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微博上提到，儒家的理想治理形态就是“无为而治”。当时有好几位朋友都提出疑问：儒家也讲“无为”吗？“无为”思想不是道家的吗？

　　其实，不仅道家讲“无为”，儒家也讲“无为”，甚至连法家都有“无为”的思想。但三种“无为”的境界又各不相同。

　　道家“无为”思想应该众所周知。老子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又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为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以我的理解，道家，至少老子的“无为”主张是跟“绝圣弃知”的反智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有点接近于现代政治思潮中的“无政府主义”。

　　汉初的“黄老之术”为典型的道家“无为”之治，其特点就是政府不作为。汉朝全套因袭了秦朝的政制与法律，只是以“无为”冻结秦制的严酷条款，就秦制本身而言，是没有改变的。也所以，到了强势的武帝时代，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申韩之术的回潮，酷吏政治大行其道。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董仲舒“复古更化”的意义才凸显出来，“复古”就是局部恢复先秦的治理之道，“更化”就是改革掉秦制中严酷的法家色彩。

　　与道家的“无政府主义”倾向相反，法家是典型的大政府专制主义论者，但法家也有“无为”的主张。韩非认为，“君无为，法无不为”，君王应如“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已；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法家式“无为”的理想状态就是商鞅所说的，“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这是什么意思呢？不要被字面的话所蛊惑。法家的“无为”，说白了，就是要实现国家专制机器的流水线自动化运转，人民和官吏都自觉自动服从君主的立法，这样，就可以“不听君”、“不从官”了。但“君”依然掌握着绝对的权力，不容违抗与质疑。——嗯，不妨想想纳粹时代的“集中营”内，“犯人”们自觉遵守铁的纪律、井然有序地劳动的场面。

　　儒家经典谈及“无为而治”的章句，也不少见，如《周易·系辞》中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尚书·武成》说：“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南宋时的儒家陈亮说：“端拱于上而天下自治。”垂衣裳、垂拱、端拱，都是“无为”的意思。孔子心目中的舜帝圣王形象，正好代表了儒家式“无为而治”的境界。孔子说过三句评价舜帝的话，是我们理解儒家治理理想的最佳注脚。

　　第一句话，孔子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这里说的是权力的来源。舜得天下，不是他自己争夺来的（“不与焉”），也不是尧私相授受的（参见《孟子·万章上》，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这里所表达的乃是“天下为公”的主权观。

　　第二句话，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所谓“恭己正南面”，意思跟“垂拱而天下治”差不多，也就是说，在儒家看来，君主应当作为尊贵的权力象征而存在，并不需要管那么多，这就是“无为”。

　　听起来儒家的“无为”似乎跟道家的“无为”差不多，其实大不相同，道家主张“无政府主义”，儒家则承认政府存在的必要，只是政府的权力应该限制到最小程度。君主要“无为”，但国家不可“无作为”。那么具体的治理权由谁掌握呢？

　　来看孔子的第三句话：“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劳乎？”跟夫子此话可以互相参注的还有《新序·杂事三》中的一句话：“舜举众贤在位，垂衣裳恭己无为而天下治。”这是儒家式“无为而治”的第三个层面：君主尊贵而虚其位，君临但不统治，国家的治理权交给经由“乡举里选”而发现的贤能之士。这也叫做“共治”。

　　儒家塑造的舜帝圣王形象：“不与”、“无为”与“举众贤”，实际上代表了儒家治理理想的三重涵义：天下为公，虚君共治，选贤与能。这样的治理理想既是古老的，又是跟现代“虚君立宪”制度相通的。在西方政治思潮涌入中国的晚清时期，儒家一下子就接受了其中的宪政思想（在时间点上不会晚于洋务运动），正是因为，“西宪”与儒家集体记忆中的“虚君共和”理想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编辑：陈家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