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斯特凡·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曾写道，任何认为跟自己是同时代（contemporary）的人都是搞不清楚状况。以马拉美那令人头晕目眩的标准而言，这话说得并不算晦涩，但还是相当难以理解。然而在它格言式的简洁中，在它所知多于所言的姿态中，这句话或许能帮助我们对当代的此一观念稍稍多一点了解。
我想提出的是，当代小说并不仅限于近期或当下的小说，也不限于出现在我们称之为现代的东西之后的小说。它是我们自己这个时代的小说，跟我们同年龄的小说。这通常不是真的指出生日期，尽管这里的数字也不失为一种开始描出一个轮廓的方式。本书中我花相当篇幅讨论的十四位作家中，有九位年纪比我大；八位仍然在世。他们的出生日期从1906年（贝克特）到1959年（温特森）。我自己出生于1936年，差不多正好位于中间，而这个年份恰好也是本雅明那篇关于讲故事的人的文章中的“今日”，不消说，这当然不是我刻意计划的。
但我们自己这个时代的小说包括了大量我们不可能都读过的材料，更不用说对之下笔写评论了。如果“当代”要有任何建设性的意义，就必须意指某些为我们定义了或聚焦于这个时代的东西，它似乎塑造了我们时代的面目，或者形成了这时代了解自身的方式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马拉美的那句话在此可以提供非常有用的警告。在那句话的各种可能的翻译或演释中，包括了：自认赶得上时代的人就是落伍了，或者自认了解时代的人根本不知道今夕何夕。宣称跟自己是同时代的人，让你失去了如此宣称之前可能有的任何可信度。
当然，真正跟我们同一时代的不是那些作家，而是他们的作品。时钟上真正的时间是我们初遇这些书的时间，是它们进入并改变了我们的人生、变成了我们的一部分的那一天、那一瞬。时间也包括了我们阅读这些书的方式，包括了理由和心境，包括了背景，以及我们的习性或兴趣的季节。我嗜读小说成瘾，像是偷来的乐趣，同时我读小说也是为了吸收资讯，就像我看晚间新闻一样。我爱沉默之子，但我也花许多时间与言辞之子相处。由于自从学会认字以来我就一直在这么做，它在我脑海中建立起了一个个世界，而在我认为自己所知的事物之中，小说必然占了很大的分量。我不认为这使得我的知识仅是如小说般虚构，但的确让它变得不直接。
我也为写书评而读了很多小说，但我不确定评论者跟书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一定得不同于偷乐趣的贼与书本之间的关系。我的感觉是——也许受限于我不愿意去想的东西——写书评让你偷取乐趣还有钱可拿，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完全无法抗拒的借口，让你可以不必去做任何其他的事。写书评，就我所认知和试图实践的，是要尽可能让读者感受到读那部作品是什么感觉，然后他们便可开始自行加以判断；同时也在篇幅允许的范围之内，推测这部作品指向何方，它的世界观是什么样子，以及我们为什么要在乎它。“差别何在？”这是德曼流畅有力地讨论过的问题，而“谁在乎？”则是另一个好问题。知道它是不是修辞性的反诘，以及是或不是又有什么意义，是很有帮助的。
我的阅读岁月包括了，举几个随机但颇有重量的例子，等不及要看到托尔金写出《魔戒》的完结篇，以及梅文·皮克（Mervyn Peake）“戈门卡斯”（Gormenghast）系列小说的最后一本（令人失望）；深深着迷于劳伦斯·杜瑞尔（Lawrence Durrell），之后则完全读不下他的作品；在巴黎发现了其他当代的英国小说家（威廉·戈尔丁、艾丽丝·默多克、安东尼·鲍威尔），可能是受到当时我不承认的想家之情所影响；一头栽进福克纳（《沙托里斯》），让我魂不守舍地过了一个星期，并感觉到我第一次真正懂了小说是什么。我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发现了博尔赫斯，此后他的身影就一直出现在我所写的大部分文字中，也是他引导我去读了更多拉丁美洲或其他地区的作家。有一段时间我读了很多科幻小说，不过现在热度已稍有减退。从有记忆以来我就一直爱读悬疑小说，现在依然如此，来点蛛丝马迹或来具尸体，总能让我燃起兴趣。
差不多在博尔赫斯那段时期，我发现了雷蒙·格诺精彩的《地铁中的莎西》，也决定为当时我在剑桥所编的一份期刊写一篇《微暗的火》的书评，从此开始了一段无止尽的关系，不能说是跟纳博科夫，而是跟他在语言及小说上所做的发挥。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或必须喜欢文字游戏，但我无法把小说跟摆弄文字截然划分开来，而文字也是在游戏中才能找到最单纯、最直接的自由和生命。不久之后，拜诸位有想象力、有灵感的编辑邀稿所赐，我的小说瘾和我的书评活动融合为一，仿佛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仿佛是变身博士的两个人格和平共存了。
这本书并非总览，我也没有企图要“涵括”任一时一地，但我试着唤起在我看来当代小说中最有趣的一些可能性，也试着去思考可能性此一观念本身，作为小说长久以来的类比和关注之一的可能性。这表示我（常常是很犹豫地）放弃了许多很好的小说家，只因为他们刚好没有特别探索可能性的观念；这也使得巴特和卡尔维诺在本书中扮演着引导的角色，在别的书中未必如此。这不完全是说卡尔维诺就是巴特梦想成为的作家，尽管我有时这么想过；巴特自己就是那个作家。我的意思是，在巴特的作品中看似批判又理论得毫无缩减余地的那些问题，却在卡尔维诺的小说中上演、扩延，并转化成神奇迷人的实践。在这过程中小说变成了评论和理论，它同时也改变了小说的机运。
就像我所知的每一个人那样，我活在时间之内和之外，无疑在外的时间比在内多。但我有种挥之不去的感觉是，我跟我在本书里研究的这些作家分享的是同一个世界，而跟年代只稍远一点的作家，如普鲁斯特，就不是这样。这完全是时间性的问题，我想，而非空间或社会性的。我见过认识普鲁斯特的人，但他们看来像是来自另一个时代的使者。除了运用想象力所能达到的地步之外，我无法假装了解雷纳多·阿瑞纳斯、托妮·莫里森或爱德华·萨义德所述及的一些可怕境遇，但我所说的分享同一个世界，并不是指与作家或其写作主题离得很近。重点在于经历同样的历史里程碑，包括政治方面和文学方面。粗略地简而言之，这个世界是在经济大萧条之后的世界；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犹太人大屠杀之后的世界：其中有越战、古巴革命、美国民权运动、肯尼迪之死，以及多个前身是殖民地的新国家。在这个世界里诞生了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重新振兴的女性主义、改造过的精神分析……这个世界视现代主义为理所当然，自认知道的比实际知道的要多；最后它终于拜倒在后现代主义的观念之下，因为它的氛围情绪不能没有个名字。
当然，这无法堆叠成一个有着任何确切形式的单一世界；因为这里有这么多个世界，宣称跟它们每一个都是同一时代是很荒谬的。但我想提出的是，或许有一个单一的时间世界，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延长的历史时刻，至少在这条序列线上我们都是同一时代的。这个时刻不只是现在，它比现在要老。但没有老很多。它是你站在现在，环顾四面八方所能看见的范围。是你不用把取景器调到另一个历史阶段或另一种语言就能看见的东西。
这是一本谈小说而非谈政治或历史的书，但身在同一时代，就表示将政治及历史的中心性视为必然，就算你没有一直谈它也一样。明白地说：我不认为政治和历史狭义地决定了文学，但我不认为文学是超越此二者之上。我希望让读者感觉到的是，就算在看来离政治最远的时候，小说都是政治性的；而就算在小说直接讨论政治的时候，它都逃离了政治。
跟历史之间的对话则不同。巴特谈到要对抗而非逃离历史，而且我也不确定逃离会是什么意思，有什么非历史性的地方可以逃去。对解构最有趣的误读之一，就和这个问题有关。法兰克·蓝特里齐亚（Frank Lentricchia）写道，德曼“对文学怀旧的定义”使得“我们把历史当成不可取的状态而转头他顾”。德曼的确认为历史是个不可取的状态，而且也有他的道理在，但蓝特里齐亚所引述的这个定义听来并不太怀旧，而且也没有使我们对历史转头他顾，反而是绝望地、不可避免地回归历史：“由此，文学的独有特质清楚显现出来，它无法逃离其所感到不可取的状态。”这在我看来太灰暗了，无法教人信服地代表文学的独有特质，或历史的独有特质，但它至少有一项价值，它看出历史是不会不在的。
但我不认为“对抗”一词能说明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文学与历史（的书写）距离太近了，无法抗拒它，而且很多时候文学就是历史，只是披上了比喻的外衣。然而文学有着一份脆弱的自主权，一种私密的、游戏的元素，离超越还有一大段距离，但也正因如此而更显重要。这种元素在文学中，就等同于萨义德论及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时所称的：“他音乐中的音乐。”我们不妨说文学心存历史，就像我们心存一个概念一样；它也心存自己，永远不乏对话或娱乐；而在比较激进的形式中，文学会引发历史再度三思。有谁能足够及时地认为他们是他们自己的或任何人的同一时代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