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知远
“一艘古老破旧、正在遥遥欲坠的一等战舰”，在1793年觐见乾隆皇帝之旅失败之后，马戛尼在日记里不无轻蔑地这样形容中国，仅仅因为“能干而警觉的官员们侥幸地接过这艘破船，继续漂浮了150年，并靠其庞大的外观征服了邻国。”
和绅在1799年被处死，他惊人财产的暴露，最终证明，官员们即使看起来“能干而警觉”，但实质上却可能是“昏庸与腐败”。从1793年的会面，到1839年的林则徐销毁鸦片，这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色调似乎是晦暗不清的。它不再是一个所谓的“盛世”的继续，也没有进入近代的“悲剧”。身处这两个时代的统治者，嘉庆皇帝与道光皇帝，也缺乏多姿多彩的个性，为时代赋予特别的色彩。
“庞大的外观”既可能让邻国心生恐惧与敬意，也可能麻痹自己，即使内部已经溃烂，它可能仍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乾隆皇帝1799年去世之前，清帝国似乎看到了一连串胜利，1750年代，西部蒙古人被歼灭，塔里木盆地1760年被占领，1790至1792年对尼泊尔廓尔喀人的远征则标志着西藏终于牢牢地进入帝国的版图……
在历史坐标中，18世纪末时清政府的取得的成就是令人赞叹的，来自西北部蛮族的挑战自汉代以来就是中国的主要的难题，但是决定历史与王朝命运的因素却正在改变。中国的领土扩大了一倍，人口增加了一倍，欧洲人的到来——在哈佛的历史学家约瑟夫弗莱彻看来，这才是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三个关键因素，它们都在1800年时出现，尽管程度不同。在1839年之前的40年里，前两种因素为中国社会的管理带来了巨大的难度，而最后一种则使这种内部困境在1840年的那场小规模战争中暴露无遗。
出生于1746的洪亮吉是那个时代最敏锐的社会批评家，他的科举经历坎坷不定，直到44岁时，才中了进士。他的仕徒则乏善可陈，但是1793年他以《意言》为名的一系列札记，却在历史上留下了真正的痕迹。
1700年的1.5亿人口，增加到1800年的3亿，到底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洪亮吉很可能是最早理解与预见到人口增长给中国带来压力的人。在《治平篇》中，他发现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而田地、房屋“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
5年之后，远在英国的马尔萨斯在在《人口论》做出了类似的推断：“在一些国家，人口似乎受迫，及人们习惯了靠尽可能少的食品生存。在这样的国家一定曾有这样一些时期：人口不断增长，而生活资料却毫无增加。中国看起来符合这种描述。假如我们所得到的对它的描述可信的话，那么下层阶级的人民习惯于靠尽可能少的食物生存，并乐于食用欧洲工人宁死也不愿意吃的泛滥垃圾……这种境况下的国家必然会面临饥荒。”
马尔萨斯过分灰暗的描述，标志着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已彻底扭转，光明之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停滞的东方帝国。你可以驳斥他的饥荒预测是错的，因为自1800年至1850年，中国人口又增加了1.5亿，这是中国物质条件可以继续供养更多人的标志。
但只有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内部的人才会知道，匮乏与腐败如何令社会溃败。洪亮吉谈到了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又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
1795年在西北爆发了白莲教起义，像很多带有宗教性质的民间叛乱一样，起义的领导者以“拯救灵魂和治疗疾病”为宗旨，在一个经济、社会与政治状况最为恶劣的时刻，它具有蛊惑人心的魅力，直到1808年，它才最后被镇压下去。
在湖南与贵州的发生的大规模的苗民叛乱，则是另一起人口压力的导致社会动荡的案例。急于寻找更多耕地的贫困汉族人，开始掠夺苗族人的土地与生活资料，终于变得不可收拾。在人口涌入的地区，台湾、四川边界、广西山区，湖南与贵州的边界，总是充满了移民与本地族人的争端。
[NextPage]当底层人为了日常生活斗争时，作为精英阶层的读书人也不得不寻找新的发展道路。尽管人口增加了一倍，但是科举的名额，却并未获得同样的增加，名义上的官僚体系也未急剧扩大。越来越多的读书人，一心要摆脱平民生活，却难以获得他们期望获得的官方承认。过度竞争造就了清帝国的特殊政治形态“庇护制网络结构”的形成。私人关系，比任何时刻更决定了一个官员未来的前途，它使公共事务彻底变成了个人利益的延伸。即使在一个普通的县级官员的周围，都围绕着一批寻求保护与利益的助手与幕僚。到了19世纪中叶，人们会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这些新兴幕僚的作用。
表层的人事变化没有导致社会进步。嘉庆皇帝与他的忠心的仆从相信，只要将和绅所缔造的腐败官僚网络摧毁，就会带来清明盛世。但事实上，一个庇护网被消除了，新的庇护网会填补它的真空。官吏们，则仍像洪吉亮所说的“其间即有稍知自爱及实能为民计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为迂、以为拙、以为不善自为谋”。
面积倍增的疆域增加分裂的可能性，人口则带来难以化解的压力，但它们对中国的颠覆作用，似乎都没有外来者的到来更为显著。在整个19世纪的前三十年，整个欧洲都正为拿破仑战争及其后果所困扰，它们仍会派出使团来寻求贸易与合作，却无暇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东方市场。印度洋上的贸易网络继续扩大加深，茶叶源源不断地运出中国，而白银则被运入，头痛的英国商人发现鸦片是他们可以寻找到最有利的商品，但是东印度公司仍垄断着这项贸易。
在困顿的平静中，只有很少的人意识到陌生挑战的到来，漫长的盛世与腐朽，已造就了一个自满、麻木的中国精英阶层。在被不断赞誉的超过一个世纪的康乾盛世中，在物质繁华、人口递增的同时，也是一个对头脑和灵魂的屠杀时代，大规模的文字狱造就的恐怖，国家文化工程式的收买，让几代知识精英臣服或沉默。所以，当新的挑战到来时，精英阶层在头脑与灵魂里的溃败立刻转化成整个国家思考与行动的无能。昔日震慑人心的庞大规模，随即被证明是外强中干……
（编辑；杨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