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剑峰 

“左联”的后人在7位“左联”常委肖像前拍了一张全家福

创造社成员（左起：王独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

　　3月1日晚7点，多伦路201弄2号的上海“左联”纪念馆迎来了20多位老人，他们都是80年前“左联”主要成员的后人。在当年召开“左联”成立大会的房间里，20多位老人拍了一张“全家福”，夏衍之子沈旦华，冯雪峰的子女冯夏雄、冯雪明，郭沫若之女郭平英，周扬之子周艾若，丁玲之女蒋祖慧，田汉之子田大畏，胡风的女儿张晓风等都到场了。[NextPage]

冯雪峰一家和鲁迅一家

　　在“左联”成立的小房间内，黑板、讲台、长凳依然如故，一面墙上挂着当年7位“左联”常委的肖像。二十多位老人在这栋小楼里的每一个陈列室，寻找父辈的踪迹和音容笑貌。沈旦华来“左联”纪念馆四五次了，他指着一张父亲夏衍的合成照片挑起了“毛病”，“父亲从来没穿过立领的打领结的衣服。父亲年轻时候是帅哥，你都想象不到父亲有一半的伊朗血统。” 冯夏雄、冯雪明姐弟俩在一张当年鲁迅和冯雪峰、冯雪明的合影前驻足，当年的冯雪明由鲁迅怀抱着，才几个月。

　　沈旦华在接受记者记者专访时感慨地说：“‘左联’一直是父亲心中的痛。‘左联’内部有太多不必要的争斗影响力了他的发展。”“在鲁迅那里，沈旦华的父亲夏衍和其他人被称为“四条汉子”，带有一定的鄙视色彩，“夏衍和鲁迅他们没有矛盾，‘四人帮’时期，他们查遍了30年代的报纸杂志，找不到一篇文章是关于夏衍和鲁迅的矛盾。”沈旦华辩护说。

　　尽管“左联”内部有那么多的矛盾，“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共同反帝反封建。其实不仅仅是‘左联’，就算是新月派、鸳鸯蝴蝶派等等，他们也都是爱国的，都是想要雪洗中国一百年的屈辱。”沈旦华对记者记者说，“这是进步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屠杀和日本侵略的本能反应。” 

　　“他批评周扬有错，但也说自己有错”

　　记者：你父亲对你谈起过“左联”的事吗？[NextPage]

　　冯夏雄（冯雪峰之子）：我是1960年从苏联回来，此前父亲很少讲这段历史。后来“文革”期间挨整的时候，父亲才讲得多一点。

　　记者：在后来，你父亲对这段历史有所反思吗？

　　冯：据我所知，他们这些人不太评论这段历史。有时候父亲会说，“左联”很多事情“左得很”。他批评周扬有错，但也说自己有错。

　　记者：在“左联”里，除了鲁迅，你父亲跟谁的关系最好？

　　冯：父亲跟柔石的关系最好，柔石是他的哥们，他入党也是父亲介绍的。在杭州读书的时候，柔石比父亲大一级。后来父亲没饭吃，还是柔石介绍去学校教书。柔石先到北平，父亲也跟着去，父亲想上北大，但没有办法上，只好拿别人的听课证去旁听。

　　记者：你怎么看你父亲和鲁迅的关系？

　　冯：他们是在1925年才认识的，柔石把父亲介绍给鲁迅认识的。由于父亲一直去鲁迅家，许广平都埋怨父亲，一天到晚找鲁迅聊天抽烟。他们的关系是师生又是朋友，陈望道说，鲁迅影响父亲，父亲影响鲁迅。鲁迅其实也感觉到，他跟中共的命运是同命运的，也就是中国的命运问题。鲁迅肯定也认识到，中国的命运在冯雪峰那一拨青年人那里，而这些人以共产党为主。我父亲在“左联”后期就离开上海去苏区，直到1936年才回来。我父亲回来之后，对胡风不是太满意，他原本是托胡风照顾鲁迅，反过来是鲁迅照顾胡风，因为胡风这个人个性问题。

　　记者：“左联”内部有很多争斗，你父亲是好斗的人吗？

　　冯：父亲的脾气极端不好斗，跟所有人关系很好。因为父亲1933年离开“左联”去苏区，回来之后是中央特派员，所以他很少参与“左联”内部论战。他从苏区带来中央的意见，反对“国防文学”，提出新口号，鲁迅支持，茅盾后来也支持。

　　“左联”之前： 革命文学论争

　　革命文学的前世今生

　　80年前成立的“左联”，其文学主张和政治实践其实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个文学组织里，左翼作家们维持了表面上的团结，用文字对付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

　　1925年的五卅惨案，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当中国的革命陷于最低潮时，许多作家甚至革命者试图以小说叙述为媒介来参与政治。王德威在《历史与怪兽》中写道：“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平凡的角色如何凭自身的力量来应历史的流变；这些角色身历的道德、情感或意识形态的考验，体现人与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除此之外，小说家更标举革命与爱情，并赋之以改革现实的使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革命与爱情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当时左翼文学的叙事的存在。

　　在1928年前后的无产阶级文学辩论中，鲁迅发现：“左翼作家其实无可救药地完全脱离无产阶级的实际生活。”但“左派”对这一现实论点进行了反驳，比如“创造社”的成仿吾就认为：“文学是时代的良心，文学家便应当是良心的战士。”所以只有他们的作品真正反映了社会情况。郭沫若更把作家的角色扩展到预言家，而最终成为革命者：“文艺每每成为革命的先驱，而每个革命时代的革命思潮多半是由于文艺家或者文艺素养的人滥觞出来的。”[NextPage]

　　李欧梵在《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中说，“（20世纪）20年代末，‘无产阶级文学’、‘革命文学’等口号开始出现。鲁迅与某些较为年轻的无产阶级文学爱好者之间的一连串激变，导致众多苏联理论家的作品被译成中文。多数的翻译由鲁迅自己执笔或赞助进行。”对于这段论争，香港中文大学王宏志说：“1928年爆发的‘革命文学论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政治史上都有巨大的意义和深远影响。它标志着左翼作家直接参与、干预以至控制现代中国文坛的开始。”

　　“左联”之始：鲁迅出街饮咖啡

　　1930年2月16日，鲁迅在日记上写：“午后同柔石、雪峰出街饮咖啡。”这次喝咖啡，鲁迅去了当时北四川路998号的公啡咖啡店开会，这次会议正式确定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1930年3月2日，“左联”在中华艺术大学召开成立大会，揭开19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新一页。

　　“左联”成立标志着左翼文艺界一次大团结的出现。“左联”成员具备双重身份，过着双重组织生活。除了文艺方面，“左联”很大部分活动都是政治性的，如集会、游行、贴标语等，这些活动都是跟共产党有关的政治活动。毫无疑问，“左联”在反击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和革命文学创造以及理论译介方面取得了不可磨灭的巨大成就。1931年，“左联”成员李伟森、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在参加一次共产党会议时被出卖，遭到国民党枪决，史称“左联五烈士”。鲁迅为柔石的遇难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

　　“左联”先后创办的机关刊物有《萌芽》、《前哨》等几十种，对于“新月派”、“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自由人”等文艺观点进行了批评。对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文艺政策，进行了批判和斗争。在创作方面，革命作家在左联刊物和其他进步刊物上发表了大量作品，如鲁迅的《故事新编》以及他和瞿秋白的杂文，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丁玲、张天翼、叶紫等人的小说，田汉、洪深、夏衍等人的剧作。在“左联”的培养下，涌现了沙汀、艾芜、艾青、蒲风、聂绀弩、徐懋庸等一批文学新人，成为上世纪30年代文坛上活跃的力量。当时的上海文坛基本被“左联”及其左翼作家所“垄断”。

　　“左联”之后：革命作家青春不再

　　“左联”的热潮在抗战前夕的1936年戛然而止，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这段城市的文学插曲也就此结束。到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作家作为一个独立人群和独立知识分子就此消失了。

　　对于“左联”解散，王德威说，“这一论述及创作的终止既代表国家及社会叙事风格的改变，也暗示革命话语的正确性受到越来越严密的监控。此外，这一论述的终止也标志着一代革命作家的青春不再。他们似乎越来越理解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愿意与‘历史’妥协。”1949年之后，左翼所渴望的“革命”在理论上大功告成，但一场又一场的权力斗争接踵而来，继续“革命”。

　　前年过世的知名学者贾植芳先生曾说：“‘左联’的负面影响一直在其后的历史中得不到彻底的清算，那种知识分子内部的‘内耗’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尤其是在建国后二十年里，鲁迅走了，当年那些追随他的一些人或与鲁迅关系比较密切的人就受到了迫害，如1955年的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1957年所谓‘冯雪峰、丁玲反党集团案’就株连了一大批‘左联’作家。”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