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恒

    我想之所以人们怀念季羡林，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在东方学或者大国学领域取得的成就，也不仅仅是他的智慧和勤奋，也不只是他的学术品格和个人品德。个人以为，更重要的是季羡林先生对普通人所产生的影响。

    这种影响或许难以明说，但是确实存在。在历史上，总是有一些人，你或许不了解他，你可能并不能懂得他们持有的观点，你也不能明白他们所著说的内容，但是你只要听到他的名字，就会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佩和尊重。而这种敬佩和尊重，也会反过来对你的行为和语言形成一种潜在的影响。比如胡适，比如傅斯年，比如储安平。

    每个人，在这些大师身上，都能找到自己想要找到的东西。钦佩其学识的人，能从他们身上汲取专业的营养；尊重其个人品德的人，能够在他们生活中，树立道德的坐标。甚至是对其一无所知的人，也能因其而产生一个模糊的远景和目标。

    周庆安说，我们之所以怀念季羡林，其实是在追忆一个大师辈起的年代；学习一种独立、自尊、诚实和执著的品行；怀念一个“以学术为业”的群体。他引用马克斯·韦伯的论断说，在失去了神圣性和价值统一性的世界上，以学术为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能够独立的思考。当然，所有的独立思考都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冷静的观察。因此，我们怀念季羡林。

    但是对于我来说，对于我这个对他一无所知的人来说，我之所以写这篇文字，不过是因为我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所产生的那个模糊的远景和目标。不过是因为我看到现实中，诸多不齿的现实正在这个老人远去的背后乱魔狂舞。

    所以，当我看到人们再次对范美忠祭起道德大棒的时候，我开始怀念季羡林。这个在个人品德为人所称许的老人，这个以其个人的品格为许多时评家所称颂的老人，是不是经常挥舞起道德的大棒呢？如果真的存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的话，季羡林先生肯定是站在那个比我们都高的制高点之上吧？他是否又因此而处处以道德对其他人进行批判？

    道德本来最应该是自省的层面，是自我要求和自我提高的内容。对其他人的道德批评不是不可以，但应该是谨慎再谨慎的。因为道德自身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在一个封闭的农村，异性当众接吻肯定是有违道德的，但是在开放的城市里，这种行为又是那么的自然而然。我们该用何种标准，改用谁的标准来做为其他人行为的道德衡量标准？

    我不知道。

    但是我模糊的知道，我们曾经经历过那样一个年代。在那个年代里，人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举起道德的大棒，打向一个又一个的文弱书生，知识分子。不单是季羡林老人，许多人在那个时代里被打倒，甚至被打死。而在曾经被我们用道德大棒打压过的老人去世后，我们为何还在一边怀念这个老人，另一边却又一再对其他人举起道德的大旗？

    所以，虽然我一再承认对季羡林老人一无所知，但是在读周庆安在怀念季羡林老人的文章中，还是触动很大。在这篇文中，作者有这样一句话：

    我们曾经有许多次机会向季老表达我们的敬意，我们也确实在许多场合向这位大师表达过敬意。但是当季羡林先生真的告别我们的时候，这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我们甚至会怀疑我们曾经表达敬意的真诚，以及老人接受敬意时的心情…

    是啊，在“面对晚辈做的错事和傻事，满脸宽容”的老人离世之后，我们到底为什么在怀念他呢？我们对他的怀念到底多少是出于内心的真诚呢？在怀念中，我们到底留下了些什么呢？

   （编辑：萧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