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曼发言，世界倾听。
前任经济学家、现在的公共知识分子克鲁格曼对中国经济发出悲观预言，中国经济遇上了大麻烦。克鲁格曼唱衰中国经济并非一天，这次预言尤其明确，他并没有说中国经济崩溃，而是说遇上了大麻烦，并且拖累全球经济复苏步伐。
虽然在克氏之前，已有N多经济学家发出了悲观得多的预言，但克鲁格曼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身份、对于东南亚经济泡沫的精准预测，使他的预测有不同凡响之效。
克氏的预言基于两点：中国出现刘易斯拐点，农村剩余劳动力匮乏导致成本上升；消费支出不足无法弥补投资下降缺口，投资与消费严重不平衡，无法带动经济向健康方向发展。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克鲁格曼对东南亚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做过详尽的研究，但在预言中国经济时，却没有下这般的苦功。
克氏引用的两组数据质量不高，剩余劳动力是否急剧消失，在学界存在极大的争论，暂且不论，中国劳动力总体而言还未处于匮乏期，国企普遍存在人浮于事的现象，城管与小商贩之间的普遍争斗，以及城市街边随处可见的闲散年轻人，显示与计划经济时期相同的普遍的隐性失业，就业与工作之间存在严重不匹配。
中国的消费数据质量不高。目前有一派观点认为，中国消费存在普遍低估现象，其中以复旦大学张军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朱天两位教授的研究较为深入，中国消费率太低的流行观点，基于错误的理论和对官方统计数据的肤浅的理解之上。需求并不必然驱动增长，官方统计数据大大低估了中国的消费水平。中国真实的消费率应该比官方公布的数据高10到15个百分点，达到GDP的60%到65%，对于快速增长的经济体而言，是一个正常的也是理想的比例，居住消费与私人消费由于发票、纳税种种原因，被大幅低估。
除了消费低估之外，消费升级太慢是消费不振的重要原因。中国特点是人口众多，不同地区、群体之间贫富差距分化严重，当国内消费品无法满足需要时，先富阶层将消费目光转向全球，韩亚航空等公司就是中国教育消费外流的见证公司，而温哥华、洛杉矶等城市，则见证了中国房哥房姐们的购买力。解决中国消费增长，需要培育中产阶层、提升中国消费品等级，去除三聚氰胺阴影。
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并非劳动力人数下降、消费下降，而是劳动力未受足够的培训，太多的低效企业占据了过多资源、消费品质不高、贫富差距过大的结果。这些结构性问题寄生于经济体制内部，并不是靠放开生育管制、撒钱刺激消费能够解决。克鲁格曼的悲观证据是错误的，论证并不充分。
与克鲁格曼的悲剧预言几乎同时，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作出了颇有自信的发言。在20日结束的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针对欧美国家中国经济放缓的担忧，楼继伟表示：“我们今年的经济增长如果按GDP算，没有去年高。但是我们新增的就业比去年还多。所以这次会上，其他的财长们都很担心，也很期望中国的经济是不是能增长得再快一点。我告诉他们，你们别想。我们觉得我们的就业很好就非常舒服了。你们自己的功课要自己去完成。”
今年上半年，中国新增城镇就业732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38万人，这主要是得益于服务业就业增长较快。同时，上半年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9%，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经济结构在发生积极变化。楼继伟说：“我们的就业不错、服务业也不错，我们看到我们的发电量和用电量增长了大概4%左右。但是我们看到其中服务业用电量增加了8%。我们看到投资还不弱，但是我们看到服务业的投资更强，这说明活力在增强。所以总体上来说，我(对中国经济)是非常有信心的。”
经济增速下降而失业率维持在可以接受的水平，这是中国政府允许经济放缓的基础。处于关键转型期的国家，对于数据的真实性、以及正在发生的变化应有清晰的认知。即使聪明如克鲁格曼，试图从外部观察庞杂的经济体，也会遭遇数据与逻辑陷阱；即使冷静如财政部长，也无法挽救垂危的周期性企业，对于尾大不掉的低效企业束手无策。
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企业赢利能力下降，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就业项让人担忧，但总体就业率并未下降，无数个未经统计的劳动者在理发店、城市居民的家中工作；中国一方面大城市房价大幅上升，另一方面鄂尔多斯、神木等地泡沫纷纷崩溃，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家庭，消费能力截然不同。上述纷扰的经济现象显示，劳动力正在离开制造业，制造业赢利下降，而服务业蒸蒸日上。转型时期的牺牲者，获益者，呼之欲出。
没有人能够忽视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更没有人忽视中国经济板块中存在的弊端，行政垄断，世袭就业，中国就如同被饿狼追逐的行人，只有加速向市场方向推进，才能避免被吞噬的恶运。
现在说悲观与乐观为时过早，等待改革举措，以及为未来十个定基调的三中全会，看催生的是黑暗的能量，还是光明的能量。
（编辑：陈家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