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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宏杰:我要做一个伟大的摄影师

2015-03-20 09:24:54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马宏杰

   

  2015年3月17日,言几又书店里出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一只穿着黄色亮片裙的小猴子,双手捧着摄影师马宏杰新作《最后的耍猴人》,温顺地坐在耍猴人老杨的膝上。

  该书为作者马宏杰在12年间,跟拍中国耍猴人大本营之一——河南新野的耍猴人在全中国及中国边境地区行走江湖的故事。马宏杰跟着耍猴人一起在全国四处游走,一起扒火车,一起卖艺,和猴子一起在外面打地铺睡觉,记录耍猴人结婚生子、云游海外、上当受骗、倾家荡产、被刑拘的各种离奇遭遇,从一个特殊的群体反映了当代中国的现状与变化,是一部史诗级别的人文摄影纪实作品。

  杨锦麟曾作为凤凰卫视《走读大中华》节目的主持人,跟随马宏杰记录的河南新野耍猴人,在江西余干近距离跟拍记录。他评价马宏杰:“我知道他的每一次跟拍、记录,几乎都是在燃烧生命的一部分去完成,他的记录对象,几乎都是社会最底层、最贫困、最无助的个体和人群。他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但他选择了最难的。也因为最难,才会有如此的灿烂和精彩。”

  “这辈子就这么混下去了?我不能干这个。”

  1983年,在靠相机谋生之前,马宏杰是名一线工人。他“在玻璃厂切切玻璃,或者把拖拉机的零件放到车床上转一转”,每天的工作既机械又繁琐,月薪一百零四块钱。当时一个胶卷售价二十元,他费力计算购买胶卷和冲洗的成本,发现每个月只能拍一两卷照片。

  “真的挺不容易的。但我就不安分,我这辈子就这么混下去了?社会最底层了,被剥削得很厉害,不停扣你工资。”马宏杰说。他觉得不行:“我不能干这个,我不能持续下去,将来叫我儿子看到他爹就只是一个搬石头的工人。”于是开始自学摄影。

  改革开放后,函授课程增多,新闻学、摄影学都有相应的函授课程。马宏杰一边读函授教材,一边在田间地头、车间马路寻找题材。“那时候拍单张黑白的人像照和活动照,拍完就去投稿,发表以后再摸索什么照片能被选用。先后给报社、杂志社都投过,从国内投到国外,就这么走上了摄影这条路。”

  摄影从兴趣转换为内心深处的热爱,他开始接触到摄影大师的作品:“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拍淘金者,很人文关怀。捷克摄影师约瑟夫·寇德卡,说不好听点,他用贼的方式,像贼一样拍出人内心世界的狡黠。大家,那真是拍得好。”在新作《最后的耍猴人》前言里,他写一次最强烈的震撼:《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上有一组“喜马拉雅采蜜人”图片,让他震惊,原来摄影师还能用如此罕见的视角,传播人类的生存精神。他决定也要做这样的摄影师。

  他义无反顾从工厂辞职,他相信,自己完全可以走出一条自己的路。20世纪90年代,他开始大量拍摄专题图片,一年时间里,拍光了两千多个胶卷。

  “你一个摄影记者,你有什么能力?”

  1994年开始,他先后在经济类报纸和法制类报纸做摄影记者,本想通过镜头给予那些祈求正义的人一些关注,从而化解社会矛盾,却无力地发现自己的力量竟然如此渺小。

  “县长和县委书记,拿到中央拨发的1.4亿扶贫款。怎么花呢?把村长们都找来说要报项目。村长就明白了,报告说我们村建了一个机械厂、一个养鸡场、一个砖厂、一个香菇厂,然后扶贫款就说是这么用出去了,没了。没了以后有人来告,告了以后我们就去查。夜里三点钟接头,我拿到他们村财政局的账本,按照村里报上来的项目一个个去查,结果发现什么工厂都没建,扶贫款全都被县长、县委书记拿走了,完了给村长点好处。这多可怕。”

  他后来干不下去了,内心非常痛苦,那些他根本无力承担的责任时刻在折磨着他。“老百姓来了,跪在那儿哭。村长贪污了全村的钱。但是不能报,不能管。你一个摄影记者,你能承担改变社会的责任吗?你有什么能力?”

  他开始意识到,在中国,有些事情是他这样的摄影记者解决不了的。他开始寻找另一种记录方式,拍摄题材转向人文故事,记录常见的百姓生活场景,希望观者能从这些本真而平凡的图片中,品味普通人的生存状态。

  通过应聘《中国国家地理》的图片编辑和摄影师职位,马宏杰来到了北京。“2004年3月1日,坐火车来的。我当时还不了解这个杂志,但是我想,我要做一个伟大的摄影师。”他语气笃定。

  “以现在的阅历,没有我做不到的。”

  《中国国家地理》为马宏杰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平台,他的镜头开始遍及大江南北。每到一处,完成工作任务后,他总要额外再拍摄当地人的生存状态。而诸如《西部招妻》和《最后的耍猴人》这样的长期题材,他也一直在跟踪拍摄。

  摄影师和图片编辑的双重身份给了他极强的专业性,既能运用编辑思路分析最终呈现效果,又能以摄影师的敏感捕捉现场的信息。他亲自给《最后的耍猴人》媒体见面会设计摄影展览墙,指着像是棚拍作品的人像和猴像说:“把人像放到一米大,再把单独的猴子照片也放到一米大。两张放在一起,猴子和人一样大的时候,那视觉震撼力就跟书上的插图不一样。”

  说起未来的作品计划,他自信满满:“有一本画册《中国人的家当》,在中国每个省都拍摄了一户人家,讲述他们的故事,配上十万字篇幅的解说。还有一本写中国南海问题的书,资料齐全,就差动手写了。空中、岛上、海下的照片,以及对相关专家、渔民的采访资料都有。南海有很多故事,我连续去了六年,曾经在海上坐着渔船漂了27天。写出来一定会受人关注。”

  说起即将赴上海参加《一席》录制,他透露自己也在组建视频团队,希望借助视频传播中国人文地理和地方风物:“我希望能让人看到中国有那么多精彩的东西,有那么多值得让世人关注的精彩影像。不管是视频还是照片,都能做得到,只是好像没有人去做,或者只做到了皮毛。我都想好了,一部片子就能让它好。以现在的阅历和人脉关系,没有我做不到的,就是筹建团队和资金的问题。”

  “我是一个比较活跃,比较不安于现状的人。人就得有一个自己的人生规划。我是天生叛逆,天生就喜欢折腾一些事儿。”那个二十岁时就端起相机的年轻人,似乎永远也不会放下自己按动快门的手指。

  (编辑:刘颖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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