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卫志民
说学术反腐大有可为，指的是相比较于其他领域的腐败而言，学术领域的腐败较为容易得到得到惩处。就像是有一群贼都很狡猾，都不容易抓到，但其中总是有个别贼相对容易抓一些。
学术腐败相对于其他领域的腐败而言，通常比较孤立，涉及的面比较窄，没有太多盘根错节的“萝卜”和“泥”的关系，尤其是人文学科领域的研究活动通常非常类似于个体劳动。反学术领域的腐败就好象攻打敌人炮楼一样，孤立的炮楼通常是最容易被端掉的。
学术反腐活动搜集证据的成本很低。学术腐败与其他领域的腐败存在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搜集信息的成本非常低。学术腐败与官员腐败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学术腐败腐败的证据常常是公开的。特别是借助于数据库和搜索引擎这样的信息技术，收集学术腐败证据的成本非常低。通常不需要“人肉”，也不需要当事人和当事人所在单位的配合，也不需要对当事人进行长时间的跟踪、调查和记录，就能够获取相当详尽的证据。
再加上由于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相当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当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导致我们对腐败行为通常已经变得非常宽容。具体到学术腐败问题上，就体现为我们主要反那些“太过分”、太“牛”的抄袭和数据造假，而无暇顾及那些泛滥化的、可以“理解”的、不太“牛”的学术腐败。不加掩饰地整段、整篇、整章地抄袭，连实验室的门都不打开就能够结项，邮购两个芯片就敢请来一流的科学家进行鉴定，还能够得出“世界领先水平”的结论，就属于太过分的学术腐败了。这非常类似于整天穿着国民党军的军装“潜伏”在我们的机关上班一样，而不是仅仅抽个天价烟、戴块天价表的问题了，有点太过分了，太欺负人了。
学术反腐比较适合打人民战争。主要清查太“牛”、太过分的学术腐败就意味着进行学术反腐的门槛变得非常低，特别是反发生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学术腐败。与通常人们的惯性思维不同，有时我们的“学术”成果非常的没有专业水准，发生在我们学术界的许多腐败也非常的没有专业水准，具有小学文化的人就能够识别那些整段、整篇、整章抄袭的学术腐败。
比起政治领域的腐败，民众对学术腐败的容忍度通常更低。学者们也许觉得这是一种苛求，但公众普遍认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人民教师就应该比其他人，比官员具有更高的精神境界和思想觉悟，就应该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准。身为一个被社会认为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失去了礼仪廉耻，不学好，也干起偷鸡摸狗的营生，尤为可恨和可耻。
在学术界，目前还存在着相当数量的比较“卫生”的科研人员。如果大家都腐败了，都不“干净”，就会很忌讳反腐，更不会进行反腐，甚至还会千方百计地保护、转移那些已经暴露了的学术腐败分子。
再加上最近几年的高等教育大跃进，我们现在每年“培养”十几万博士，数十万硕士，数百万学士，这些人绝大多数并不在学术界谋生，没有太多学术腐败的包袱背，又对学术领域的情况相对比较熟悉，对学术界的事也比较感兴趣，已经成为学术领域反腐行动在公共舆论上的重要支持力量和推动力量。
比起其他领域的反腐行动，反学术腐败也较为安全，不大会发生反腐不成，反蚀了几把米，甚至搭上了卿卿性命这样的严重后果。比起掌握着巨大行政权力、又对这些权力缺乏有效制约的腐败官员，科研人员不过是提供某种服务的专业人士，不属于“猛禽”，没有太大的攻击力。
在现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的社会对发生在不同领域的腐败行为，纵容、理解、堕落、麻木与深恶痛绝、忍无可忍并存，发生在学术领域的反腐活动也容易成为一个社会的减压阀门。
[NextPage]学术反腐非常地适合匿名举报，这是因为学术腐败的证据天然地具有合法性、权威性，不仅非常容易收集，还难以被当事人及时销毁。学会苏腐败的证据通常刊载在官方机构的出版物上，或国际刊物上，广告天下。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宣称遭到了诬陷、造谣这样的策略就很难奏效了，而且匿名本身也不会损害到这些证据的效力。
这就是为什么学术腐败的当事人通常只能从举报人、发贴人的动机入手进行反击的原因了。其实，动机根本就不需要去查究，这是个毫无价值的问题，腐败了还是没有腐败，这才是当事人需要认真面对和回答的问题。
今天，在我们的学术界发生了大规模的学术腐败，发生了许多很离奇和很离谱的学术腐败，显然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学术道德问题了，而是一种制度性的腐败了。知识分子个人堕落的背后是学术体制。有人抱怨现在学者们的脸皮太厚了，其实，对于大多数平凡的人来说，脸皮是可以变厚的，也是可以变薄的，厚与薄取决于学者们所处的制度环境，不同的“游戏规则”决定了参与游戏的人表现出的行为特点。要治理目前学术界的学术污染状况，就犹如治理太湖或滇池的污染一样，不改变基本性的游戏规则本身，是很难取得可持续的成效的。但是，学术界的游戏规则做为一种派生性的游戏规则，又无法孤立地进行实质性的改良和创新，只能静待改革时机的成熟。
总之，在今天相关的制度系统无法发生根本性创新的前提下，相对于在其他领域的反腐，针对结果的学术反腐最有可为，也大有可为。
（编辑：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