砍凿出一个人间的动物园，人如野兽，极具夸张之态。带导游手册的伯班克作为从美国来的旅行者在意大利见证了一群如浮萍般飘零的犹太人。在这个古老的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单纯的美国人伯班克陷入了一位所谓的威尼斯“公主”性感与文化编织的温柔陷阱。然而，透过如《荒原》一样细密编织的西方文明衰落、人性的堕落等艾略特的经典主题，这首诗歌的深层建构和含义中还嵌人了丰富的犹太所指和犹太隐喻.伯班克是被动的、毫无生气的都市的观察者，与他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另一位旅游者—布莱斯坦：[NextPage] 但是这种或是那种是布莱斯坦的方式：
一双松弛地弯曲的膝盖
和肩肘，手掌翻转着，
芝加哥犹太维也纳人。
一个毫无光泽突出的眼睛
从原生动物的枯液瞪视着
从卡纳莱托的视角。
未来的冒烟的蜡烛
暗弱。曾经在瑞阿尔托桥
老鼠在建筑物下面，
犹太人在地的下面。
钱在皮衣里。船工笑着，
沃奋潘公主伸出
一只瘦弱、蓝色指甲，结核病的手
爬上水梯。光，光，
她取悦着费迪南德·
克莱恩先生。（Eliot1969：42一43）
这首诗中呈现的人物关系十分有趣，两个身世背景、经济地位以及人生经历不甚相同的犹太人，和一个周旋在他们中间的性感妓女。这两位犹太人，一位是美国新移民，“芝加哥犹太维也纳人”，一个似乎还未充分进化的“原生动物”;一位是已经在欧洲飞黄腾达的英国犹太人，“费迪南德·克莱恩先生”。艾略特塑造这样两位犹太人可谓是用心良苦。一方面，这两个犹太流散史中的典型人物分别被放置到美国和欧洲历史和文化差异的镜像之下，互相审视、互相参照，从而形成了宏大的西方文化和历史框架下的犹太人双重文化身份的写照;另一方面，这两个犹太人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的烙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富裕和贫穷阶层的划分对于犹太人也不例外。看来，艾略特对于一个争论也颇感兴趣，这就是：贫穷的犹太人带来的瘟疫和疾病对西方文明的威胁和富有的犹太人对西方世界经济命脉的操纵哪一个威胁更大?不过，他并没有试图给出一个二选一的答案。就像这两个犹太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患有结核病、也可能还患有梅毒的妓女“沃鲁潘公主”一样，在艾略特的眼中，他们没有本质的区别，无论是富有还是贫穷，也无论是欧洲犹太人还是美国犹太人，他们都是连老鼠不如的、在“地的下面”的犹太人。艾略特诗歌中的犹太人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游荡在西方现代都市中的可怕的幽灵，他们在艾略特的笔下变得面目狰狞，身上散发着可怕的腐朽的气息。这群无家可归的都市的游魂成为整个西方文明的对立面和污染源，“他们被看做罪犯、骗子”，他们“粗俗、好斗、不诚实，像寄生虫”（DuPles-515149）。他们不是某个个体，而是一个被物化、被妖魔化、被群体化的抽象的概念。[NextPage] 庞德的犹太人异化策略与艾略特如出一辙。在庞德的眼中，犹太人是“最终的污染”（ultimateeontamination）（Casillio327）。庞德认为犹太人是没有记忆和历史的民族，而他对于处于这种流散状态的民族历来深恶痛绝。庞德对犹太人放高利贷的做法更是无法忍受。①在那本堪称庞德反犹主义的百科全书式的研究《魔鬼的谱系》（①庞德对犹太人放高利贷的做法深恶痛绝，他于1940年在罗马的定时广播演讲中，特别提到最令人不堪的高利贷者是犹太人，特别是那些掌握着巨大财富，却以放高利贷的方式牟利的犹太人。详见晓柳编：《历史深处的对话》，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庞德还在《诗章》第45章中，从宗教角度为放高利贷者定罪。）（The Genealogy of Demons，1988）中，罗伯特·卡西洛（RobertCasillo）指出，庞德把阳具中心论/逻辑中心论跟被阉割、居无定所的犹太人相提并论。他还进一步指出：“庞德之所以转向法西斯主义，是因为他不仅对非确定性……具有一种极度恐惧，而且他认同法西斯主义的核心欲望，那就是把非确定性从社会生活中清除出去……在庞德的作品里，这种可怕的非确定性的最终代表就是犹太人”（265）。由此，不难看出，无论是在艾略特还是庞德的诗歌世界中，游荡在都市中的犹太人都是在概念化的诗歌策略中被文化形塑的西方世界的“替罪羊”。
对于詹姆斯、艾略特、庞德等深受欧洲文明和文化熏染的现代派先驱和巨攀来说，纽约这样的新兴城市应该是“所有城镇的明天”，理应成为“一个乡村化了的乌托邦”，就如同惠特曼诗歌中的城市一样（迪克斯坦23）。然而，当他们用一个欧洲人的眼光审视这个阔别已久的祖国的最大城市的时候，他们惊异于这个都市在他们缺席的时候产生的“暴烈的生活”，惋惜于这个城市失去的“恬静的距离”（James78）。他们作为都市漫游者的高度复杂的心态驱使他们为失去的“乌托邦”寻找一个理由，而这个理由就是当时被历史的潮流推向了这个都市的犹太移民。当詹姆斯身处“活生生的俗语的受刑室”，听到他无法辨识的“未来的口音”时，语言的巴别塔带给他的恐惧和恼怒是可想而知的。犹太移民成为詹姆斯之流心中失落的都市乌托邦的不可饶恕的理由。（James78）
四、美国犹太诗人在都市漫游中重塑犹太人
自从美国犹太女诗人艾玛·拉扎勒斯（EmmaLazarus，1849一1887）在《新巨像））（The冲、COlossus，1883）中呼唤着“到我这里来”开始，美国犹太诗人的诗歌就不时闪过犹太都市漫游者的形象。雷兹尼科夫、朱可夫斯基、亚卡伯·格拉斯顿、哈维·夏毕洛、塞德曼等都分别在诗歌中形塑过犹太都市漫游者的形象。事实上，美国犹太诗人就是一群美国都市的漫游者，他们既是波德莱尔所定义的“都市文化的涉人者、反思者和中介者”，也是本雅明的都市文化的“共谋者”。他们生来既是“内人”也是“外人”。这种既在家又不在家，既在场又缺席的文化身份使他们似乎成为上帝选定的都市漫游者。事实上，重要的美国犹太诗人都或长或短地在美国纽约等大都市生活过，有些甚至终生生活在美国都市之中。有趣的是，这些诗人都不约而同地汇聚纽约，并把这个光怪陆离的现代化大都会作为建立诗歌阵地之所。在美国当代诗歌中，出现过以弗兰克·奥哈拉（FrankO，Hara，1926一1966）为代表的“纽约派”诗人，“他们的诗歌都不同程度地融人了纽约这个大都市的特征和氛围;从不同侧面表现了纽约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特殊的人文景观”（王卓139）。美国犹太诗人与“纽约派”诗人一样，也是一群徜徉在纽约街头的漫游者，他们之所以没有被以地理名称命名，恐怕是因为他们的种族身份才是人们界定他们的首当其冲的条件吧。
应该说，人们潜意识中的这种衡量犹太诗人身份的条件是不无道理的。犹太身份的确赋予了他们的都市漫游某些独特的视角和书写策略。犹太人是天生的漫游者，他们在漫游中求得了生存的空间。在《创世记26：巧一31》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了一口活水井。基拉耳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抢水井。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色”，即“相争”的意思。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争抢，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即“为敌”的意思。以撒远离了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抢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河伯”，即“宽阔”的意思。雷兹尼科夫富有哲理性地阐释道“……我父亲，亚伯拉罕，和他的父亲，他拉，流浪/远方;/大地是宽广的，/当他们昌盛了，他们的子孙有望兴旺”（qtd.inOmer165）。犹太诗人独特的身份意识和对漫游富有历史维度的理解使得他们如波德莱尔的漫游者一样，所要探求的是所处时空的现代性和实践意义，并试图在“时尚中萃取历史风尘的诗篇”（Baudelaire402）。身处美国现代都市的氛围中，却带着厚重的历史烙印的美国犹太诗人，在看似漫无目的的游荡中，审视的却是现代与历史、民族性与现代性的都市呈现。雷兹尼科夫的很多诗歌都致力于这种穿越历史与现代的时空分界的呈现，而诗人本人则成为这一跨越的流动的主体。美国犹太诗人的特殊身份使得他们与所处的美国都市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空间关系：他们的身体在城市之内，精神却在城市之外。这决定了他们与都市主流氛围的格格不人，以及他们观察点的边缘化。
当视线掠过了浮华的都市的表象，美国犹太诗人聚焦的是这个空间中另一个角落和群落。在都市中生活，却远离都市文明的人群往往成为犹太美国诗人的写作的聚焦点，擦皮鞋的男孩、街头揽客的妓女、鞋匠、乞丐等等形象都随着抚太美国诗人的漫游者的观察视线走人了诗歌。这倒是在不经意间实现了艾略特曾经苦苦寻求的诗歌理想：“我想首先我从波德莱尔学习到更多有关现代都会的粗鄙的下层，以及如何将污秽写实与魔幻缥缈融合起来，如何将事实与幻想并置参照。……我试图在迄今视为不可能的层面，诸如荒芜颓败、乏味平庸的事物，去发掘新诗的来源……事实上，诗人之职责即在于将平凡人诗”（Eliot1965：126）。艾略特在有意识的美学追求中刻意实现的东西却是犹太诗人骨子里天生的东西。[NextPage] 雷兹尼科夫与亚卡伯·格拉斯顿都曾经着笔于纽约底层犹太移民的生活，前者的主人公是犹太鞋匠，后者的主人公是犹太擦鞋童，不知这是一种机缘巧合，还是两位诗人英雄所见略同?雷兹尼科夫的这首诗歌往往被作为“客观主义诗学”的代表作：
鞋匠坐在地窖的灰层中在他的长凳和缝鞋
机的旁边，他的铅黑的大手，指甲磨得又平
又宽，忙着。
穿过在他的窗户旁的人行道的栅栏，纸屑和尘土正
年复一年地落下。
晚上遗越节将开始。洒满阳光的街道变得拥挤。这个
鞋匠将看到那些人的脚走过
栅栏。
他要做一双鞋他就要做完了。
他的朋友走进来，一个长长长的黑胡须的男人，穿着破旧的脏
衣服，但穿着新补掌新擦拭的皮鞋。
“外边很美，世界真的很美。”
一罐鱼正在火炉上炖着。水不时地煮沸溢出
发出嘶嘶声。鱼的香味弥漫着地窖。
“现在公园一定很美。吃完鱼我们到
公园走走。”鞋匠点头。
鞋匠加紧做最后一双鞋。罐子在炉子上
沸腾着发出嘶嘶声。他的朋友在地窖中走来走去
穿着新补掌新擦拭的皮鞋。（Reznikoff63一64）工作着的鞋匠勤劳、沉默、虔诚，既饱尝着都市生活的艰辛，也享受着生活的简单的快乐。鞋匠和友人对犹太教的笃信使得他们在琐碎而毫无优雅与美感的都市底层生活和劳作中看到了自然的美和神圣，并在一餐饭、一双补了掌的鞋以及一次饭后的漫步中享受到了生活的乐趣。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诗中的犹太人已经与他们栖身的都市以及城市的现代都市氛围达成了“独自和解”。尽管这首诗体现着雷兹尼科夫所倡导的“真实和客观”（sineerityandobjeetifieation）诗学原则，但有一点不可忽视，那就是这首诗中还有一个隐身的叙述者，也就是在纽约漫游的诗人观察者。他没有到纽约的名胜去凑热闹，而是选择一个极端个人的“活动地图”，到了纽约犹太人聚居地的地窖当中。起初，这位诗人漫游叙事者的态度是超然的、隐蔽的、不动声色;然而，很快地，他的注意力就被这位在沉默的劳作中享受生活的鞋匠所感染了，自己也仿佛被煮鱼的香气包围起来，融人了鞋匠平静却不乏快乐的地窖生活之中。[NextPage] 与雷兹尼科夫不谋而合的是另一位犹太诗人亚卡伯·格拉斯顿。他的“擦鞋童、鸟、上帝”一诗也从一个纽约都市漫游者的视角书写了一个擦鞋童：
春日的太阳迷茫如他头脑中的一首爱歌。
他污浊的手抚弄着一只无声的黑鞋。
黑鞋有眼晴，一个金发的头，和一只长筒袜
黑色丝质的。
他是年轻的。天是好的。街道是明亮的。
地面是石头的。狭窄的工作间是寒冷的。
冰冷的擦鞋凳闪耀着闪亮的黄铜
和大理石的蔑视。
蠕虫不爬上布满灰尘的箱子，
但在男孩开阔的蓝眼睛里。
一个想法迂回在他红色的头发下—
该有多么愉快啊如果不是一只蠕虫而是
一只鸟儿今天跳进来，
一只金绿色的长着精巧的嘴的鸟。
这个简单的春日—想法爬上
工作间绿色的分叉的梯子一直到年轻人的上帝，
爬上去用粗短的手楼住上帝的脖子。
年轻人的上帝—一个可爱的灰白胡子—亲吻了他的想
法抚慰他。
无聊的纽约人不会相信
年轻人真的看到金绿色的鸟儿
用他轻巧的嘴啄起石地板上的碎屑。
年轻人的心由于喜悦而膨胀，他的眼睛湿润了。
这不是着迷的辛巴达摩擦粉希望之戒。
在狭窄的工作间一只污浊的手雍爱着抚慰着
一只沉默的黑色皮鞋.（Glatshteyn21）[NextPage] 诗中擦皮鞋的年轻人一头“红色的头发”基露了他的波兰犹太人身份，而他手中擦拭的皮鞋却有“一个金发的头”，于是皮鞋在鞋童的幻觉中呈现出体面的纽约中产阶级的典型特征。作为典型的“内省派”诗人（introspeetivistpoet），亚卡伯·格拉斯顿注重的是寻找到真实的、精确的、琐碎的现代生活的表现与诗人的敏感交织碰撞的瞬间发生的奇妙的转化。诗歌中擦皮鞋的犹太年轻人在现实与幻觉中体验着纽约都市的生活和氛围，并在迷离中实现了与上帝的神交。在擦鞋的男孩的幻觉中，诸如世俗与神圣、接受与抗拒这样种种复杂的情感如潮水般涌向了他本不复杂的头脑，使他在平庸而卑贱的世俗生活中悄然地体验到了超越的神圣，也发泄了对“无聊的纽约人”的不满和抗争。这首诗中的都市漫游叙述者不但捕捉到了现实生活中的犹太人的生活瞬间，更以都市漫游者特有的在现实与虚幻之间游走的便利进人了他们的思想世界，并在现实与理想、真实与虚幻之间自由穿梭，从而把犹太人从看似卑微、琐碎的现实生活中引领到了一个崇高、美好的理想的境界，并最终完成了对犹太人刻板原型的颠覆。
两首诗歌同样是从冷静地保持着某种距离的都市漫游者的视角来呈现纽约都市下层犹太人的生活。而两首诗中出现的纽约犹太人形象与艾略特与庞德诗歌中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似乎是美国犹太诗人对异化的犹太人形象的某种程度的回应、对抗和重塑。两位诗人选择了与艾略特相同的都市漫游者的观察视角，又出于不同的原因聚焦于相同的犹太人族群，却形塑出截然不同的犹太人形象。在两位犹太诗人的诗歌世界中，两位与鞋打交道的犹太人体面、干净、愉悦地生活着，虔诚地敬畏着犹太传统和宗教，并充满智慧地“微妙抵抗”着“无聊的纽约人”的漠视和歧视。
与詹姆斯、艾略特和庞德一厢情愿地把纽约作为失落的“乌托邦”不同，美国犹太诗人在他们的诗歌书写中构建的是一个心理的“异托邦”，并巧妙地使这一构建策略成为犹太诗人重要的表述策略之一。同时，两个不同的种族群体的代表诗人们也在都市漫游的策略中不断地形塑和重塑、建构和颠覆着犹太人和犹太民族。在这场关乎犹太民族的形塑的较量中，都市漫游作为叙事策略成为文化的推动力和能量的发射场。
五、结语
在叙事学理论的审视下，古老的都市漫游概念呈现出迷人的空间叙事的力量，而与犹太诗学的结合又使得这一叙事视角突破了空间叙事的范畴，具有种族和文化的多元叙事维度。在反犹主义观念的驱使下，艾略特等人从都市漫游者的视角对漫游在美国都市中的犹太移民的异化和疏离进行了描写，美国犹太诗人同样从都市漫游的叙事视角对犹太人的重塑过程进行了描写，两者的比照生动地呈现出了这一叙事策略的兼容性、多元性和互动性，从而从真正的意义上实现了米克·巴尔所希望的把叙事作为“文化表达模式”的理念。
作者简介：王卓，济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美国诗歌和美国女性成长小说研究。
（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