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的中国摄影评论家和摄影师比较强调责任感与批判性，他们向往着像公共知识分子那样，能够拥有言论世事的话语权，为民立言、为民请命，但在这样的大旗下，往往隐藏着一种自以为是与自命不凡。

　　不妨让我们听听被称为欧洲公共知识分子的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是怎么说的吧，此公享誉世界，身兼哲学家、史学家、评论家、符号学家和小说家等多重身份，他觉得知识分子的首要义务是在无能为力时闭嘴，把发言权交给那些真正有发言能力的人。

　　翁贝托-埃科认为：“只有在一种情况下，知识分子才能在事件发生的过程中起到独特的作用，即当某种严重的灾难即将降临，而其他人都还浑然不觉时。只有在这种情形下，知识分子的一声呐喊才能起到警示作用。当然了，在这种危机关头，不光是知识分子，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如管道工，也能拉响警报，但知识分子的知名度显然能让这种呐喊受到更多人的关注。话说回来，这一切都只是在众人皆醉我独醒时才成立。倘若所有人都对某问题有了清醒的认识，那么与其白费心思地（阐述那些连看门老头都明白的道理）去填充报纸和杂志的版面，知识分子们最好还是把那些空间让出来，留给其他人去讨论更为紧要的问题吧。此时此刻，知识分子需要做的，就是尽到一个普通的公民应尽的义务而已。”

　　我坚信翁贝托-埃科并没有忘记和推卸知识分子的责任，我也愿意相信人们可以因为广泛的摄影实践和阅读而逐渐成为善于思索、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主体，人们以何种姿态的存在，很大程度决定了社会未来的面貌。

　　请注意埃科上述这段话里面的“倘若所有人都对某问题有了清醒的认识” 这一句，这其实是在提醒我们正视如今不容回避的文化环境——发达的大众传媒体系。形形色色的影视报刊，互联网上眼花缭乱的各种网站和博客、微博，这一切时刻簇拥在摄影周围，以快速传播和海量信息见长，其广度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在此情形下，我们有什么理由低估普通民众的清醒认识程度呢？而摄影师则应该认真考虑，“倘若所有人都对某问题有了清醒的认识”，他们还能呈现出哪些有价值的内容？

　　摄影的职责不是单纯地记录生活表象，不是满足于制作一份社会学文献。大众传媒向人们提供五花八门的消息，人们的文化感官得到了有效的扩展和延长；但是，大众传媒也可能形成遮蔽，对于大多数人说来，世界仿佛就是大众传媒所展示的那样，没有进入大众传媒的事件犹如没有发生。摄影师必须敏锐地觉察这种遮蔽，注重挖掘大众传媒之外世界的存在状态。摄影具有自己的聚焦和重点，摄影不追求时效，数十年、数百年乃至更长的时间之后，摄影的聚焦和重点仍然可能意义非凡。许多时候，这即是摄影存在的理由。

　　大众传媒孕育、生产了各种前所未有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对于摄影说来，这既是启示，也是挤压。如此的形势要求摄影师再度掂量手中的相机：哪些方面是图像的擅长，哪些方面需要弃旧创新。跻身于发达的大众传媒体系，摄影的自觉是摄影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前提。

　　（编辑：刘颖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