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辉

    以口述实录等为主的“历史叙述”成为当下的热点，而历史叙述如何才能接近历史真相？历史人物的丰富性如何还原？对历史叙述中的一些编造行为又当如何看待？

    自从今年2月份以来，我公开发表文章质疑文怀沙先生的年龄、入狱原因和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接下来章诒和女士的文章又写到黄苗子和冯亦代。黄苗子传记是我写的，冯亦代的日记是我整理出版的。幸与不幸，我都卷到了三个人物的漩涡当中。

    不管怎样，历史的叙述和历史的当事人，以及晚辈，参与历史叙述的人，都是其中的一部分。不论你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历史，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叙述历史，你最终都摆脱不了历史对我们现实的一些影响，而这种影响会伴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各种各样历史史料，包括档案、包括日记、书信等等，我们过去所见不到的东西陆续地公开，我们会更深地卷到历史的恩怨当中。我从事历史的叙述有接近30年的时间，我有这样的精神准备和思想准备———永远都不可能是一个全知全能者，但永远要把握自己的人生方向，要对历史有一个客观冷静的态度。

    大约30年前，当时中国刚从“文革”中走出来，我们在大学里上课是没有教材的，这个月在讲堂上讲彭德怀是反革命，下一个月可能就平反了。当时我在复旦大学听到从美国来的著名学者唐德刚先生演讲，讲历史应该怎样叙述和整理，他是李宗仁和胡适回忆录的整理者。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开了一个很好的窗口，知道历史是可以有多种渠道进行展示和叙述的。

    我后来写人物传记，一直到最近十年写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中国人物，其实我是想从文化界延伸到政治，把20世纪整个中国的历史打通，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个叙述方式。结合写作过程中，我自己多年的体验，我想谈谈我个人的体会。

    历史复杂性的几个案例

    我们过去接受的教科书教育，都是将人物脸谱化，要么好要么坏，要么伟大要么渺小，没有中间地带。实际上很多历史人物是非常复杂的，一些历史现象也是非常复杂的，要尽可能多地收集资料。1984年前后我当时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要写胡风集团，当时胡风集团还没有完全平反，很多地方是一个禁区。我就想趁老先生还健在时采访，让他们提供多一些资料，尽量多地收集。1984年开始，历经三四年的时间，我采访了几十个人，全国各地跑，还有查阅档案。

    做了三四年左右的准备工作，才开始写胡风集团。我在大学时认识了贾植芳先生，他是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判刑坐牢十几年，他对我写作和研究的方式有很深的影响。他提出看资料一定要看最初发表的版本，而不要看后来修改的版本，这样才能看出当时发表的一些状况和文学状况，而修改的进行参考，看为什么进行修改，从修改的背后看历史对当事人的一些影响。另外她告诉我们，做学术首先是要从资料收集入手，研究历史首先要找到每天活动的记录，从资料上才能把握一些现象。贾先生对历史有很清醒的认识，他最早提出胡风对毛泽东非常忠诚，乃至愚忠。贾先生认为我应该站在更高的历史角度看问题，要看明代、清代的文字狱是怎么制造的，历史永远是在重复的。他的这些建议对我来讲都非常重要，在写这本书时也是尽量多收集资料，尽量不受情绪感情的影响。

    这些左翼知识分子对党一直是非常忠诚的，他们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集团。有一些胡风事件的当事人也对我有意见，认为我真的把他们写成了一个集团，我认为这其实不是很重要，关键是写出历史的丰富性。

    还有沈从文和丁玲的关系，丁玲在80年代初写文章批评沈从文，说沈从文是一个胆小懦弱的人，所以他对30年代丁玲、胡也频等参加革命是害怕的。我们作为后辈也是将信将疑。1990年，我找出1933年的《国闻周报》和沈从文的《记丁玲》进行校勘，发现有一百多处的删节，有几千字。删节有两大内容，一个是对国民党当时的白色恐怖，对丁玲左翼运动的迫害的批评，言词是非常激烈的，还有就是对左联的批评。从删掉的部分看，沈从文不是一个胆小的人，他只是认为丁玲等人作为作家不应该参与政治，而是应该写小说，这才能够证明你的价值。而丁玲认为文学是第二位的，首先是要革命的。这实际上是人的观念的不同、思想取向的不同，而不是一个人有没有勇气、是不是勇敢或者懦弱的问题。

    再说一个人物，宋子文，我们过去的印象他就是，四大家族的代表人物，蒋家王朝就是以四大家族为核心的。2000年我开始研究美国《时代》周刊，我选择的课题是，哪些中国人物上过《时代》周刊封面。在1943年宋美龄上《时代》周刊封面时，有一个专版介绍，发了大概十几个人的照片，讲的是“蒋身边的人”，陈立夫、陈果夫、孔祥熙等，唯独没有宋子文。我发现，其实宋子文从1927年大革命到九·一八，和蒋介石一直是若即若离的，而且被西方人看作是国民党中最大的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最大的特点是反独裁，他对蒋介石的独裁和强权是持反对态度的。九·一八之后他是主张立即对日宣战的，很多观点与蒋介石不一样。1944年在美国驻中国使馆官员的回忆录里写到，曾经在中国有传言，以宋子文为核心的留美知识分子，取代以蒋介石为主的留日派。这是很复杂的关系，我们过去并不知道。

    写一个人物要尽可能地写出他的复杂性，尽量地立足于资料和多了解一些细节，来反映出人的性格和他在历史上的作用，讲述人的丰富性和独特性。 [NextPage]

    历史叙述要避免情绪化的表达

    在现实中我们写一篇散文，写得越感人越好，写历史也一样要感人，但是更要有真实性。叙述历史时不要被感情左右，研究历史更不要为个人倾向所左右。

    2002年，我在一个学术会议上，提出从对“母爱教育”的批判看红卫兵运动的形成。当年红卫兵运动的非理性、疯狂，打老师、与家长决裂、砸烂一切文物，我们要研究红卫兵为什么要表现出这种冷酷的情感。1963年的中国教育界进行过一场母爱教育的批判，起因是南京的小学教员斯霞，她是在教会学校出来的，她强调要以母爱对待儿童，让孩子们在快乐温暖中得到教育和成长。《人民教育》发表文章，认为母爱教育是资产阶级思想，是跟党的教育思想背道而驰的，要强调为党教育孩子，而不是为母爱教育孩子，应该以党的原则、党的思想来教育小学生。毛泽东在1962年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强调阶级斗争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主题，“母爱教育”批判也就成为教育界当时重要的事件。

    我这个观点刚刚提出，一个东北的教师出身的与会者，就和我吵起来。他说我们教师在“文革”中受到那么多迫害，现在你把责任全部推到教师身上。我说我谈这个问题，不是说老师造成了红卫兵，而是看历史形成的原因。在整个大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很多人既是受害者，同时可能也是参与者，这就是历史的形成，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我们在历史叙述时应该有冷静客观的态度，不要被个人的情感左右。情感是文学写作需要的，但我们在进行历史叙述时如果这样，很可能就不能够客观完整地把历史提供给读者，反倒不容易解读历史的复杂性了。[NextPage]

    正视历史叙述中的编造

    历史叙述中的编造，不仅限于中国，外国著作也有编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杨天石先生，对1985年出版的美国人迈可·考尔斯写的回忆录《迈可回顾》有过研究。考尔斯1942年随同美国当时的总统特使温德尔·威尔基访问重庆，考尔斯称宋美龄在重庆时与美国特使威尔基有过风流韵事，蒋介石带着士兵去捉奸。1986年香港明报翻译成中文发表，台湾的李敖的书用了这条材料，大陆出版的宋美龄传记也用了。

    杨天石先生做了很认真的考证，证明这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他把当年《大公报》的报道，美国特使威尔基每天的活动安排、工作记录、档案记录，和宋美龄单独的时间都没有超过20分钟。这些都是次要的，关键是美国特使的身份和宋美龄的身份，有没有可能发生？威尔基1940年和罗斯福竞争美国总统，罗斯福是民主党人，威尔基是共和党人。威尔基当时的政策是美国和中国要早日站在一起对付日本，后来竞选失败了。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罗斯福采取了对日宣战政策，就派来了一个一直主张和中国关系好的人来做特使。无论是从威尔基的地位，还是从时间的安排等方面，都不可能发生传记作者所说的事。历史的编造在很多的回忆录里都是存在的，就像是一定要有隐私的东西才会有卖点，回忆录中一定要有调料。

    其实在读老人的回忆录时，都要时刻提醒自己。前几天，我见到几位报纸的编辑，他们要请一些当年的革命者、红军战士来做回忆，他们说不知道该不该相信，因为他们说的都无法求证，只能是他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记录和发表。这里面肯定会存在一些不真实的东西。其中有时间上的原因，时间久了确实会记忆不清，因为60年前还是20岁的战士。还有是因为有些事当时有参与，但是参与不深，但是现在其他人都不在了，把这些事说到自己身上也没有关系。甚至这些事没有参与，经过这几十年的听来听去，就觉得自己真的做过了。这些都需要大家去花大力气去考证。

    我在90年代出版过一本《是是非非说周扬》。当时我想，写传记很难，就找不同的人，有他的亲戚、朋友，还有挨过周扬整的，还有周扬的部下，由不同的人来回忆周扬，有人说他好有人骂他，同样的事在不同的回忆里是不同的。我认为不同的回忆才是真实的，才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丰富一面。当然作为媒体来说，其实也没有责任要去做考证，但是媒体人肯定是不要轻易地相信。[NextPage]

    历史档案的挖掘与整理

    从80年代开始，我做了很多人物的回忆整理，写了一些传记，我也主编出版了很多回忆录。到目前为止我主编的书已经有200多本，基本上都是回忆录、传记、档案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就像前面所讲到的，对于口述回忆越来越不敢相信，目前来讲最可靠让你相信的，应该说就是历史档案。

    历史档案也是属于历史叙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把历史叙述基本上分为这么几类：回忆录、传记、口述实录和档案整理，当然还有一些史书的写作。

    回忆中有很多生动的细节，这些都只是参考，要真正进入当年的真相，档案的整理、公布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有很多禁区是与档案有关的。在档案没有公开之前，有很多的结论我们都不敢保证是可靠的。根据我的理解和做的工作，档案主要是日记、书信、档案记录、文献，甚至包括当年的一些新闻报道，我都把它归为档案、史料一类的，是当年的东西。当然，当年可能也有编造的东西，比如有的日记写出来就是为了公开发表，可信度就要打折扣的。但是有些日记是为了让自己不忘记，就是真实的记录，是一种备忘录，就是可信的。鲁迅日记就是鲁迅时代重要的档案。

    进入新千年之后，我把工作重点放在档案类的史料整理。目前为止我做过几套书，比如说与陈思和一起主编的“火凤凰丛书”，自己主编的“沧桑文丛”、“历史备忘书系”、“大象人物日记丛书”、“大象人物书简丛书”等等，日记书信类的大概出版有50本以上。其中包括“沧桑文丛”中冯亦代先生的《悔余日录》。这些东西的整理对于我们非常重要。就像蒋介石日记的公布，对于研究现代史是非常重要一样。

    还有一些是属于官方的重要档案，对于解读现当代史的重大事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中国来说，这方面还有待于推动。当然中国已经有了《档案法》，多少年内的档案可以公布，现在50年代的外交档案已经公布了，60年代的档案已经开始公布了，虽然是有选择性的公布，但是比没有公布要好。档案的公布对于史学家、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在历史档案面前，很多现当代史，甚至中国近代史的学者都是如履薄冰，可能第一天结论是如此，第二天就被推翻了。

    比如说，沈志华先生搜集到苏联解体后的共产国际的大量档案，就进行了有意义的研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关于中共在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的影响和作用。吴冷西先生在一本回忆录里讲到，中共代表团的刘少奇在莫斯科会见了匈牙利领导人，但是根据解密的档案，当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的时候，匈牙利代表团根本就没有到莫斯科去，匈牙利代表团到莫斯科是11月份，而当时中共代表团已经回到北京了。根据档案，吴冷西回忆录中的这一点是不准确的。而一两天的时间不同，是否见面，却对解读具体历史事件至关重要，可以看出中共在这个事件前后的态度转变和影响，这就是档案的重要性。

    档案的整理和挖掘，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毛泽东为什么要将胡风定性为反革命集团。1954年发生了“潘汉年事件”，这和“胡风事件”有没有关联呢？将胡风定为反革命集团的同时，就有了“肃反运动”，波及到所有民国时代与国民党有关系的公务员、教授等，我不知道毛泽东是看到胡风的材料后觉得问题很大要搞肃反，那就是胡风事件促成他搞肃反，还是因为潘汉年事件之后决定搞肃反运动，而胡风事件恰恰是契机，由文化事件入手来进行肃反运动呢？我们不清楚，而这些只有等未来档案的公布，才能够有一个清楚的解释。

    档案是至关重要的，档案的公布对于我们认识当事人的历史变迁、政治事件、文化事件的内幕都很重要，所以说我们要尽自己最大的力量，首先将民间档案能够整理的就整理，能够出版的就出版，这样才能够给人家一个清楚的了解。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想法和目的，在90年代我就鼓励冯亦代先生将日记整理出版，反映1960年前后知识分子、右派群体的活动状况，当然也包括他受组织之派将见到章伯钧的一些情况向上汇报。对于冯亦代先生能够同意我进行日记整理和公开出版，我是非常敬重、非常感动，我觉得一位老人能够将自己的这一段历史，用这样的形式告知于后人，那一代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做的，是要有很大勇气的。当时我在整理的时候，我前面写了一个整理的前言，我是这样说的：“冯亦代的这些日记，详尽地记录了他成为右派分子后的日常生活，包括人际交往、读书情况和心理活动。从文字看，颇为真实可信。陷入逆境后的痛苦，被改造者的无奈，依然强烈的求知欲望，对平等身份的企盼，紧紧交织地一起，凸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弱者的形象。同时，他在日记中还记录了与一批右派知识分子当年的往来情况，他们中间有费孝通、潘光旦、陈铭德、邓季惺、章伯钧、罗隆基、丁聪、储安平、浦熙修、董乐山等，这也就使《悔余日录》成为一个群体的生活片断的写照。今天看来，《悔余日录》无疑具有特殊的历史文献价值。它记录的是个人的生活与思想状况，但却从一个特殊角度呈现出被打入另册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历史窘状和精神脉络。这对于剖析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梳理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有着其他文本不可替代的作用，故加以整理予以出版。整理过程中除个别词句作者删去之外，基本保留原貌。”

    当事人的勇气是非常重要的，冯先生在1979年之后参与创办《读书》杂志，对于思想解放运动、对于我们30年来中国的人文思想的形成，包括我们这一代年轻学子当时的一些成长，应该说都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日记的整理就应该尽量保持原貌，吴祖光从1954年到1957年的日记，也是我整理出来的，除了家庭纠纷的个别词句，根据家属的建议删除之外，基本上都是完整的，非常真实，包括对拍摄梅兰芳的纪录片，从开始的敬仰到后来的有意见和反感，对苏联专家的批评，都是原封不动地出版，这是整理档案的一个原则。

    从我个人收集档案来讲，最大的收获还不是整理冯亦代日记，而是我自己90年代在潘家园收集到一箱的资料，本来这些资料不应该流出来，恰恰被我买到了，是当时50年代、60年代中国剧作家协会的一些个人档案，包括田汉、吴祖光等人的，最完整的是杜高先生的档案。杜高从1955年肃反开始就已经有了政审，就是1955年开始这些文人就被要求互相揭发，包括之后到“文革”期间关押、“文革”之后的释放。还有开会时给主持人写的小条子都在，当时我并没有想公开，只是想给当事人看。买到这个档案之后我非常兴奋，我给杜高看的时候，他一边看一边落泪。当时朋友揭发他的，他揭发别人的，他非常难过也非常激动。后来，我就说这种情况都是历史了，能不能把它整理出版。杜先生犹豫考虑了半天，最后说可以，我们原封不动地进行整理，包括对自己不利的内容。

    这本书整理出版为《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所谓原始文本，就一定是档案尽量不加任何删减，严格到卷宗的时间顺序和排列，这样档案才会有完整的面貌。杜高先生非常支持，而且他来参与整理，遇到问题他帮忙解答，在整理出版时我和他做了一个很长的对话，谈档案的背景以及他个人对历史的看法。我非常敬重杜高先生，他能够正视自己人生的阴暗面、在大的背景下被迫做的事，他觉得这是他个人的，也是他那一代人的真实写照。在“文革”期间被迫写检讨或者是检举揭发的，很多人不知道，这是一片历史空白，但是其实在1952年开始就有了写检讨和互相检举揭发，而1955年“胡风事件”之后就成了必须，知识分子和文人已经进入了不断检举揭发的循环当中。如果撇开环境，我们很容易得出简单化的结论，但是我们完整地看这些档案，就可以对这段历史，在这个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恐惧，就会有了深刻的理解，这样才会有深刻的同情。我佩服杜高的勇气，能够将这些历史的原始文本公开，档案的顺序、档案是哪一天写的、作者是谁，都是清清楚楚的。 [NextPage]

    假如档案的公布不能很清晰地提供，就失去了档案的意义。

    比如说聂绀弩刑事档案，我读寓真的报告文学得不出章诒和所下的结论。寓真引用的档案都是不明确的，他的报告文学写得也很虚，这些诗注释怎么进入档案的他也不知道。因此，我们就需要看到档案。了解这些事具体是哪些人做的，与聂绀弩入狱有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是非常重要的，寓真先生作为法院的院长，应该知道档案的法律效用。我是主张档案全部公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一些事情进行总结、归纳和分析，那个时候才会还原历史，那些时代这些人为什么这样做，这样做是主动还是被动。还有举报材料的厉害程度等等，涉及到个人道德的问题，涉及到组织原则的问题，都是需要我们具体分析。在档案没有公布之前，我们无法做这些研究，并进行评判。

    因此，寓真先生既然迈出了还原历史真相有积极意义的一步，那么我们有理由希望他将所掌握和依据的相关档案，按照档案公布的原则和规范性予以完整公开。

    拉拉杂杂讲这些，是从我个人的写作角度，情绪化写作、资料多样化问题、档案整理问题等等，谈这些想法，谢谢大家。
 
    （编辑：黄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