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生泉
季羡林、任继愈两位大师的去世消息传出，悲恸之情实在难以言表。纪念和学习大师的学术思想和人格风范，我想还是从敬畏民意说起吧！
民意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在一般人看来，好像民意只是应该当官的才需要了解、尊重和敬畏，其他人，包括知识分子可以自己管自己研究、讲话，不要考虑民意，更不要说尊重和敬畏民意了。
然而，在季羡林和任继愈两位大师眼睛里，民意比天还大、比海还深、比宇宙天体的时间还长。以季老为例，他做北京大学副校长时，可以为一个殊不相识的新生在校园里默默无闻地看管行李长达一小时多；他对登门来访的客人，只要同意接待者，离开时他都会目送到对方离开他的视线为止。现在我们很多教授，不要说在校园里帮助新生看管行李这样的“掉份”的事情，就是下课时你求他在课堂里多留一会也很困难；至于你到他家去，离开时人还没有走远，“碰”的一记门声也让你吓得一身冷汗冒出。民意不是抽象的名词，也不是仅仅发表在论文中的夸夸其谈，有时它就是平常人的需要、热心人的相助、大家亲身传播开来的一个话题、一种期待、一片心灵渴望的绿洲！
在两位大师的影响中，一般老百姓对任老稍微有点陌生，但是就对民意的态度看，任老也是一位可敬可爱的长者和学者。根据《国学基本教材》主编叶匡政介绍，这套书从台湾引进到大陆，能使国学普及进入一个理性的时期，现在社会，出现了价值观真空，比如成功就是有钱，幸福就是赚很多钱；而《论语》中讲到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也是快乐；国学中的“德”，是维系社会的根本。教材将影响一代人，普及这套教材，将能够起到拨正混乱价值观、平息现代人浮躁的问题，让我们重新做回一个中国人(向善，兼顾集体，与自然保持和谐的关系……)。年过八十的国学大师任继愈老先生一针见血地说，“这种教材，大陆根本做不出来。”更令人感动的是，运作之初曾碰到民意资金的困难，但是任继愈斩钉截铁地坚持，并且表示：愿意凑一份钱，“我们自己来出”。
老百姓需要国学，可老百姓对那么多“国学大师”的演讲、签名和电视广告式的推销方式有些迷茫，在国学普及似乎热情多于理性的情况下，任老的态度就是一个无声的支持和尊重民意的最好表达——因为，只有他这样德高望重的学者才最合适担任国学的普及和宣传工作。民意，不仅需要表达，更需要提升和深化，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代表或帮助老百姓把这个任务完成。任老做到了。他不愧是民意的代表和形象。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季羡林先生对前往探望他的温总理深情地说道：“构建和谐社会，我认为，人的内心和谐是最重要的一种和谐”这个观点得到了总理的认可。实际上，在人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中，最重要的对手，可能不是自然的险恶，不是他人的不从，而是自身的内心不和谐、不科学、不全面。人家成暴发户了，我为什么不是？人家当大官了，我为什么不成？人家博士、教授、长江学者等头衔一大串，甚至妻妾成群、花天酒地，我为什么享受不到？发出这样的疑问，产生这样的困惑，肯定有客观原因；但是，个人内心失衡、从而导致不和谐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季羡林先生的话语，语言不多，但对民意的了解不可谓不深刻——敬畏民意，不是一味地迁就民意，而是对民意中隐含的、一般人难以体察的、而且可以提炼和改变的元素进行直言。先生的这个工作做得好，在国外也有很多知识分子在做这个工作。比如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就有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罗尔斯写过《正义论》，对美国当时危机四起的人权问题、种族问题、越战问题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尖锐的评析，特别是对民意的走向分析更是入木三分、一步到位，使纷纷唠唠的争论从无序走向有序，使杂乱无章的意见从眼前走向未来，民意由一个美国官方很头疼的问题，因为大师的参与和高见，变为不那么头疼和糟糕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民意的了解和传递上，有着和资本主义不同的制度和体制设计上的优越性，但是，在党和政府积极工作的基础上，光一个领导层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所以，罗尔斯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值得我们鉴戒的。在国内，目前能够和他这个层次旗鼓相当的，只有季羡林等少数大师的思想和学术水平。敬畏民意，我们需要向大师学习，我们更需要以大师为榜样。
作为文化学者，大师在出书、宣传自己学术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现在不少原本可以在治学、研究方面有所作为的人，因为各种因素而转到了行政岗位，所以出书的机会和资源更多了。对此，民意颇有议论和不满。任老是国家图书馆馆长，他想出书，特别是现在流行的出全集更是唾手可得。但他没有这样做，对此，他是这样认为的：“不出全集，是因为我自己从来不看别人的全集。即便是大家之作，除了少数专门的研究者，其他人哪能都看遍？所以，我想，我的全集也不会有人看。不出全集，免得浪费财力、物力，耽误人家的时间。”没有豪言壮语，没有铁骨箴言，只是一个平平淡淡、类似于老百姓日常闲聊的肺腑之言。有权不用，国家资源不用于个人认为是“无谓”（其实大多数人认为还是“有谓”）的领域，他在这个意义所代表的民意，不仅在文化上，而且也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的其它领域上，都是具有普遍价值的。
大师最敬畏民意，根源还是和他们的个人修养有关。任老说：“年轻人要有一点理想，甚至有一点幻想都不怕，不要太现实了，一个青年太现实了，没有出息。只顾眼前，缺乏理想，就没有发展前途。这个地方工资待遇1000元，那个地方待遇1200元，就奔了去，另有待遇更多的，再换工作岗位，不考虑工作性质，缺乏敬业精神，这很不好。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要有远大理想。”季老说：“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一个要我们敬业，一个要我们看见人生的不完满性，两个加在一起，肯定要超过一般数学意义上的“两”的内涵，民意也就有了在新的时期，在任老、季老这些老一辈国学大师去世之后面临的新挑战和新追求。
敬畏民意，大师已经为我们做了榜样，我们怎么办？值得深思……
（编辑：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