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诗的姿态即是诗人的类型。当代诗歌场域中存在着两种高度自觉却最终导向显著肖像化的创作姿态。

他们看似分属灵感与智性的两极，实则共享同一种深层逻辑：通过对“诗歌”这一概念的某种绝对化界定，来构建一个安全的主体位置，从而系统性地回避与“现实”——充满他者、苦难、历史债务与伦理要求的具体世界——进行正面、危险而真诚的遭遇。他们的写作，最终都可能沦为一种体制化的、自我循环的话语生产，区别仅在于所供奉的神祇不同：一者为“缪斯”，一者为“技艺”。

第一种诗人，可称之为“缪斯女神的囚徒”或“神圣幻觉的囚徒”。他们将“诗是他者”这一关于语言本体和欲望结构的现代命题，悄然置换为一种浪漫主义遗绪与神秘主义结合的个人神话。

在这个神话中，“诗”被绝对化为一个超验的、至高无上的“缪斯”化身，而写作则被戏剧化为一场向此神圣彼岸献祭的苦行。诗人以“圣徒”或“祭司”自居，其全部的真诚与激情，都倾注于维护这一垂直的、通向绝对价值的通道。

这种姿态赋予其存在以强烈的悲壮感和使命感，代价却是对水平维度上的“当下性生存处境”与“残忍现实”的有意视而不见。现实中的血污、不义与复杂性，在其神圣叙事的强光下，要么被蒸发为抽象的“苦难”背景板，要么被直接视为不值得圣洁诗笔沾染的“尘垢”。

他们的“愚昧”并非探索的谦卑，而是一种策略性的自我蒙蔽，是沉浸在自我感动的主角光环里，将对具体伦理责任的放弃美化为对艺术纯粹性的坚守。他们的诗歌语言往往悬浮于高空，充满宏大的象征与抒情，却缺乏具体经验的重量和地面的摩擦感，成为一种精致的、空洞的灵性修辞。

第二种诗人，他们同样信奉诗歌的自足性，但将其理解为一种在符号与知识内部实现的完美闭环。他们将“诗是他者”诠释为语言能指链的无限游戏与文学传统的自我指涉，从而将诗歌的疆域严格限定于文本的内部关系、修辞的复杂技艺与庞大的中西方诗学知识互文网络之中。

在这里，诗人扮演着冷静的“智者”或“百科全书派”角色，其权威建立在对传统的熟稔、对形式的精确掌控以及对智力优越感的展示之上。他们以“不触及现实”为傲娇，视其为美学纯度的标志，认为诗歌的本质就在于对自身媒介的反思与操演。然而，这种“自行自足”是一个精妙的幻象。因为支撑其写作合法性的整套知识体系、审美标准与价值判断，深度嵌入并依赖于学术、批评与出版构成的诗歌体制。

他们的“不触及”现实，恰恰是由体制所默许乃至鼓励的一种安全姿态。写作由此变成一种高级的智力体操，核心技能在于精准地掌控与各种现实议题之间的“距离感”——既不过近以致沾染“社会学”的嫌疑，也不过远以致丧失当代性——从而在体制的审美光谱中占据一个优雅且稳固的位置。他们游刃有余，因为他们熟练掌握了体制内的游戏规则。

最终，他们的创作非但没有形成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性疏离，反而因其对复杂现实的结构性沉默和对形式趣味的排他性专注，不自觉地成为了驯化、诱导、规训诗歌感知与趣味的工具，巩固了将诗歌局限于文化装饰性功能的既定秩序，从而实现了体制所需的隐性引领。

这两种路径，表面背道而驰，内里同构互补。他们都通过将“诗歌”本质主义化（要么是神性体验，要么是语言本体），成功地将“诗人”主体从沉重、麻烦的生存与历史关联中抽离出来，安置在一个被崇高化或专业化的安全飞地。“圣徒”以献祭世俗来确证神圣，“智者”以剥离现实来成就纯粹，他们共同分享着一种逃避的自由。

他们所逃避的，正是诗歌最艰难的现代使命：不是作为通神的管道或自治的符号，而是作为一种在语言内部直面并转化“他者” 的伦理实践——这个“他者”，既是语言自身不可控的陌生性，更是历史与现实之中那些具体的、受伤的、沉默的、亟待被辨认和言说的生命与真相。

这不难鉴定，具体到当下的诗歌现场，诗歌的神圣光环与智识游戏早已沦为体制化生存的精明策略。请问，这算不算汉语新诗创立的生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