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鲁枢元

　　那将是逝去的英格兰

　　那些树影、草坪、小巷、

　　会馆、雕花的唱诗台。

　　还会有书籍；英格兰将继续

　　在画廊里逗留；但是给我们

　　剩下的只是混凝土和轮胎。

　　这是著名英国当代诗人菲立浦·拉金（Philip Larkin，1922-1985）在1977年写在《逝去了，逝去了》一诗中的句子。诗人叹息的30年前在英格兰逝去的东西，如今也正在中国的国土上急遽逝去：森林、草地、溪流、湿地，还有那旧时街巷民居、传统市井风情。以往的场景只能作为某种文化遗产保存在博物馆的图片里，现代人的生活中“剩下的只是混凝土和轮胎”。那可不仅仅是混凝土和轮胎，“轮胎”隐喻着气吞万里的汽车工业，“混凝土”表征着步步为营的房地产开发。“轮胎”的横行霸道荼毒了清新的大气，“混凝土”的四下倾注瘐毙了大地的生机。拉金的寥寥数行诗句已经再明了不过地揭示：地球生态已经严重失调，天地自然已经濒临死亡的边缘。

　　“自然之死”，是20世纪中期提出的一种说法，以后便不断得到论证与确认，代表性的专著有20世纪60年代美国女记者瑞秋·卡森（R.L.Carson）的《寂静的春天》，70年代末美国生态哲学教授卡洛琳·麦茜特（C. Merchant）的《自然之死》，80年代末环境保护主义理论家比尔·麦克基本（B. Mckibben）的《自然的终结》。在一个春天的早晨，人们突然发现，原先的自然已不存在，天也不是原来的天，地也不是原来的地，风雨也不再是原来的风雨，江河也不再是原来的江河，鸡鸭牛马也不再是原来的鸡鸭牛马，甚至一年之中的四季、一日之中的昼夜也开始发生颠倒、紊乱。正如麦克基本所指出的：“风的意义、太阳的意义、雨的意义，以至于自然的意义都已经与以往不同”，“我们已经改变了大气，于是我们正在使天气发生着改变，由于天气的改变，我们已经使地球上的每一个景点都变为人工的和虚伪的。我们使自然丧失了它固有的独立性，这使自然在根本上失去了它的意义。”

　　失去的不仅仅是作为人类外部世界的自然，还有人自身内在的自然。时下流行一种说法，进入21世纪后，中国人都沦落为“车房奴”，如若用拉金的诗句来表达，那就是我们已将自己的身心全卖给了“轮胎”和“混凝土”！或者说，“混凝土”已迅速地凝结了中国大众原本质朴的心灵，“轮胎”则以更快的速度取代了人们身体的自然运动。在“轮胎”与“混凝土”的双重作用下，人的内在的自然天性也已经大大改观。

　　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M. Scheler）在20世纪初就已经揭示：“作为生物，人毫无疑问是自然的死胡同。”已经拥有数百万年发展进步历史的人类，说起来仍然显得幼稚可笑：费尽劳苦、费尽心机、突飞猛进的结果，在貌似空前鼎盛的这个现代社会中，不但把“自然”送进了“死胡同”，也把自己关闭到了这个“死胡同”中——一条用“轮胎”与“混凝土”营造的死胡同。

　　是谁谋害了“自然”，把“自然”送进了死地？显然，人类难辞其咎。对于发生在人类文字记载的这段历史来说，似乎找不到第二个理由。惟一的“嫌疑犯”是人类，是人类引以为傲的文明，尤其是近300年飞速发展的工业文明。

　　面对濒死的自然，我们是否需要进行反思？文学是否应当进行反思？文学究竟应当如何面对人类的文明、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

　　在西方，在那些现代工业社会的策源地，或者说在那些率先“发达、进步”的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当那里的工业化运动刚刚启动之际，就同时有一批诗人作家如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卢梭、施莱格尔、爱默生、梭罗、惠特曼挺身而出，为自然抗争，为过往的节俭、宁静、质朴、悠雅生活的丧失大鸣不平，为人性的异化、物化大唱反调。他们的抗争曾经遭受到“主流社会”的厌恶与嘲讽，甚至被扣上“开历史倒车”，“反人类文明”的罪名。然而，他们却以文学家近乎本能的真诚与良知一再揭示人类文明的偏颇、时代高速发展的风险、社会进步中为多数人疏忽的漏洞。比起政治与经济，文学的力量毕竟是柔弱的。人类社会的进程并没有按照诗人们的文学想像实施，随着自然的濒危，甚至文学也面临终结。但这决不是“最后的斗争”，人们渐渐发现与自然的濒危接踵而来的是人类生存的危机，是为了拯救这一危机而迅速崛起的生态运动。在这一运动中，那些历来在自然中安身立命的诗人、作家正在成为新的时代——生态时代的先知。卢梭终其一生为之奋斗的是：在一个被人类文明败坏的堕落的社会中，如何守护人的天性，如何过上一种符合自然的生活；也就是如何摆脱那些人为的牢笼，如何走出那些自设的死胡同。在我看来，这也是文学应当恪守的精神，一种坚持着理想、超越了现实的文学精神，一种亲近自然、融入自然与自然同化的精神。

　　在中国文学史上最能够代表这种精神的就是陶渊明，陶渊明正是拥有了这种精神，才被称作“诗人中的诗人”，“诗界的传灯之祖”，陶渊明的精神几乎就成了中国传统的文学精神，受到历代诗人的推崇。遗憾的是近百年来，随着中国现代化步伐的日益加快，随着人们对于权力与物欲的热情日益高涨，“陶令不知何处去”，陶渊明以及由他代表的文学精神已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死去，甚至也已经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中死去。

　　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史中，还没有产生像卡森、梭罗、荷尔德林那样一心守护自然的诗人、文学家。在当前的中国，在这块后进的一心奔向四个现代化的国土上，文学界很少听到发自本土的守护自然的声音。曾经有过的海子、苇岸都已经在郁闷中死去。精神的扼杀是无形的。韩少功的《山南水北》问世，只不过对回归田园、融入山水表达了些无奈又无望的向往之情，轻佻、刻薄的刁难声便不绝于耳，甚至捎带上美国的那位梭罗，要一齐加以“解构”。夏虫不可言冰，对于那些一心向往现代物质消费、一心迎合时尚潮流、一心竞取个人进身之阶、已经不知简朴、散淡、清贫、旷放、自然、真率为何物的“时代娇（不是骄）子”来说，自然的天性反而成了“矫情”，朴素的理想反而成了“神话”。几篇唱反调的批评文章本不值得在意，但这种在濒危的自然面前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反而沾沾自喜的心态倒是值得让人忧虑。在中国20世纪以来的百年文学史、思想史中， 20年代曾丑化过一个辜鸿铭，50年代曾“毙掉”一个沈从文，但愿此类精神领域的浅薄与无知，不要在21世纪重复上演。

　　从生态学的系统理论看，天地自然与人的生存、与作为人的精神表征的文学艺术，三者之间存在着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甚至，面对自然危机，人的精神取向负有更大的责任。

　　舍勒在讲到“人是自然的死胡同”时，曾提醒人们还有一线希望：人类作为“精神生物”，作为能够“神化自身的生物”，“人就不仅仅是死胡同；人同时还是走出这条死胡同的光明和壮丽的出口，是原始存在能通过他开始了解、把握、理解和拯救自身的生物。因此，人同时具有双重特性：死胡同和出口！”在人类文明史中，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从来都有一些人在这道死胡同中徘徊摸索，寻觅着走向本真澄明之境的出口。这些人多半是一些“素朴的人”，是诗人或富于诗性的人。[NextPage]

　　面对自然濒危，诗人的价值和意义应该得到重新评估。海德格尔曾把这个自然濒死、人性沦落的时代称作“贫乏的时代”，有时也把它称作“危险的时代”。他坚信“哪里有危险，哪里也有拯救”，而拯救的希望正在“贫乏时代的诗人”。“贫困时代里作为诗人意味着：吟唱着去摸索远逝诸神之踪迹。”按照金岳霖先生在《道、人与自然》一书中的解释，汉语文化中的“自然”，既是天地自然，也包括人性中的自然，几类于西方的“神”。诗人们吟唱着去寻觅远逝的诸神的踪迹，就是在寻觅自然、呼唤自然、守护自然，为濒死的自然招回远逝的灵魂。

　　面对自然濒危，我建议我们的文学家读一读金岳霖和冯友兰，他们既懂中国，又懂西方，既有思想，又有诗情。他们的书中常常流露出关于人与自然的大智慧。金岳霖先生提出三种不同的人生观：素朴人生观，英雄人生观，圣人人生观。三种人生观的区别在于它们对待自然的不同态度：素朴人生观是一种顺从自然的人生观，“就他的环境和同胞的方面来说，他对于他们要求甚少，因此他也不可能为他们所牵累。”它是素朴的、混沌未开的、天人未分的，人与自然合而一体的，更接近于童真、童趣、人类的童年。英雄人生观则是一种“内与外”“物与我”高度分化了的人生观，人已将自己游离于自然之外，将外部世界看作自己的对立面，自己要征服的对象。这样的人胸怀大志、能力高强、富于心计、意志坚定，有时近乎冷酷无情，为了事业的成功不畏艰险、不怕牺牲。这样的人勇于改造世界、推动历史前进。在人类社会进程中，英雄人生观虽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毕竟不过只是人性中的一个方面。圣人人生观类似素朴人生观，却又超越了素朴人生观，那是人们以“高级的沉思和冥想”获致的结果。拥有圣人人生观的人不但摆脱了自我中心，也摆脱了人类中心，重新与天地合契，与自然和谐，他们可能拥有权利，却不误用权利；可能拥有财富，却不误用财富，拥有知识但不误用知识；拥有智慧，更不滥用、误用智慧。他们平和地对待自己的命运，追慕的是心灵的宁静、洁净，社会的安定、和谐。他们的生活可能是清贫的，但并不缺乏幸福与诗意。说是圣人，其实并不处处炫耀圣人的光环，看上去却和你平凡的邻居张大爷、李二婶一样。冯友兰先生则把人生分为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划分的原则，也是看其对待自然的态度。最高的是天地境界，在此种境界中的人，除了了解人类社会，还了解宇宙自然，深知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行为，不仅与社会有干系，而且与宇宙有干系。“人虽只有七尺之躯，但可以‘与天地参’；虽然寿不过百年，而可以‘与天地比寿，与日月齐光’”。冯、金二位哲人全都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来审视人与自然的。

　　回望人类走过的历史进程，在即将来临的“生态时代”，那些崇尚自然、吟唱自然的诗人，那些崇尚自然同时又在对抗、批判着人类文明的诗人，那些批判着人类文明同时又不得不悖逆历史发展向往着退隐、回归的诗人，已经获得新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获得重大的历史意义与时代意义。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决不仅是一种闲情逸致，那还是人类渴望在精神上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心境，是一种在诗意中栖居的生命存在方式；梭罗在瓦尔登湖上的守望也不只是对湖光山色的迷恋沉醉，那还是发自人类天性幽微之处对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思，是对于人类前途、人类最高幸福的憧憬。

　　当然，这里所说的不仅仅是那些写诗的人，而是一种诗意，一种清淳的文学精神。是否可以这样期待：到了葱茏的诗意滋润了人类中大多数心灵的时候，人类文明或许将获得新生，人类社会或许走上一条更为和谐的发展之路，自然也就有救了。

　　（编辑：魏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