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界首先关乎常识

 

　　我感觉，知识人作为群体，眼界出了问题。旷新年“受迫害”事件，邹恒甫解职事件，《读书》“换帅”事件，薛涌因“批评”茅于轼与《南都周刊》绝交“事件”，是最近几个例证。

 

　　眼界，就是一个人看待、体验世界的大小宽窄度，就是心灵理解、包容周遭事物的明暗强弱度。每个人眼里有不同的世界，所以眼界不同。眼界有巨大的质量差别。个体有眼界问题，民族(国家)也有眼界问题。本文只谈作为知识人的眼界问题。为讨论方便起见，请读者在最一般意义上理解“知识人”这个词。

 

　　在现代社会，知识人的眼界之所以显得重要，是因这个群体比其他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掌握更多更专业的认识工具，更具表达能力--这也是知识人存在的理由。一个民族(国家)眼界的质量，很大程度与知识人有关，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很难想象，一个民族(国家)最重要的岗位，不是知识人占据着。这里，我所谈的作为知识、思想生产者的知识人，是恩格斯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费希特意义上的学者，以及麦基意义上的思想家。

 

　　知识人的眼界出了问题。以上提到的旷新年“受迫害”等诸“事件”起因、争议焦点、过程，地上、空中媒体随处可见，按下不表。我要问的是，这些“事件”的争议，到底有多大意义，使得参加各方，非要争出个黑白高低来？最后竟然上纲上线到各种“阴谋论”，及一家媒体对特约撰稿人言论自由的限制？我还要问，诸事件关乎什么性质的“正义”和“公平”，关乎什么样式的道路斗争，使得当事各方非要诉诸舆论，炒得个满世界鸡飞狗跳？这难道就是知识人的责任和理应采取的姿态？

 

　　我这样问，有委屈和受了气的知识人肯定不服气。果若此，说明我的上述感觉更有了凭据。其实，我并不相信诸事件当事人，如果不争出个一二三来，便会路走不下去，思考展不开翅膀，智慧无用武之地。

 

　　常识告诉我们，作为个体，诸事件当事人，都有非说不可的话，非讲不可的理，乃至非出不可的气。对此，我可以保持一份私下理解。但在我看来，各方忘记了自己的身分，也忘记了自己的责任。或者我可以再厚道一点说，有比到媒体暴露争吵内幕更重要的事情等着各位去做，各位的精力不该空耗在如此登不得大雅之堂的事情上，让等着各位去做的事情对各位失望。特别是，当未来翻开成为历史的今天这一页，上面别只空空洞洞地写着，“眼界不大，所聊太低。”

 

　　可事实是，事件的确一个个发生了，演绎得丁是丁、卯是卯，有滋有味。难道不是当事人的眼界出了问题？用老百姓话说，多大点儿事！作为知识人群体的重要成员，相信各位当事人都有足够的反省能力，检视自己在事件中的所作所为，是否出了眼界问题--是看待、体验世界的眼界出了问题，还是心灵理解、包容周遭事物的眼界出了问题。各位的反省之所以有特殊价值，除个人受用，对作为知识人的群体，亦有警示作用。

 

　　眼界首先关乎常识。换句话说，常识是眼界的基础。我无意藉此文分析诸事件当事人眼界太低的这个那个原因。在我看来，主要是缺乏常识。常识告诉我们，西瓜比芝麻大，可分明有人丢了西瓜拣芝麻。常识还告诉我们，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可分明有人取法乎下下。失去常识感，一个人头扬得再高，眼界也远不到哪儿去。知识人失去常识感，我有理由怀疑其知识、思想生产能力，和产品的质量。

 

　　我手头有几本近年出版的有意思的书，于光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纪坡民《宪政与“立国之本”》、匈牙利人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美国人巴尼特《五角大楼的新地图》，他们也都是知识人，思考的无一不是大问题。作者激情之饱满，用心之专一，意志之坚定，皆可圈可点，都称得上大手笔，足以做知识人眼界宏阔之楷模。他们担当得起知识人的称号。他们无一不具备了不起的常识感，并以此为基础，把自己的眼界推向遥远而阔大的纵深处。

 

　　知识人的眼界关乎一个民族(国家)的眼界，知识人有责任把自己的精力、热情和见识，投到比上述争议更有价值的事情上。人民期待你们，民族(国家)期待你们。其实，知识人自己对自己何尝没有期待？

 

　　“问题”过后是什么？

 

　　最近坊间流传半当真半玩笑的话，说是“问题(谈过)之后是(谈)主义”。不用说，“问题与主义”的说法来自胡适之。可也有唱反调的，陈端洪在为自己的论文集《宪治与主权》写的序言中，大篇幅论述多谈问题少谈主义的必要，任东来在给张振江新着《从英镑到美元：国际经济霸权的转移1933-1945》写的〈序〉中，与陈端洪的议论不谋而合，并尖锐的指出，主义谈起来容易，问题解决起来难矣，并痛斥目前学术研究中大谈主义的倾向。

 

　　仔细辨认，两者说的都不错，所指向度不同而已。说该谈主义者，往往不关乎学术，更多关乎社稷生命攸关的各种问题，以及未来宪政走向。再说白一点，是意识型态重建问题，当然关涉主义，唯此为大。陈、任两位坚持学术研究眼下更要严守胡适之“问题与主义”关系原则，不仅对，且特别应该予以强调。

 

　　大谈意识型态的著作，哪个方向的都有，但北京三联出的一本小薄册子，不能不单独提出来说说。该书作者多少有些神秘，来往世界各地，跟季辛吉讨论中美关系，在日内瓦搞国际战略研究，写过一本《义和团战争的起源》，翻译过《凯恩斯传》和《大趋势：2020年的世界》，叫相蓝欣的先生。有介绍说，此公为清代汉军镶蓝旗后裔，相蓝欣-镶蓝旗，像是化名。此公1983年赴美留学，算来留美已24年。4年前《起源》就引起我的注意，一是他把义和团之乱，称做“战争”，一是作品中引用无数语种文献，让人称奇。说无数语种，夸张了，但我确实没数过来。义和团之乱牵涉多少国家，有关国家的文献作者都用到了，还不止。去年三联出《凯恩斯传》，很有名，因凯恩斯有名，人们忘了译者。今年4月华东师大出《大趋势》，在一个圈子里也比较流行，以致有人要编写《大趋势：2020年的中国》，可译者还是未能进入人们视野。作者刚刚出的《传统与对外关系》，如果没有副标题，估计还是未必引起多少人注意。它的副标题是，“兼评中美关系的意识型态背景”。这便了得，谈中美关系，引出“意识型态背景”，新颖而刺激，便是好奇，都该买一本来读读。

 

　　作者说，此作越写越短，勉强凑足10万字，花了整整6年，开题正是《起源》杀青时节。作品虽短，但并不那么容易读，要同时具备美国多方面和中国古典文献，特别是儒家经典等知识存量。作者大量引用《论语》中的段落，以说明，中国看待世界的基本原理，来源于儒家，具备天下情怀，跟美国“民族－国家”的短小视野，无论如何不能相提并论。在作者的逻辑中，儒家治国原则的实践，造就了领先世界两千多年的伟业，而且必将继续领先世界(如果采纳儒家治国原则的话)。作者有许多重要的发明创见，举数端为例。比如，全新解读张南皮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认为是华夏面对西方入侵，最道中庸而极高明的哲学(页22-27)。比如，比起西方个人自由，中国人历来具有真正的独立性，无论“内己”还是“外己”(页106)。比如，正是儒家的“无为而治”启发了西方人的“自由放任原则”。这里，作者将“无为而治”治国原则归在儒家账下，显然有待商榷。此一原则集大成者，当然是道家。《论语？卫灵公》“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是孔子的感叹。作者说，正是此一原则，导致了宋代的经济起飞，几百年后西方步宋代后尘，至多是后进者赶超先进者“一个成功的范例而已”，重农学派的鼻祖魁奈不过是“欧洲的孔子”(页133-139)。

 

　　遗憾的是，关于中美关系的意识型态背景，读到最后，没有读到作者富于启发的建议。

 

　　“土鳖”经济学家纪坡民也谈意识型态，把许多年的思考集了一集，起名“宪政与‘立国之本’--关于“新民主主义”和〈共同纲领〉的回顾与反思”，其中长达10万字的一篇论文〈宪法修改应当以恢复‘新民主主义’为纲〉，论述最为直截了当。此公1964年考入西安一所工程学院，学航空机械，后来因故当了多年工人，还参加过“劳动改造”，直到1980年代末才有机会“冒头”，来到京城，研习经济学，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却是《产权与法》，一部严格算来的法学论著。去年，纪坡民已到退休年龄。也就是说，他的思考和研究，大体上是最近20年的事，在不惑之年以后。这一切不能不让人称奇。我们不妨先把作者的立场放在一边，看看他的结论。他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应该是理论上，回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体制上，回到58年前新政协制定的《共同纲领》--四个阶级共同执政。如此一来，一通百通。他的这个看法，我早些年就听身边的人说过，但他的系统和逻辑，是别人不能比的。

 

　　同样是谈意识型态，相蓝欣先生与纪坡民先生的出发点，估计不远，可分量，尤其意境上，却似有宵壤之别。这难道仅是年龄上俩人差了将近一轮之故(相先生1956年出生)？从入学求道年龄算起，相先生在国内生活了21年，国外24年，纪先生始终是地地道道的“土鳖”。这里是否隐含着某种关乎“政治正确”的内情？我不能做诛心之论，就此打住。

 

　　问题之后，当然是主义。眼下，问题如秃头上的虱子，人人见得，但如何下药，却需要些智慧和勇气。所谓下药，就是重建意识型态，它应该具有强大的解说力，要能回答眼下人人关心的问题，特别是指明未来社稷的方向。我相信，在这一点上，执政党跟民间，想到了一块儿。

 

　　小泽一郎、纪坡民

 

　　我先介绍这两位主人公。小泽一郎，63岁，日本民主党党领，今年7月底率民主党一举夺得参议院选举胜利，造成日本政坛两党制基本格局，是近14年来日本政治变动最核心的人物。纪坡民，62岁，经济学家、法学家，中国社科院工经所研究员(已退休)。两人是同龄人。两人如何扯到一块儿？先听我说俩人的著述。

 

　　1993年，从自民党干事长位置出走，小泽一郎自行组党同时，一口气写下15万字的《日本改造计划》(中文版，上海远东，1995)，奠定日本改造论激进保守派的政治纲领基础。此后，小泽纵横捭阖，左冲右突，在日本政坛翻云覆雨，终于修成正果。1990年，开始思考“宪政”与“立国之本”，1999年，在宪法修正案征求意见过程中，就此题发表长篇意见，2005年退休，2007年，该长篇结集首次公开出版(香港大风)。两人用文字表达的事情，几乎也是一个时间。两著述的基本用意，亦如出一辙，两著述还有一个特点，是既向后看了几乎同样的时间，又向前看了一样的时间。

 

　　我解释这时间上“向后”、“向前”的问题。所谓向后看，是两著述都要为自己的立论找到出发的平台，小泽一郎视线落在天皇裕仁〈终战诏书〉前，也就是1945年8月前。纪坡民则把视线移到政协发表《共同纲领》时，1949年9月底。日本，1945年8月前，尽管是战争贩子，但还是“正常国家”，政治、经济、外交自我做主，一应俱全。中国，1949年9月底，《共同纲领》明确载明“新中国”的政权，是四个阶级的“专政”，经济实行混合所有制，保护各类产权，一视同仁。日本因战败，经过东京大审判，和麦克阿瑟主导下宪法制定，被剥夺了建立正规武装的权利，只有自卫队建制，“国家”安全纳入日美安保体制，外交上紧跟美国步伐，亦步亦趋。中国，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后，迅速开始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又4年，完成“三大改造”，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原本预计的两个15年(新民主主义社会15年，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15年)只用去大约1/4的时间。

　　（编辑：陈家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