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尽磨难的王世襄先生晚年豁达平和，不轻易臧否人物，但是他对自己1943年的一段经历无法释怀。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之后，他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谋职，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当头给他浇了一瓢冷水，傅认为燕大毕业的人不配进史语所。
傅先生成名于北大，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新潮社创立者，中研院干事长，史语所所长，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他勇于担当，勤于参政，但是不到政府任职。对大员的贪腐行为猛烈抨击，不假任何人以辞色，人送雅号“傅大炮”。他的这些言行已经被各色版本渲染得绘声绘色，像野史，甚至小说。
然而这掩盖不了傅先生的弱点。
做为兵器的大炮是做大事的，攻城野战，用于杀敌，威力巨大，可是难免累及无辜。好在草民命贱，伟人又会引经据典，道是为了正义事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而“傅大炮”黑白太明，对憎恶者常常不留余地，可是世事纷繁，大千世界万紫千红，又岂止一个黑白了得。
抗战胜利后，傅先生暂代老师胡适接管北大。平津沦陷时期，北京大学旧址继续办学，有人以“伪北大”视之，“伪北大”留有数千名师生无从处置。傅斯年认为文人尤其是教师，为人师表，更应保持个人名节。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尤其应做表率。因此，他于1945年10月和12月两次在重庆声明，坚决不任用伪北大人员。认为：“专科以上学校，必须在礼仪廉耻四字上，做一个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看。”“伪北大”教职员在国难当头之时为敌服务，于大节有失，故不拟继续录用。北平报纸评论说他对伪职人员“有一种不共戴天的忿怒”。
客观而论，多数教职员工因为糊口，无关大节。至于学生，以“伪学生”贯之，则近乎荒唐。
这其中当然包括周作人。周氏大节有亏，大处发“昏”（乃兄鲁迅早有定评），是无可置疑的。为此周作人对傅斯年恨之入骨，他这样描述傅斯年：“傅是个外强中干的人，个子很大，胆则甚小，又怕别人看出他怯懦卑劣的心事，表面上故意相反地显示得大胆，动不动就叫嚣，人家叫他‘傅大炮’，这正中了他的诡计。”
在对周作人的问题上，蒋梦麟和胡适的态度与傅斯年截然相反。他们想尽办法为周作人开脱、辩护，惜才爱才之意溢于言表。尤其是胡适，对待朋友总怀有一种慈悲、热爱、原谅和同情，他为周作人的辩解总会让别人想起一句话，“你们之中谁觉得自己无罪，可以出来打死他！”
陈之藩曾对胡适说：“您所立事业很多，有的因治病而请人暂代，比如，到上海治病顾颉刚暂代杂志的主持；又如，北大校长位子在胜利接受时，您答应做校长，但因病而尚未去，曾以傅斯年暂代。我看这些暂代常出问题。”然后又说傅斯年勇敢够，气度不够；还说陈诚不是见识不大，就是度量太小，如此这般评论一番，而陈诚、傅斯年都是胡适很好的朋友。听完陈之藩的话，胡适用左手摸着自己右手的腕子让陈看，并且说“瘦成这个样子”，好像是求陈之藩原谅自己找人暂代的理由。陈之藩知道话说重了，可是话说出口也收不回来了。那天，陈之藩进到电梯后就哭了，怪自己怎么可以这样粗暴，所对的还不是别人，是对软心肠的胡先生。不管谈话愉快还是不愉快，在陈之藩告辞时，胡适总要亲自送他到电梯口，这就是胡适对待朋友的“柔如流水，温如春光”。
同为国器，胡先生和傅斯年各具风味。
傅先生可能确有民族主义或者民粹主义情结，但是绝不像有些人，以正义、族种、国家的名义践踏生命，荼毒生灵，而被洗脑的看客浑然不觉、跟着起哄，上演一出出闹剧。
傅先生确有浓厚的北大情结，对王世襄、对钱穆之事均可以作为明证。虽是大炮，却无大量，所以只能做北大的“功狗”，不像他老师蔡元培是北大的“功人”。虽然陈平原教授称“蔡元培的意义被无限夸大”，北大蔡先生时代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局面也并非尽善尽美，但并世无人可及，时至今日更无法超越。蒋梦麟评价蔡先生说“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完人”可欲不可求，如果确有真人那对己对人都很不幸，然而蔡先生之风已非山高水长所能概括得了，他确立了一个供后人仰望并超越的高度。傅斯年对老师的评价则是兼具中国圣贤气象和西欧自由民主精神--他本人没有达到的境界。
傅先生不是完人，优缺点完全袒露给别人，不想或不屑掩饰毫分，一任他人褒贬--他的缺点是“大贤”的缺点。《论语》给此类人物提供了经典评价：“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秦穆公的说法也可以算做准经典：“不以一眚掩大德。”在五四、在史语所、在北大、在台湾大学，做学生领袖，做学者开一代风气，主持殷墟发掘，光复北大精神，开创台大学风，唯独不做党棍，不做政客。
只是对待名人，我们习惯于造神，要么相反，斥之为魔鬼，很少将他们当做“人”看待。
时下某些高校现状，可以套用储安平先生那句现成话--一场大烂污。近亲繁殖现象愈演愈烈，有识之士有心“教改”，无力回天。此风甚至延伸到下属单位，辐射到关系部门，比如最好是本校毕业，等而下之起码是本校附中毕业，朋党、班底、裙带之风与日俱增。九泉之下的傅先生如闻此风盛行，不知做何感想。
（编辑：陈家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