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谷晨

    今早一同学问起：“一篇三万字左右的论文，多少个注释合适？”当时我想了想，但并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答案——至少首先是能够说服我自己的答案。于是，我只简单地回答了一句：“很难说多少个注释合适，关键应在于如何运用所引用的材料。”不难看出，这个问题实际上隐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就是一篇论文的注释在数量上必须适度，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太多了就会显得自己的东西不够；而太少了又有不规范之嫌，看上去不太那么像论文。就这种理解，我既不想证成也不想证伪——我觉得无论哪种尝试都容易陷入荒诞。在这里，我只想提供两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分别来自于张千帆教授和杨玉圣教授。
    
    张千帆教授在《倚宪论道——在理念与现实之间》（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的自序中谈到了注释的问题：“美国法律评论的文章动辄就有好几百个注释，这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不过脚注毕竟只是一个形式而已，何况并非所有的注都包含有用的信息。其实，几乎每篇文章的注都混杂着众多‘同上’（Ibid.）等赘语，徒然占了许多空间，造就了‘严谨’的虚名。久而久之，我便从一开始的惊愕和敬畏变得多少有点厌倦了，时而怀念起过去那种‘粗茶淡饭’的格调。这种格调曾经是（现在有时还是）学术不规范的标记，但现在偶尔也是大家风范的显现。记得美国汉学的开山鼻祖费正清说过，他后来的著作是不用脚注的，不过那是到了他‘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年代。”
    
    记得当初读到这段文字时，我就产生了这样一种认识——最牛的书是不用脚注的书！尽管我知道这或多或少是一种偏激之论，但即便是现在，我也还是愿意以一种激赏的态度来对待这种认识。实际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资历去写“不用脚注的书”——但凡能够以这种方式去写作的人，各式各样的注释早就了然于心了。
    
    上个月下旬，杨玉圣教授带着二十多本《从学术批评到恶意诉讼——沈木珠夫妇诉讼门事件备忘录》（学术批评网印制）来给我们上“法学方法与论文写作”的最后一堂课，讨论的话题主要是学术规范。由于事先说好了，谁提问一个问题，便可获赠一本《备忘录》。所以，在最后的提问环节，现场的同学都非常踊跃。有不少同学提到了注释的问题，其中，又有一两个同学表达了类似于本文开篇的那种困惑，即“引用的部分占据一篇论文的多少篇幅合适？”这个问题实际上有一个小小的背景，也就是，法大的硕博论文在提交答辩之前，都须经过一个打假的程序。所以，有同学存在这种困惑也是可以理解的。
    
    杨玉圣教授回答这个问题的原话，我可能记得不是很精确了。这里只提供他就此问题所持的主要观点：一是，引用的部分应占据一篇论文的多少篇幅，并无具体的标准，关键在于如何运用；二是，英美国家的许多法学论文，其引用的部分往往占据了论文的大部分篇幅，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不存在创新了，实际上，通过注释对以往学说加以系统梳理本身就是一种贡献；三是，真正的知识创新非常困难，一篇论文有百分之十是属于自己的东西，那就了不起了。
    
    以上三点看法都非常在理。其实，只要我们明确了引用的目的之所在，就不再可能会去追问“多少个注释合适？”这样的问题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注释的多少，而在于注释所指向的逻辑和意义。
    
    此外，我认为引用材料还应注意这么几条原则：（1）必须是有效引用，很显然，引用是为了论证，如果是为了凑字数或为了追求某种世俗的装饰效果，那么这种引用的意义就非常之低了；（2）须将重心放在所引材料的组织和运用上，如果放弃了这种努力，论文的论点和论据将不能实现有效的融通，论文的格调也会因此而变得不甚统一；（3）不能仅仅是做引而不评的工作，如果使用材料只求引用而不予评论，那么写出来的论文充其量只是材料的简单堆砌，这种方法并不可取。

    2009年7月17日于法大研院

    郑谷晨，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研究生

   （编辑：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