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知远
在此刻的中国，你可以读到任何东西，但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存在，我们有了互联网，但它没有带来太多的改变。
戴晴这样说。二十年前，她在中国无人不知，一个勇敢、富有才华的新闻记者，不懈的社会活动家。她对寻求真相抱有异乎寻常的热忱，她追寻王实味、储安平的命运。他们都因拒绝在意识形态面前放弃个人的正直和独立的思想，而被淹没在扭曲的历史烟尘中。她编辑出版了第一本关于三峡工程的重要文集，提醒人们注意它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她也体验过牢狱之灾。
在过去二十年中，她仍勤奋写作，投身环保活动，但年轻一代已经很少知晓她了。她最近出版的关于张东荪的传记，只能在香港与台湾发行。她当年倾力反对的三峡工程，则一步一步、不可阻挡地成为现实。在此刻中国的公共空间，她的声音消失了。它不是来自于直接的压力与限制，而是让你淹没在更多、更杂乱的信息中，它让你的言论无法转化成有效的行动，而使言论仅仅沦为一种姿态，听众们则变得厌倦、以至于反感。
三峡工程再恰当不过反应出这种新的现实。一九九零年代初，富有正义的学者们仍极力表明自己的反对，即使一向被视作像皮图章的全国人大都有三分之一的代表表明自己的否定立场。但引人争议的工程最终还是在政治权力的主导下通过了，不同意见的专家被剔除出顾问名单。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巨大的移民工程、环境的隐患，吸引了新闻记者的注意，他们见证、描述了大工程下的个人悲剧。他们甚至也揭露出，工程所需的投入比当初计划得要多得多，带来的经济前景则不似当初描绘的美好。但工程已经开始，它有了自身的逻辑，很多组织和个人，都依赖它获取现实利益。而且它是因政治原因而起，终止它则意味着某种政治决策的失误。新一代的政治人物既不愿意冒险去否定上一代的遗产，也不愿意承担未来的历史责任。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日，当三峡大坝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毕时，没有一位高级别的官员出现在现场。
似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停顿大坝继续生长。它变得越高大，质疑的声音就愈显微弱。而当抗议只能停留在表层现实，不能进入深入的分析，或通过已有的组织转为行动时，抗议就变得雷同，让人厌倦，公众转而寻找更新鲜有趣的东西。抗议者也身陷无力，而只能更加强调自己的姿态。贾樟柯二零零七年的电影《三峡好人》像是无力情绪的隐喻——错误难以被纠正，一切都已发生，我们最后能做的仅仅是将抗议转化成审美经验。
三峡工程不也正是过去二十年中国社会的隐喻吗？所有的异议声音，都将被某种方式吞噬和挤压掉。这个过程不是一九五七年百花齐放之后的万马齐喑，也不是一九八九年之后的肃杀冷漠，而是让你缓慢地自我放弃，不可救药地被边缘化。
如果说戴晴仍因昔日名声和活跃，仍因居住在中国，而被视作一个标志性的人物，那么这次在法兰克福书展中与她同时倍受争议的贝岭，则更少为人知。多年前，我第一次读到他编辑的《倾向》。那是一九九九年的夏天，我坐在北京大学东门外一条小巷中的一间咖啡馆里发呆。临桌一个瘦弱的男子正从书包里拿出那几本书，这不是公开发行的出版物，他正在说服咖啡店的老板能够代卖，这多少有一点点风险。我记得当时随手翻阅过，却没有购买。我和朋友们在兴致盎然的谈论去做一个网站。对我们来说，硅谷是这个时代的中心，即使你热爱写作，也该去思考数字年代的商业规则，或是创办一本像《连线》这样的杂志。《倾向》仍在谈论思想、文学、甚至是流亡作家，它显得太陈旧了，似乎和这个充满希望、机会蜂拥而来的中国社会脱了节。我们都还年轻，希望自己迅速富有、著名、被人喜爱，从硅谷到中关村，一些青年人已经展现了他们直线式的成功奇迹。谁想成为一个愁眉苦脸的流亡作家？
这六十年的中国真是个奇妙历程。前三十年，人们经历了奥威尔的噩梦。他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信息被掩盖，真理被隐瞒，文化受控制。如今奥威尔的噩梦尚未完全醒来，赫胥黎的梦魇又叠加了上来，不需要努力的禁书，没有人愿意读书，汪洋如海的信息吞噬了人们的思考，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我忘记是怎样逐渐知道贝岭的，或许是因为我实在没有能力让自己在新经济浪潮中变得成功和富有。我买到了能买到的所有《倾向》，还找到了他编辑的哈维尔的文集。我喜欢他语言的紧张感，尽管这大有模仿苏珊·桑塔格之嫌。我也得知他创办的中国流亡作家的笔会，我的几个大学时代的朋友也是其中的会员。但对于他们，我似乎总保持着某种距离。似乎是在潜意识里担心自己也会被驱赶到一个边缘地带。他们用中文写作，声音却无法被中国公众听到。与画家或是电影导演不同，他们的语言是地域性的，只有很少人的作品有机会被翻译成别的语言。读一首北岛的英文诗，和看一部有英文字幕的张艺谋的电影，完全是两回事。他们唯一抵达中国公众的方式是网络，但这经常变成了一个滑稽剧场。对中国现状的批评，经常滑向了习惯性的嘲讽。因为中国的问题太多了，所有的问题似乎都遵循同样简单的逻辑，而它们很难因为批评而改变，所以这些嘲讽和批评就不得不一次次重复，直到有一天变成了烦躁的谩骂。
对于一个异议作家，这真是个让人沮丧的游戏。最初你持有对现实的批评态度，是个自由派，但在某一刻你或有意或无意触碰了某个敏感边界，然后你被贴上了“异议”的名称。然后你的名字在公开出版物上消失了。它不仅是政治压力的结果，也因为出版社与媒体的自我审查。他们只能寻求在海外华人的出版物或是网络上表达意见。它感觉自己的表达空间被迅速压缩和抽象，然后不由自主焦躁和压抑，还有一个作家被读者遗忘的恐惧。只有很少的人能在这新的现实中，重新寻找自我，探索写作的意义。大部分人则在海外中文出版物和网络空间上，加倍表现自己的愤怒，他们开始沦为自己姿态的俘虏，他们原本的丰富性和延展性被抽干了，他们“异议”的身份逐渐强烈，而“作家”与“知识分子”的身份减弱。但他们中的很多都是自省之人，他们知道自己陷入了心理危机，于是很多人转而寻求更强大的精神慰籍。在过去的十年中，异议知识分子大规模投身基督教，多少像是这种心理危机的反应。这真是黑色的幽默，在中国经济成长最迅速的十年里，中国最成功的私营企业家最热衷的活动是登山，而且是集体性的，倘若一场雪崩到来，很多企业可能一下子陷入困境。而在中国问题变得日益复杂的十年里，自由知识分子则大谈基督教。八十年，朱利安·本达把那些投身于激烈的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之中的潮流，称作“知识分子的背叛”，而如今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突然性、不加分析地拥抱，是另一种背叛吗？
用背叛似乎太残酷了。在中国成为一个异议者从来充满风险。“在我们的文明中只有两种异议者：天真的英雄和标新立异艺术家”，匈牙利作家米克洛斯·哈拉兹蒂曾写道，“他们都注定变得无关紧要。”在米克洛斯写下这些文字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匈牙利模式正大获全胜。匈牙利政府在一九六零年代中期引入了市场经济，并放松了社会管制，它和普通人达成了这样一种默契——我给你更好的物质生活，你放弃对政权的挑战。这里有可口可乐、牛仔裤，捷克斯洛伐克的青年羡慕这里甚至还有摇滚乐演出。
专制政体、意识形态控制并未改变，但比起仍旧严酷的其他共产主义阵营国家，匈牙利像是个天堂，它更富有、也更自由，人们说它是“牛肉汤共产主义”。但只有敏锐如米克洛斯才会大声指出，这是天鹅绒监狱。监狱的铁栏杆虽然套上柔软的天鹅绒，但它仍是监狱。
艺术家与知识分子也获得了某种新的空间，但一种新的危险也随之到来。他们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他们和现有政治权力不仅达成妥协，甚至相互依赖。在这种情况下，异议者遭遇的挑战，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压迫，也来自他的同行、他的读者与观众。他们担心他的挑战，会破坏掉既有稳定的局面，危急他们的个人生活，担心他们已享用到的稳定和富足再度失去。这种焦虑，会转变成怨恨和疏离，他们远离这些异议者，拒绝给他们支持甚至注意力。“绝望的无政府主义是他们保持个人独立的唯一方式。”米克洛斯评论说。
权力对比的失衡、沟通渠道的堵塞，是催生无政府主义者的温床。除去姿态，他们无可依靠，然后他们又被姿态吞噬。戴晴与贝岭成为世界媒体关注的中心时，不是因为他们的作品，而是因为他们的姿态。比戴晴和贝岭更不幸的是四川作家廖亦武。自从他二十年前写了一首触犯政治忌讳的长诗以来，他坐过监牢，四处流亡，坚持他独特个人风格的写作——关于中国底层人物命运的访谈。他的作品出现在纽约的《巴黎评论》这样的精英读物上，翻译成英语和德语，他也是这次法兰克福书展被邀请的作家，但却像之前的几次尝试一样，他根本出不了国门。[NextPage]
“似乎只有通过这样的事，我们才能被外界所知。”他不无绝望地说。他的名字从来没有出现在中国大陆的出版物上，除去朋友的小圈子和一个更小的国际市场，没人知道他的努力。即使人们谈起他说，“异议”的标签也会掩盖对他作品的理解。很多中国人，包括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并不喜欢他们表现出的对抗感。当他们变得著名时，往往使这个政权陷入窘态。人们觉得似乎自己刚刚开始分享一个国家的强大给个人带来的荣耀，这些异议者就要在这些荣耀上抹黑。一种奇特的心理已经形成，人们可以对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保持惊人的容忍和耐心，却对质疑者毫无耐心，担心他们说出的任何话，都会影响整体的荣耀。
但是一个丧失了异议者，或仅仅把异议者推入绝望的国家与社会，最终会陷入可怕的迟钝与僵化，失去自我纠正的机制与动力。此刻的中国不正陷入一种内在的僵化吗？整个社会看似活跃异常，但仔细探究下去，所有的活动、所有的个体都遵循着同样的单调逻辑。整个中国担心焦虑于自己在世界的地位，希望除去向海外输出工业产品，还能传播自己的文化。但文化本是自由生长出来的，是不同观念碰撞而出的，是人们诚实的感知世界的结果。无法如建造大坝、工厂一样，去塑造教授、培养作家。
对异议者的排斥，像是给我们的思想套入了牢笼，不可触碰的禁忌四处标明。思想和想象力，随之扭曲变形。它也窒息了自我对话的空间。当我们焦虑于不能与世界对话，总是被西方被误解时，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内部从未进行真正的对话，我们不尊重自己的艺术家和思想者，以及自己社会的创造力。人们利用艺术与思想，却从不尊重它，更没兴趣给它创造自由生长的空间。当我们越进行这种自我毁灭时，越对自己缺乏信任，却渴望外界、尤其是更强大国家的认可，越虚张声势地希望向它们输出些什么。
但这就是我们的现实。这个国家有如此悠久的历史，有如此惊心动魄的近代革命，有那么多活生生的、包含人间悲喜剧的个人经验，有那么多彼此交织的矛盾，倘若能够自由呈现与探索这些历程、这些矛盾，这些压抑、自由和荒诞，它将是人类多么重要的精神财富。但我们却漠视这一切，禁止一些勇敢和富有想象力的人去探索。而在一次次禁止之后，一场更大的内在危机到来了，最有才华的人主动放弃了这些探索，因为它知道这些探索注定困难重重，充满了莫名的危险。他开始只在规定的路径上、以被认可的方式来前进。于是，一种致命的平庸最终裹挟了整个社会，其中最杰出的头脑，也不过是为西方的价值系统提供了某种中国经验和案例，他们展现不了独特的方法、思想以及事实。
（编辑：魏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