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博伊斯｜《我爱美国，美国爱我》（上）
约瑟夫·博伊斯｜《我爱美国，美国爱我》（下）
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德国著名艺术家，以雕塑为其主要创作形式。他在七十年代享受着政治预言者完美名誉的一位美术家。他作为雕塑家、事件美术家、“宗教头头”和幻想家，变成了后现代主义的欧洲美术世界中的最有影响的人物。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他那种具有以赛亚精神的仁慈性格。
在博伊斯看来，暴力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他反对以暴力去争取和平。而艺术则被他认为具有革命潜力，艺术创新是促进社会复兴的无害的乌托邦。博伊斯正是这样试图用艺术去重建一种信仰，重建人与人，人与物以及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
在1921年5月12日，波伊斯出生在德国莱茵河下游的克列弗尔德（Krefeld）。童年的家庭环境对波伊斯反叛、狂傲个性的产生有着重要的影响。博伊斯的父亲约瑟夫·贾科博（JesefJakob）在Rindern开了一家面粉饲料店，在30年代经济危机前，倒闭了一家乳酪厂。父亲的小业主身份对博伊斯的影响不大，他自称很小就得自立，自己照顾生活。所以他在高中毕业前一年，曾跟随一个马戏团去漂荡，专门打杂和喂养动物。后来被家人找回，重新复学。
1938年，波伊斯参加了希特勒青年团。1940年参军，波伊斯用此间12年的时间来任性的玩闹，乱里偷闲的接触到了影响他终生的雕塑家威廉·勒姆步鲁克和人智学家鲁道夫·施泰纳。1943年，波伊斯驾驶的飞机在轰炸苏联克里米亚地区的基姆防空基地时被敌方击落，舱内的战友当场丧命，而波伊斯则幸运的在颅骨、肋骨和四肢全部折断的情况下被当地的鞑靼人救了回来，并靠动物油脂、奶制品和毛毯恢复了健康。后来巡逻队找到了他，并将他强行带回了部队。在以后的战役中，他又四次受伤，并且得过几次最高英勇奖章，虽然这些“荣誉”同时都因为不听从命令而被撤消。1945年，带着切除了脾脏的身体和一枚金质伤员勋章，波伊斯在库克斯港被英军俘虏。从此结束了他的军人生涯。
1947年春天，波伊斯进入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学习。在风格和思想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相对完整的理念和艺术体系。早期的关注范围和阅读量为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得他在大学的学习中时常显示出学识的渊博和思想的深邃，令人们感到惊讶和钦佩，以至于当时还有人扬言夸赞他是第二个达芬奇。这种比较显然是不负责任的，并且是轻狂的。我们只能说，相对于《蒙娜丽莎》在文艺复兴时对于肖像画乃至整个时代艺术的贡献，博伊斯也确实创造出了标新立异、并且指引了后来艺术行动方向的概念艺术“社会雕塑”，以及波伊斯也一直在追随着达芬奇的脚步，将艺术与科学相结合；但他在艺术上所获得的声望远没有达到达芬奇的高度，况且作为先锋的状态，博伊斯的作品更为实验，具有提出问题的指导性，所以二人的艺术成就也无从科学客观的比较。波伊斯和学校的老师雕塑家艾瓦德·马塔耶出于艺术观念的相互欣赏却又相互怀疑原因，两者表面上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感情上却越发疏远。以至于在1958年，由于马塔耶的反对，博伊斯失去了成为美术学院教授的机会。但是反过来说，在与马塔耶简约主义艺术观念的不妥协中，博伊斯调整确立了自己对于自然主义艺术观念的吸收。并在与同班同学艾尔温·黑里希的共同工作中培养了他对特殊材料特性的准确把握和敏感。所以无论是观念还是手段，大学的生活都对波伊斯至关重要。
1954年博伊斯从大学毕业，但是此时的他似乎并不具备面对社会生活的能力，最大的难题就是他在毕业后面临着失业，并且遭受了失恋的打击。大学毕业前后的这段时间，凡·格林腾兄弟资助他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展览，并且颇受成效。但这些展览的作用仅仅是扩大了波伊斯的声誉，而并没有给他任何实质性的好处，甚至在这些声誉中，人们对于波伊斯的态度依然是怀疑、不予以肯定的。此时雪上加霜的是,他那位在邮局工作的未婚妻又将订婚戒指还给了他。失落的波伊斯严重的陷入了自闭症的深渊，他开始像每一个老套的爱情故事中的失恋者一样自暴自弃，每天抽60至80只烟，并且把自己圈在一个木头箱子里，企图完全封闭自己。这种荒唐、残酷又懦弱的状态在维持了将近两年后，他被格林腾兄弟送到了他们母亲的凡·德·格林腾农场进行调整治疗。最终波伊斯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温情浪漫的转型，像每一个老套的喜剧故事中失败者的结局一样摧枯拉朽、容光焕发。至于这个转型的过程，我只引用凡·格林腾夫人对博伊斯的一段谈话：“你可能认为我的生活里完全是阳光灿烂，其实，除了农活，我也有很多的忧愁困苦。就在我的丈夫不幸去世的时候，我还得去挤奶、喂猪。这就是责任，有责任就不能不管，就一定得履行。你也得这么想，人活在世上都要尽责任，如果你有了这种责任感，其他事情就会迎刃而解了。”这种对于责任的追求与波伊斯心理早已根深蒂固的英雄情结产生了巨大的共鸣，在这次谈话后不久波伊斯就离开了农场，并且开始大刀阔斧的、具有规模的进行他的艺术尝试。更加富有戏剧性的是，当波伊斯离开农场，向格林腾夫人告别时，格林腾夫人叮嘱他道：“这个世界上帮助我们的有很多——不止是人。”她的这句话鬼使神差的为波伊斯后来的艺术观念作出了最通俗的注脚——即关注人以外、又与人具有平行性发展关系的物种，以及这些物种与人之间可以类比的关系，从而辨证的强调人，以及人的生存环境。1959年，在一次舞会的相识后，他和动物学教授的女儿艾娃·汪姆芭结了婚。离开农场后博伊斯回到了学校，并且开始有规模的逐步进行艺术上的探索。1967年，波伊斯以极端民主的态度建立起“德国学生党”，并在扩大了自己影响的同时于1972年被开除，直到1978年他才在学生的声援中恢复了教授的地位。这期间的6年他在国内外进行了一系列的作品展览，得到了世界性的声望。这些声望直到今天依然显赫，只是他在1986年就结束了生命。
博伊斯的众多作品如《油脂椅》、《驮包》、《奥斯威辛圣骨箱》等等，可以看出他的创作材料大多为动物、毛毡、油脂、蜂蜜等等，这些废弃的材料看上去都是从遭受创伤的国家废虚里提取的。用这些材料，特别是毛毡和动物油脂，博伊斯营造了一种脆弱的气氛，容易引起一种悲怆的历史回忆。他的可怕的《奥斯威辛圣骨箱》便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在玻璃盒中，有这样一批物体：一个破电热盘中的几块脂肪、腐朽的腊肠，象是模仿马槽中的基督的一只躺在干草桶中的干瘪死老鼠、一幅有密集的碉堡的集中营雕刻和一个小孩的素描，除此之外，再无其它物品。这就象是从历史记录中取出的画面，充满了悲凉的感觉。
作为一个政治美术家，博伊斯喜欢一种无所不包的和隐喻的含糊笼统，因而他的作品充满了隐喻。在《奥斯威辛圣骨箱》这件作品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离奇古怪的场景：破电热盘中的几块脂肪、腐朽的腊肠同死老鼠以及小孩、有密集碉堡的集中营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呢？在这其中隐藏了一种信仰，那只像是模仿马槽中的基督的干瘪死老鼠，象征着灵魂的化身，正如博伊斯所说：“马、牡鹿和野兔等动物的形象总是不断出现这些形象自由地额从一个存在的层面穿行到另一个存在层面，它象征着灵魂的化身，或与各种宗教有关的精神存在的世俗形式。”食物同死老鼠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既然有食物又为什么会有死亡呢？可见饥饿不是造成死亡的原因，正是战争导致了一切，那有密集碉堡的集中营不正回答了这一问题吗？在这里博伊斯用艺术再现了暴力造成的后果，他呼唤和平，呼唤被物质利益所蒙蔽了的良心，在他认为只有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关系才会迎来真正的和平。
博伊斯曾说过：艺术要生存下去，也只有向上和神和天使，向下和动物和土地连结为一体时，才可能有出路。”他认为人应该保护大自然，并与动物结为一体。博伊斯始终认为作为黄教僧的美术家和作为图腾的动物之间有一种特殊关系，他表现这种信仰的最著名的形象是1965年的事件作品《如何向死兔子解释图画》。 在创作时，博伊斯坐在一间空屋里，周围是熟悉的感觉介质：脂肪、铁丝和木料，他的头上涂了蜂蜜，脸上覆盖着金箔，使他看上去更象一个巫师，一个用创造奇迹，为充满了贪婪和暴力的邪恶世界带来了温暖的救世主。博伊斯头涂蜂蜜，怀抱死野兔，这正暗示了他向上和神，向下和动物和地已连结为一体。此外，蜜蜂是勤劳的象征，它们从不随意蛰人，是和平的拥护者，博伊斯认为人应该学会蜜蜂的勤劳，热爱和平，而不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取不正当的利益。
博伊斯作为一个创造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形象的发明家，和把这些形象贯穿起来的装配家，在欧洲是无人能敌的。他用他那独特的方式向人们“传道”，正如耶稣当年传道一样：“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当爱人如己。”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