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六封信的惊喜

  在壬寅初春，我在尘封多年的纸箱里发现了《白鹿原》作者陈忠实写给我的六封信，给了我意外惊喜。

  连同前几年找到的十五封来信，我总共收获了陈忠实的二十一封书信。这些书信既是陈忠实创作历程的记录与见证，也是我与他长达几十年的深厚友谊的记录与见证。

  在陈忠实逝世六周年、诞辰八十周年的今年，这些书信不仅具有非凡的深远的纪念意义，而且具有研究陈忠实创作道路的史料与文献价值，非常宝贵。

  这六封来信，大致可分为两方面的内容：

  一、写于1983年的三封信。信中讲述了他为《当代》写中篇小说《初夏》的初衷和不断修改的经过。他前后用了三年多时间，经过了四次修改，最后才在1984年第四期《当代》上刊发。陈忠实曾在一篇短文中回忆修改《初夏》的这个至关重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令人感佩的是《当代》的编辑,尤其是老朋友何启治，所显示出来的巨大耐心和令人难以叙说的热诚……他和他们的工作的意义不单是为《当代》组织了一部稿子，而是促使一个作者完成了习作过程中的一次跨越，得到了一次至为重要的艺术体验，拯救了一个苦苦探索的业余作者的艺术生命。”

  从信中我看到了忠实对自己的第一个中篇小说的重视，以及对待创作的严肃态度。我还看到了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深受那个激情澎湃、生机蓬勃、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的熏染与感召，以及他心中鼓荡着的一股强烈的渴望突破自己、超越自己的创作的热情与动力。

  二、后三封写于1992年的来信，是谈《白鹿原》的创作经过。首先陈忠实向我报告即将完成长篇小说《白鹿原》的书稿。他说：“我是白鹿原人，守恪信义。”他又说，“尽管这期间有作家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和陕西人民出版社等四五家来人、来信约过稿，我都婉辞搪塞了。”这些发自肺腑的言语，表达了陈忠实对人民文学出版社、对我的高度信赖，也体现了陈忠实的重情义、讲信用的朴实品质。

  在后三封信里，我更多、更深刻地感受到陈忠实对生命的尊重，对创作的尊重。十年磨一剑，而他是用二十年写成一部大书。他是“咬牙吮血”，用尽了全力，耗尽了心血。正如他后来所说的：“我把生命交给了你们!”陈忠实把创作当成了自己的生命，而且把它视作“垫棺作枕”的宏愿。

  ▌土路上播下了友谊的种子

  阅读这六封来信，再次勾起了我对忠实的深切回忆。往昔的一个个场面，一个个情景，清晰地呈现在我的面前，历历在目，恍若昨天。

  最难忘的是我与忠实的第一次见面。1973年的寒冬腊月，我来到西安组稿。作为文学新人的忠实，是我组稿名单中的一员。说来也巧，那天我在西安郊区的灞河小寨的土路上，找到了陈忠实。我们就在路边聊起来了。没有多少客套，没有多少寒暄，我单刀直入地向他约长篇小说稿。

  我知道忠实在此之前只发表过一个短篇小说《接班以后》。那我为什么会向他约长篇小说呢？原因是人文社当时还没有文学刊物——《当代》还没创刊。作为小说编辑，我的责任是组几篇小说稿。

  那么，我为什么看好忠实呢？因为我知道他出生在农村，1962年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一直留在农村，或教书或从事水利工作，三十一年不曾离开过农村。多年的摸爬滚打，积累了农村生活经验与生活素材。而且他爱好文学，进行过业余创作，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写作基础。可以说，我对忠实是有信心与把握的。

  不过，当时忠实却表现出吃惊和一脸的茫然。用他后来在回忆中所说：有“老虎吃天”的感觉。他用“我考虑一下”，回应了我的约稿。从这一刻起，一颗友谊的种子，就在这片黄土高原上播下了。经过几十年的辛勤耕耘，终于开出了绚丽的花朵，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二十年后的1992年，忠实终于捧出了用全部心血浇灌成的结晶——《白鹿原》，向人文社交出了优秀的答卷，向社会奉上了一部沉甸甸的长篇巨制。

  在我们交往的四十多年间，记不清我们到底通过多少封信，也记不清我们到底有过多少次会面·我们一直彼此信任、彼此关心，互相学习、互相欣赏，更多是互相鼓励。

  我们的交往没有特别热络，是属于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那种类型。只有一次，他在来信中倾吐了他对我的真挚友情：“你17日的信收到，你热情洋溢的情感溢于字里行间，扑面而来，我激动难抑。”他经常在信中向我倾吐他写作的甘苦。我的回信则多数是鼓励他，有时也提一些修改的意见。两人相处如兄弟，是真正的益友。尽管忠实谦虚地在信中说：“作为学生，我是要很好向你学习的。”(1981年7月9日)但我一直把忠实当作可信赖、能推心置腹的文友。

  最令我感动的是，忠实是一位十分重情义、讲信用的人。他用四年时间写完五十万字的大书《白鹿原》后，第一时间告诉了我，让我派人去西安取稿。他在7月10日的来信中说：“决定删节的事由贵刊编辑动手，我不再赴京。主要不是我懒或怕热，而是考虑到您们好下手，而我肯定左顾右盼瞻前虑后、忍疼惜爱下不得手去。所以由您们删节更好些。”这番话充分体现了陈忠实对人文社编辑，对我的高度信任。这在作者中是不多见的。

  当他知道，这部书稿将由我来终审时，他回信说：“由您来处理这部书稿，真是大幸，也是我的缘分。我尚记得20年前您初到西安约我写长篇的事。之后的几年里一直在鼓励做长篇。二十年后交给您一个答卷，得您首肯，在我就十分慰藉了。当然，在我做这部小说写作之初，自觉是踩到了一个关键性的步子上，咬牙吮血也要跨出这一步。得到贵社贵刊以及您的赞许，心灵的慰藉更可以想见。”

  ▌《白鹿原》的奇迹是如何诞生的

  读忠实的这段话语，我的感触颇深。我此生遇到忠实，遇到《白鹿原》，是我的幸运，是我的缘分。记得，当陈忠实在第一时间来信告诉我完成书稿——他在1992年2月25日的信中说：“长篇于春节前完稿，特向您报告。全书约50万字，分34章……”

  我们派出高贤均、洪清波两位编辑前往西安取稿。很快，两位编辑写出了初审意见，常振家写了复审意见。送我终审时，我心情无比激动。我看准与认定《白鹿原》是一部极有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的长篇。我在终审意见上写了这么几句话：“是一部显示作者走向成熟的现实主义巨著，作品恢宏的规模，严谨的结构，深邃的思想，真实的力量与精细的人物刻画，使它在当代小说之林中成为大气磅礴的作品，有永久艺术魅力的作品。”

  我远远没想到，《白鹿原》在《当代》1992年第6期与1993年第1期刊发，并于1993年6月出版单行本后，会立即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读者踊跃购买，新闻媒体争相报道，评论界好评如潮，一时似有“洛阳纸贵”之势。据统计，《白鹿原》从当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了14850册。半年内印刷7次，共印564850册。累积至今，人文社的印数已达到近四百万册，而社会上的盗版也与此数相当(据2022年4月27日人文社朝内166文学讲座特別直播《我把生命都交给你了!》)。

  这种纯文学的书能如此长销不衰，在出版界与文坛是罕见的。该书后来陆续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话剧、歌剧、舞剧、秦腔、陶俑等多种艺术形式，不能不说是一个引人关注的奇迹。

  《白鹿原》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除了它首先是一部生动的“民族的秘史”，反映了陕西渭河平原五十年的历史变迁，描绘了一幅斑斓多彩的中国农村的长轴画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外，而且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惊人的真实感，厚重的历史感，丰满的人物形象和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色。

  说到陈忠实的文学成就，在写《白鹿原》时，他已完成了九部中篇，八十多部短篇和五十多篇报告文学作品。但毫无疑问，这是他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是他创作的巅峰之作。是他用二十多年的心血谱写的史诗之作，是他经过多年的艰辛探索获得的丰硕成果。

  他在2011年11月来北京开中国作协第八次代表大会时，我去贵宾楼看望他。他应我之请，送给我一幅他的墨宝《青玉案·滋水》，亦是他填的词：“涌出西门无归路，反向西，倒着流。杨柳列岸风香透，鹿原峙左，骊山踞右，夹得一线瘦。倒着走便倒着走，独开水道也风流。自古青山遮不住，过了灞桥，昂然掉头，东去一拂袖。”

  这首词是灞河即滋水原生态的真实写照，也是陈忠实历经艰辛、经过心灵的煎熬，终于突破旧文风的束缚，闯出了一条独特的创作之路的真实写照。他因而在当代文学之林中占据一席不可替代的位置，成了当代文坛的领军人物，引领一代风流。

  想起托尔斯泰在他的札记里说的一句名言：“人生的幸福，是能为人类写一部书。”陈忠实在他五十岁的时候，为人类写出了一部堪称经典的不朽之作，为自己写出了可当作“垫棺作枕”的传世之作，他是幸福的。他把生命献给了他终生挚爱的文学事业，他的生命因文学而辉煌绚烂，当代文学因他的巨著《白鹿原》而光芒四射!


  何启治，1936年出生，著名编辑家、作家。195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中华文学选刊》主编、《当代》杂志主编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朝内166:我亲历的当代文学》、《少年鲁迅的故事》、《中国教授闯纽约》等。

  叶梅珂，196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曾任《五月文学》杂志副主编、工人出版社编审、《人民文学》作家班刊授导师。著有散文集《我心如梅》、电影文学剧本《铁骨柔情》等。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